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读着读着就哭了，不知道为什么哭，就是觉得心里有什么东西被点亮了。
复旦这边更热闹。
这年代自然不是为了恭维许成军或是什么--
学生会和浪潮文学社自发组织了“《人是目的》读书会”，每周三晚上在文史楼阶梯教室开会，讨论许成军的观点。
第一次开会，来了两百多人，阶梯教室坐得满满当当，连过道里都站着人。
讨论的话题五花八门：什么叫“人是目的”？
文学里的人物，是作者的工具还是有自己的生命？
伤痕文学写的是“人”还是“人的伤痕”？
有个哲学系的学生站起来发言，慷慨激昂：“我学了三年哲学，一直在想，马克思主义到底怎么看待‘人’？教科书上说，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可社会关系是什么？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啊！没有人，哪来的社会关系？许老师这篇文章，一下子把我这三年想不明白的问题，全给说清楚了！”
旁边中文系的学生接话：“你们哲学系想的是理论，我们中文系想的是创作。以前写人物，总想着这个人物代表什么、说明什么、批判什么。读完许老师的文章我才明白，人物就是人物，他活着，他爱过！他恨过！”
这样的对话，在全国各大高校的中文系、哲学系里，不断重复着。
油印的《人是目的》在校园里流传，一传十，十传百。
有人把文章刻了蜡版，印了一百份，转眼就被抢光了。
有人干脆手抄，抄完借给同学抄，抄着抄着，连自己也背下来了。
这个冬天，许成军的名字，悄悄从文学圈渗进了哲学圈，从创作界渗进了理论界。
———
王盟是最早给许成军打电话的人之一。
电话那头，这位刚刚凭借《蝴蝶》拿下全国优秀中篇小说一等奖的作家，声音里带着压不住的笑：
“老弟，你这是向着哥哥我呀！”
“盟哥，这话怎么说的？”
“怎么说的？”
王盟笑声更大了，“你那《人是目的》一出来，我那《蝴蝶》直接跟着沾光！你讲‘人是目的’，我那篇写的是什么？写张思远在官场沉浮里丢了魂，又找魂。魂是什么？不就是‘人’本身吗？你这文章，等于是给我那篇定了调子，告诉所有人：王盟写的不是干部，是人！”
许成军被他这么一说，也笑了：“我可没那个本事，顺其自然。”
“别管是不是你，反正盟哥我领情！”王盟的声音里透着股爽快劲儿，“哪天你来京城，我请你喝酒，一醉方休！”
挂了电话，许成军忍不住笑了笑。
别看王盟而今在公众场合发式一丝不苟、儒雅得不行，带着文人的书卷气和官员的从容气度，这大哥骨子里可是个爽快人。
他能在文坛和政坛之间横跨这么多年，靠的就是这份通透——
有文人的感性与浪漫，也有政治家的理性与务实；有对理想的执着，也有对现实的妥协与包容。
许成军在这个时代最喜欢的作家，王盟算一个。
不光是因为他的作品比谁好，是因为他这个人——
复杂，通透，知道自己要什么，也知道该怎么要。
几天后，王盟在《文艺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叫《人的发现与文学的觉醒》。
文章盛赞《人是目的》，说它“为中国当代文学找到了哲学上的根”，说它“让作家们终于可以理直气壮地写人了”。
文章最后一段写得尤其用力：
“许成军同志的文章，不仅是理论上的突破，更是思想上的解放。它告诉我们，写人，不是罪过；写人的欲望、人的挣扎、人的选择，恰恰是文学最应该做的事。我相信，这篇文章的影响，将会在未来的十年、二十年里，慢慢显现。”
———
就这样，《人是目的》在理论界激起了千层浪。
夸的人夸上天，骂的人骂下地。两边各执一词，谁也不肯让步。
《文学评论》的下一期还没出，就已经收到了十几篇争论文章。
编辑部的人头疼得不行，不知道该发哪些，也不知道该偏向哪边。
官方层面，倒是出奇地沉默。
没有批示，没有讲话，没有定调子。
仿佛这场争论根本就不存在。
但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种沉默本身就是一种态度。
真要是不行，早就有人出来叫停了。
既然没叫停，那就说明——可以讨论。
于是争论愈演愈烈。
———
一九八二年一月五日，许成军又在《文学评论》上发表了一篇文章。
题目很长：《人的主体性与社会主义的内在一致性——兼论马克思主义的人学维度》。
如果说《人是目的》是在投炸弹，那这篇文章就是在构筑理论体系。
许成军从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出发，梳理了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关于“人”的论述。
