而在中国之外，各国媒体的反应来得同样快。
美联社用了最典型的通讯社口吻：
“来自中国的21岁歌手、导演郑辉成为本届格莱美最大赢家之一。
他以一张兼具商业爆发力与摇滚侵略性的英文专辑，横扫摇滚类主要奖项，并夺得最佳新人与年度制作，成为今夜最不可忽视的名字。”
《洛杉矶时报》的标题更像评论：《不是“来自中国的惊喜”，而是世界级的胜利者》
文章里写得很直接：很多美国主流听众原本只是因为《爆裂鼓手》和戛纳神话记住了郑辉。
但今晚之后，他们必须承认，这不是一个会拍电影的歌手，而是一个真正意义上能够定义流行文化事件的明星。
《Billboard》则从市场角度切入，连夜发出长文分析。
“郑辉的胜利，标志着全球音乐工业的重心正在真正意义上从本土制造，本土消费走向跨文化高强度输出。
他不是靠稀奇身份获得关注，而是靠一张能打的专辑，闯进了最核心的美国市场。”
《滚石》：
“如果说Eminem代表的是美国内部的愤怒与撕裂，那么郑辉这张专辑代表的，是更具国际尺度的压迫感与重生感。他把摇滚唱成了现代工业社会的警报。”
英国《卫报》用了一个颇有文学感的标题：《从戛纳鼓点到格莱美留声机，一个东方年轻人的二次征服》
法国《费加罗报》显然更偏爱他的电影身份，称他是“在镜头与麦克风之间自由切换的怪物型天才”。
德国《明镜周刊》则用了最德国的方式，从技术层面夸他，说《Radioactive》拿年度制作，并不是情绪性投票，而是声音设计与能量结构真正完成了突破。
日本那边反应尤其快。
《朝日新闻》晚上加刊，《读卖新闻》网站首页置顶，Oricon更是直接把标题写成：《世界乐坛进入“郑辉时代”？》
日本评论人已经开始敏感起来，对于郑辉的报道不像前面那样一味吹捧。
说白了，他们怕。
怕这个中国年轻人一旦真打入全球市场，亚洲流行音乐未来的话语权会被改写。
韩国媒体那边则带着点复杂。
《东亚日报》称他为亚洲流行音乐人从未抵达过的高度，《朝鲜日报》则在报道里强调这是一个很难靠偶像工业复制的人。
港台媒体的反应最有意思。
香港《大公报》：《郑辉勇夺七项格莱美，华语乐坛历史性一夜》
《东方日报》标题依旧夸张：《七奖封王！郑辉杀穿美国乐坛》
《苹果日报》则一半在夸，一半不忘阴阳怪气地拱火：
《横扫格莱美却失落年度专辑，郑辉离“完美之夜”仍差一步》
可不管它怎么写，字里行间那股压不住的震惊，谁都看得出来。
台湾那边，《联合报》说得最酸也最复杂。
“政治边界挡不住作品的传播力。即便此前因言论风波在台湾承受争议，郑辉依旧以七座格莱美奖杯，完成了华语音乐人最强的一次国际破局。”
《中时》相对直接：“不管你喜不喜欢他，这一夜之后，都得承认他是华语第一人，不管是现在，还是以前。”
至于内地报纸，第二天更是全面铺开。
《人民日报》文艺版：《郑辉获七项格莱美奖，中国流行音乐国际传播取得新突破》
《光明日报》评论版：“作品是最有力的通行证。”
《京城青年报》直接拿了他举起奖杯的照片做头版半幅。
《南方都市报》：《七个！郑辉把留声机搬回来了》
从官媒到都市报，从文艺版到财经版，这已经不是单纯的娱乐圈新闻。
一个中国年轻人，在最强势的美国主流奖项里拿下七座奖杯，这件事在2001年的象征意义，太大了。
……
第二天中午，洛杉矶的阳光很好。
郑辉难得睡了个稍长一点的觉，醒来的时候已经快十一点。
何岩把今天的行程拿了进来。
“辉哥，下午一点，崔健老师约了你，在酒店楼下咖啡厅。”
“嗯。”
“另外，环球那边还问你要不要接受《时代周刊》一个补充专访。”
“往后排。”
“好。”
