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过半，武康路的秋天正深。
那法租界遗存的老街，此刻是一年中最耐看的时节。
两旁的悬铃木，叶子从墨绿转为赭黄，又从赭黄染上焦糖色的斑痕。
阳光斜斜地穿透枝叶，在粗粝的砖墙上投下细碎的光影，那光影随着微风轻轻颤动，恍惚间像是老电影的胶片在无声地转动。
那些西班牙式的穹顶、法国文艺复兴式的雕花、英国乡村式的红瓦，在秋日的澄明中格外清晰，却又隔着一层薄薄的、若有若无的怅惘。
偶尔有一两片叶子打着旋儿落下，悄无声息地落在石板上，落在生锈的铁艺门环上，落在某个匆匆路过的行人肩头。
空气里浮动着焚烧落叶的青烟味，还有谁家院子里飘出的、正在晾晒的被褥特有的阳光的味道。
这里没有喧嚣，没有匆忙，时间仿佛被梧桐的枝叶滤得慢了半拍，让人忍不住放轻脚步，生怕惊扰了什么。
只是偶尔有一声清脆的自行车铃声从远处传来，又很快消失在街巷深处，余音袅袅，像是这座城市在秋日午后慵懒的叹息。
许成军站在那栋即将完工的洋房前，看着师傅们做最后的收尾工作。
郑诗龄走过来，难得露出一点笑意：“再有一个月，就能交工了。”
许成军点点头，说了一些感谢话。
郑时龄摆摆手：“别谢我。我是收了设计费的。再说了，你这房子，我也练了手。”
“那…这不是为了凑个酒友高兴。”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也幸好接了你这个房子的活计，要不少个许教授这样的酒友。”
老郑这人严谨归严谨，但是也是个酒鬼。
跟许成军一拍即合，俩人连喝三天，却是把这一层关系推上了几番。
浪潮文学社那边，一直没闲着。
许成军当了副教授之后，这个“主编”的名头算是彻底坐实了。
校团委和中文系联合下文，正式批准《浪潮》杂志编辑部成立，许成军任主编。
其余一概人等暂时全无。
暂时仍从原浪潮文学社抽人。
林一民、许德民、王楚楠、徐芊等人暂时任编辑。
这事重要归重要，许成军是半点时间没有。
他去找章培横诉苦，说我这又要翻译又要备课，哪有精力管杂志？
章培横听完，嘿嘿一笑说：“我给你派个人。”
派来的是朱邦薇。
朱师姐本来就是《浪潮》校园版时期的辅导老师，对这帮学生熟得很。
她是现当代文学专业的，讲师职称，给《浪潮》当副主编，名正言顺。
可真正上任之后，她才明白林一民说的“甩手掌柜”是什么意思。
许成军把主编的活全扔给她了。
筹备会，他不来。
组稿会，他不来。
敲定封面风格，他更不来。
朱邦薇气得跳脚，冲到许成军办公室质问：“许成军！你到底是不是主编？”
许成军一脸无辜：“是啊，我是主编啊。”
“那你为什么不干活？”
“我忙啊。”
许成军摊手，“翻译《百年孤独》，备课，写小说，还要陪老婆。朱师姐，你体谅体谅。”
朱邦薇被他气得说不出话。
后来她跟黄霖吐槽：“你知道吗？许成军那个主编，就是挂个名！活全是我们在干！”
黄霖哈哈大笑：“人家那是信任你。再说了，他不干，你不正好施展才华？”
朱邦薇一开始觉得好像有道理，但不大一会就转过来了弯。
“我特么比他大十多岁，他不是施展才华，我来施展？”
好在许成军再三承诺，等年前他把手头诸事忙完，就做一次总体安排。
反正新杂志社正式成立时间放在了82年夏天。
至于之前许成军写信邀请的那些人，余化、墨百、石鉄升，还有马袁、格菲、苏桐——
不出所料，一个都没来。
1981年的人，还没有那么多诗和远方。
你说缺少勇气也好，你说思维固化也好。
那是一个连出门都要单位开介绍信的年代。
从一个县城调到上海，从一份稳定的工作换成前途未卜的杂志社编辑，这中间的每一步，都像是在悬崖上走钢丝。
编制、户口、人事关系、住房、家庭……
哪一个不是沉甸甸的牵绊？
余化收到许成军的回信后，整整失眠了三天。
他把那封信看了无数遍，信纸都被翻得起了毛边。
魔都，复旦，《浪潮》——这些词在他脑子里转了又转，像一团烧红的铁，烫得他坐立不安。
可最后，他还是没走。
他去跟单位领导谈，领导说：“余化啊，你这可是铁饭碗。去了上海，万一那边不成，回来可就难了。”
他去跟父母商量，父母说：“孩子，咱家祖祖辈辈没出过远门，你可别冲动。”
他去跟女朋友说，女朋友哭了。
最后，他写了一封回信，措辞委婉，说自己“才疏学浅，恐负所望”，感谢许成军的提携，希望以后有机会去上海拜访。
信寄出去的那天，他在邮筒前站了很久。
后来过了一年，他听说，《浪潮》正式创社那天，许成军站在台上讲话，台下是那些从全国各地赶来的年轻人。
他一个人坐在海盐的宿舍里，对着收音机发呆，忽然鼻子一酸，眼眶就红了。
悔不当初？
可这世上，哪有那么多“当初”。
墨百和石鉄升，也差不多。
墨百还在豫东那所村小里教书。
他的回信写得很长，写他的学生，写他的退稿，写他对文学的痴迷和不甘。