他指出，马克思从来没有把人当成抽象的概念，恰恰相反，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最大理由，就是资本主义把人变成了工具、变成了商品、变成了可以计算的价值。
“人的异化，就是人不再是目的，而成了手段。”
许成军写道，“社会主义之所以高于资本主义，不在于它消灭了私有财产，而在于它能够让人重新成为目的。”
他接着分析，社会主义和人的主体性之间，不存在任何矛盾。
恰恰相反，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就是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
而要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承认人是有主体性的，是有选择权的，是能够决定自己命运的。
文章最后，他写道：
“有人担心，强调人的主体性，会导致个人主义泛滥，会导致集体主义的崩溃。这种担心是多余的。真正的集体，是由一个个有主体性的人组成的集体，而不是由一个个木偶组成的集体。木偶不会背叛，但也不会创造。而社会主义，需要创造。”
这篇文章，从哲学层面上把《人是目的》的底层逻辑讲清楚了。
在当时，这是破天荒的。
———
八十年代的中国哲学界，其实挺尴尬的。
文学有过黄金期，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一波接一波，热闹得很。
哲学呢？
除了翻译引进西方哲学，好像没什么拿得出手的东西。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几十年如一日，翻来覆去就是那么几个概念：物质决定意识，矛盾普遍存在，量变引起质变。
考试要背，讲课要讲，可真要说有什么创造性、有什么突破性，几乎没有。
所以许成军这篇文章一出来，哲学界也炸了。
北大的哲学系教授们在教研室里传阅文章，看完之后面面相觑。
“这个许成军，不是搞文学的吗？怎么对马克思这么熟？”
“引的《1844年手稿》，我们系都还没开这门课呢……”
“他说的这个‘人的主体性’，和我们讲的‘主观能动性’，是一回事吗？”
“好像……不太一样。他这个是本体论层面的，我们那个是认识论层面的。”
“那到底哪个对？”
没人能回答。
人大那边的反应更直接。
几个研究生凑在一起，把文章复印了，人手一份，然后开了一整天的讨论会。
讨论到最后，一个戴眼镜的男生说：
“咱们学了三年哲学，不如人家一篇文章。”
旁边的人苦笑：“人家是天才，咱们是普通人，没法比。”
嘿，天才！
这么个天才～
———
当然，反对的声音也有。
某位资深教授在内部座谈会上拍着桌子说：“马克思什么时候说过‘人是目的’？那是康德说的！用康德解释马克思，这不是胡闹吗？”
旁边有人小声提醒：“老先生，《1844年手稿》里确实有类似的话……”
“手稿那是早期的不成熟思想！后来马克思就扬弃了！”
“可列宁说，早期手稿里有马克思思想的秘密……”
两人当场吵了起来。
这样的争论，在全国各地的哲学系里不断上演。
———
而放了个大炮仗的许成军本人，此刻正站在武康路那栋刚刚装修好的洋房前。
郑时龄站在他旁边，脸上带着那种建筑师特有的、既骄傲又挑剔的表情。
“怎么样？”
许成军抬头看着这栋红砖洋房。
外墙是清水红砖，颜色温润，在冬日的阳光下泛着暖光。
门窗是新做的，但样式是按照老照片复原的，黑色的窗框配着白色的窗棂，简洁又耐看。
院子里铺了青灰色的石板，石板缝隙里留了种草的位置，等开春就能绿起来。
靠墙的地方砌了一个小小的水池，水底铺着鹅卵石，清清浅浅的。
最让他满意的是二楼的书房。
一整面墙都是窗户，采光极好。
窗台上铺着老榆木的板子，宽宽的，可以坐上去看书。
两面墙是顶天立地的书架，实木的，刷着淡淡的柚木色，配着窗外的光，怎么看怎么顺眼。
许成军站在书房里，愣了半天。
苏曼舒不知什么时候走到他身边，轻轻挽住他的胳膊。
“满意吗？”
许成军点点头。
他忽然想起当年在许家屯的知青点，那间漏雨的土坯房，那张吱呀作响的木板床。
想起那些在煤油灯下写稿子的夜晚，手指冻得握不住笔。
想起第一次拿到稿费时，攥着那几张皱巴巴的票子，在邮电所门口站了十分钟。
一晃，两年多了。
他转过头，看见苏曼舒正望着他，眼睛亮晶晶的。
楼下忽然传来一阵叽叽喳喳的声音。
是许晓梅。
她在一楼客厅里转着圈，一会儿摸摸墙，一会儿踩踩地，嘴里念念有词：“这地板真好！这墙真白！这窗户真大！哥！嫂子！这真是你们家啊？”
苏曼舒笑了：“是你哥的家，也是你嫂子的家。”
许晓梅愣了一下，然后蹦起来：“那嫂子，我以后可以经常来住吗！？”
“给你留间屋！”
“嫂子人真好！”
“你哥我呢？”
“嫂好哥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