一点整，郑辉下楼。
咖啡厅靠窗的位置已经坐着一个人，郑辉走过去。
“崔老师。”
崔健抬头，起身跟他握手。
“恭喜，昨天看你拿奖，真替你高兴。”
“谢谢。”
两人坐下，点了咖啡，先聊了几句轻松的。
聊昨晚现场，聊美国观众的反应，聊那首《Hall of Fame》的表演，聊到最后，崔健看着他，终于把话题拐进了正题。
“其实我今天找你，不光是想当面说句恭喜。”
“哦，那还有什么事吗？”郑辉问道。
崔健没绕圈子：“我一直有个问题想问你。”
“您说。”
“你明明能写出那么好的摇滚专辑，甚至硬一点的、再狠一点的，我都听得出来，你完全做得到。”
崔健看着他：“那你为什么在国内不多写这种？甚至写几首真正的硬摇滚，我觉得你能写出来，而且会比很多人写得更好。”
郑辉思索几秒后，盯着对方说道：“我说了，可能会冒犯到您。”
崔健愣了一下，眼神里流露出明显的诧异。
他知道眼前这年轻人待人接物向来温吞平和，极少有锋芒毕露的时候。
能让这样一个温和的人提前打出冒犯的预防针，接下来的观点得有多尖锐？
崔健反倒被激起了兴趣：“你能说出多冒犯我的话？没事，你直说。”
郑辉认真地看着他：“确定要听？”
“确定。”
“好。”
郑辉说道：
“那我先说个最简单的，很多人都把摇滚当成一种乐器风格，当成失真吉他、鼓点、呐喊、皮衣、长发。可在我看来，那些都不是根。”
“根是什么？根是生活本身。”
郑辉继续道：“蓝调，您比我懂得多。可蓝调到底是什么？
它不是先有和弦，再有蓝调。是先有种植园，先有鞭子，先有黑人在地里、在隔离制度里，今天下工都不知道明天还能不能活，才有了那种音乐。”
“朋克也是一样。七十年代的英国，经济衰退，工厂倒闭，青年失业率高得吓人。
那些年轻人没什么前途可言，没有什么温柔的社会缓冲，他们去的是失业救济办公室排长队，不是去上什么人生课。
Iggy Pop那种自残式的表演，不是行为艺术，是绝望嚎叫。”
郑辉看着崔健：“垃圾摇滚，科特·柯本在《Something In The Way》里唱‘Underneath the bridge， the tarp has sprung a leak’，桥底下，防水布漏了。
这句话不是文学修辞，那是西雅图真实存在的无家可归者景象。”
他顿了一下，才总结说到道：“蓝调不是先出来的旋律，是锁链先出来的。”
“朋克不是先出来的发型，是失业先出来的。”
“垃圾摇滚不是先出来的脏衣服，是桥洞先出来的。”
咖啡厅里很安静。
窗外阳光很好，可桌上那点阴影却好像慢慢压了下来。
崔健看着他，眼神第一次有了点变化。
郑辉继续说道：“您出国来欧美，去过唐人街以外的地方吗？”
崔健一怔，然后回答：“去过。”
“那您去过真正的贫民窟吗？”
郑辉问：“去过那些一到晚上警察都不想进去的街区吗？
去过那些高架桥底下、仓库后面、垃圾箱边上，成排睡着人的地方吗？去跟那些流浪汉聊过吗？”
崔健没立刻答。
郑辉也没逼他，只是继续往下说。
“欧美有一种制度设计，或者说，一种社会现实。
你今天可能衣着光鲜，读过大学，有份不错的工作，但明天一个意外，车祸、失业、破产、酗酒、药物、离婚…你掉下去就是掉下去了。
很快就会流落街头，再过几年，人可能就没了。”
“所以这里天然有摇滚生存的土壤。”
“他们需要这种东西来发泄，来喊，来砸，来宣泄那种‘不知道明天会不会轮到自己’的焦虑和恐惧。”
“摇滚在这里，是止痛药。”
郑辉顿了顿，接着说道：
“可中国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