最后他说，等暑假，他一定要去上海看看，哪怕只是站在复旦门口，远远地看一眼。
石鉄升的回信最短。
他说，他出不了门。
轮椅太沉，胡同太窄，京城的冬天太冷。
但他会写，一直写。
如果有一天，《浪潮》愿意发表他的稿子，他会很高兴。
许成军读完这些信，虽然一切都在他的预料之中，甚至上某些邀请，也是为了后来更理所应当得约稿。
但他依然想起上辈子的自己。
那时候他也是这样，在一间逼仄的办公室里，对着稿纸发呆，想着什么时候能“出头”。
后来他明白了，不是所有人都能出头的。
大多数人，都是在角落里，默默地写，默默地等，默默地老去。
他选择回一封信，给一点光。
至于能不能照亮谁，那就看命了。
11月16日傍晚，许成军正在办公室里改翻译稿。
窗外忽然传来一阵嘈杂的声音。
他抬起头，隐约听见有人在喊什么，听不太清。
紧接着，那声音越来越大，像潮水一样涌过来。
他站起身，走到窗边。
文科楼下面的空地上，已经聚集了几十个学生。
他们围着一台收音机，脑袋凑在一起，有人激动地挥手，有人蹲在地上捂住脸。
收音机里传来一个男人嘶哑的解说声，隔着窗户听不清词，但那股子兴奋劲儿，隔着玻璃都能感受到。
门被推开，黄冲进来，满脸通红。
“成军！女排赢了！冠军！”
许成军愣了一下。
“真的？”
“真的！”
黄琳一把抓住他的胳膊，“3:2！打日本！最后一局15平打到17:15！赢了！”
他说完，又冲出去，继续喊下一家。
许成军站在窗前，看着下面的学生越来越多，欢呼声越来越大。
有人开始往操场跑，有人敲起了脸盆，有人把热水瓶从楼上扔下去，砰的一声炸开，引来一片欢呼。
关于这次女排夺冠，他前世在网上看过一段话：
“1981年11月16日，整个中国仿佛按下了暂停键。工厂停工，学校停课，商店停业，为数不多的电视机被搬到户外，人们围在一起，盯着那满是雪花的屏幕。当最后一个球落地，宋世雄的声音嘶哑了，整个国家都炸了。京城的学生涌向天安门广场，魔都的青年冲上南京路，羊城的工人敲着搪瓷碗游街。那一夜，鞭炮声此起彼伏，像是提前过年。”
那时候他只是觉得，这大概是一代人的集体记忆。
那是一个民族最初的集体精神寄托。
但此刻，这不是记忆，是刻在骨子里的震颤。
接下来的几天，整个国家都沉浸在狂欢里。
《人日》头版整版报道女排夺冠，配发评论员文章《学习女排，振兴中华》，号召全国人民学习女排的拼搏精神。
北大、清华、复旦，各大高校的学生涌上街头，高喊“团结起来，振兴中华”。
工人们加班加点，说要“用女排精神搞生产”。
农民们写信说，今年粮食丰收，备受女排精神鼓舞。
女排队员成了全民偶像。
朗平收到三千多封信，有人寄来精心制作的“铁榔头”，有人寄来弹痕累累的钢盔，有人从湖北寄来刚打捞的武昌鱼，托空军连夜空运到京城。
那几天，许成军走在校园里，到处都能听见有人在讨论女排。
食堂里，宿舍里，教室里，连厕所里都有人喊“朗平真厉害”。
他忽然想起一件事。
中国女排夺冠了，可中国电影呢？
中国文学呢？
好像没什么经典的东西。
他突然有些蠢蠢欲动，想写个短篇的东西，纪念一下这个年代的劲头。
他想了想。
那些年，他看过多少体育题材的电影？
《追梦赤子心》里的鲁迪，一个瘦小的男孩，梦想去圣母大学打橄榄球，所有人都说不行，他硬是拼了四年，最后上场27秒，换来一生的荣耀。
《弱点》里的迈克尔，一个无家可归的黑人少年，被好心人收养，成为橄榄球明星。
《愤怒的公牛》里的拉莫塔，一个拳击手，在拳台上拼杀，在生活里沉沦，最后老去，一无所有。
那些故事，每一部都让他热泪盈眶。
可中国呢？
我们有女排，有“五连冠”，有“拼搏精神”——为什么没有一部电影，能把这些拍出来？
他想起前世看过的一部国产体育电影，名字忘了，只记得拍得很烂，烂到让人尴尬。
为什么？
是因为没有好故事吗？女排的故事，还不够精彩吗？
是因为没有好编剧吗？
许成军忽然觉得，自己应该写点什么。
他拍不出电影，但他能写小说。
他要用文字，把女排的故事，把“拼搏精神”，把那个时代的激情和眼泪，都写下来。
11月18日晚上，许成军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
桌上摊着一叠稿纸，钢笔吸满了墨水。
他闭上眼睛，让思绪回到那些电影的画面里。
《追梦赤子心》里，鲁迪的室友问他：“你为什么要这么拼？”
鲁迪说：“因为我这辈子，总得做一件让自己骄傲的事。”
《弱点》里，迈克尔第一次穿上橄榄球服，站在球场上，回头看了一眼看台上的养母。
《愤怒的公牛》里，老去的拉莫塔对着镜子说：“我本可以成为冠军的。”
那些画面在脑子里闪回，慢慢融在一起，变成一个新的故事。
他提笔写下题目：
《致胜》
故事的主角，是一个叫“陈招娣”的女排队员——他用了真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