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广陵医典》，也同华佗的医书一样，经过刻录之后，供所有来访者阅览与抄录。
这一举措，无异于在一片沉寂的湖水中投入一块巨石！
对于所有医者而言，广陵医馆已经成为了全年无休、汇聚杏林精英的行业高峰论坛。
而且若是能在《广陵医典》这部影响力与日俱增的典籍中，留下自己的名字与见解，不仅可以瞬间扬名江淮，更有可能名留青史，被后世医家所铭记。
由此，也悄然催生了一种微妙的“囚徒困境”。
这年月的行医之人，手中大多攥着一两手代代相传、秘不示人的独门传承，只会传于子孙或亲信弟子。
可随着前来交流的医者越来越多，有不少人惊愕地发现，自己视若身家性命的“独门绝技”，竟和别人“撞车”了。
时常有人前脚还在犹豫要不要拿出看家本领，后脚便发现一个配伍相近、疗效相仿的验方，早已被他人抢先公布，还堂而皇之地署上了名字。
这对他们而言，不仅意味着自己苦心守护的“独门”优势荡然无存，甚至连扬名立万的机会也一并错失了，不亚于晴天霹雳！
于是乎，无论最初是抱着分享交流的善意，还是出于不甘落后的竞争心理，亦或是担心自家秘方“贬值”而抢先“注册”署名，越来越多的医者最终选择了放下门户之见，将手中的“干货”贡献了出来。
广陵医馆的学术交流，就在这套制度的巧妙引导下，开始形成了一种正向循环。
值得一提的是，华佗这部引发轰动的《玉函经》，书名乃是由张昀所取。
起初张昀是百般推辞，不愿掠人之美，可华佗却是执意如此。这倒并非是他单纯感念张昀的资助，更主要的原因是，《玉函经》第一卷中，华佗本人的行医经验总结，所占篇幅尚不足一半。
其余大部分的内容，皆是他在与张昀深入探讨后，将对方提出的种种前所未闻、却又逻辑自洽、且极具启发性的观点，结合着自己数十年的临床实践，系统化整理、验证和升华而来！
而其中最为核心、最颠覆世人认知、堪称奠基性的理论，便是张昀提出的“疫虫”学说。
按照张昀的说法，世间绝大多数疾病，尤其是那些大面积暴发、快速蔓延的瘟疫，其根源并非传统认知中的“风邪”、“疫气”，更非鬼神作祟，而是由肉眼无法看见的微小“疫虫”所引起。
这些“疫虫”种类繁多，形态各异，虽不可见，却真实存在，能通过气、水、接触等多种途径侵入人体，并在体内滋生繁衍，进而引发各种病症。
而绝大多数“疫虫”，都有其弱点，其一便是惧怕高温，沸水蒸煮便能将其杀灭；其二便是不耐烈酒，多数疫虫无法在酒中存活。
由于张昀这套“疫虫”之说，与传统的“风邪瘴气”、“阴阳失衡”等致病之论大相径庭，华佗初闻之时，只觉荒诞不经，不过其中或有一二可取之处，并未全然否定。
为了说服行医数十载的华佗，张昀并未空谈理论，而是亲手做了一个再简单不过的对照实验。
他取来两碗一模一样的肉汤，一碗以大火煮沸一刻钟，随即用蒸煮消毒过的干净麻布严密封住碗口；另一碗则不作任何处理，敞口放在同一处阴凉通风之地。
三日之后，结果一目了然。
敞口的肉汤早已腐败发臭，而煮沸密封的那一碗，虽然也不再新鲜，但腐败程度远低于前者。
与此同时，张昀此前提出的“以烈酒清洗伤口、器械”之法，华佗早已经过了实践，发现伤口发炎溃烂的概率确实大大下降了。
只能说事实胜于雄辩！
行医半生的华佗，不得不重新审视这套惊世骇俗的理论，最终，他还是放下了固有的成见，将“疫虫”学说作为理解疾病本质的框架“之一”，融入了《玉函经》之中。
《玉函经》第一卷中，不仅花费大量篇幅系统地阐述了“疫虫”致病的理论，更围绕此展开了详尽的实践指导，这些内容也都是出自张昀的提议。
其一，明确了“饮沸水”为预防腹泻、瘟疫的第一要务。此条，张昀早已在徐州军中强行推行，成效卓著。
其二，强调饭前便后需洗手，医者接触病人前后更需以草木灰水净手，用以去除手上沾染的“疫虫”。
其三，包扎伤口时应该使用经沸水煮过的干净布条，而不是未经处理的脏布，从而减少伤口因“疫虫”侵入而生疮溃烂。
其四，指出腐烂的垃圾、人畜尸体、粪便会滋生大量“疫虫”，污染水源，这才是大疫横行的根本原因，而非所谓的“疫鬼肆虐”。
因此传统的傩舞驱疫，不过是安抚人心，实际作用有限。
其五，明确提出了疫病“人传人”的特性！
凡发现疫病患者，必须立即单独隔离，至少半月不得与健康人接触；患者所用衣物、器具，要么经沸水蒸煮，要么即行焚烧，不得留存。
其六，产妇与新生儿因身体虚弱，极易被“疫虫”侵入致病。
因此接生时，所有工具应该煮沸，剪断脐带后应该用干净布包扎，而不是土方敷料；产妇房间需要保持通风清洁，传统“关门闭窗捂汗”的做法易导致“疫虫”滋生，害了母子性命。
此外，书中还收录了张昀零零碎碎提到过的医学知识，包括压迫止血、夹板固骨、海姆立克救噎、心肺复苏、灼烙止血……
华佗记载这些内容，并非只是简单抄录了张昀所言，而是都经过了反复的验证，确认有效才会记录在书稿中。
近一年来，他按照张昀提出的“对照实验”之法，进行了大量的临床观察和对比……如分别用消毒布与普通布包扎伤口，观察发炎感染情况之类的。
这种事本身的道理并不复杂，难的是在这个奉圣人之言为圭臬，重经验传承轻实证检验的时代，跳出固有思维，形成一套可复制、可验证的研究方法论。
而这种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其价值并不亚于那些具体的医学知识本身。
基于张昀对这部医书的巨大贡献，华佗才在他严词拒绝共同署名之后，执意请他为著作定名。
张昀最初想的是《金匮要略》，可华佗却说：“金匮乃皇家藏书之用，恐有僭越之嫌。”
最后他就取了一个更具仙侠色彩的名字。
然而张昀并不知道，其实历史上还真有《玉函经》这本医书，乃是唐末的杜光庭所作，不过就算他知道了也不会在乎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