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霞染红天际，归鸟匆匆掠过，暮色渐渐深沉。
整列火车被吞没进大兴安岭茫茫的暮霭里。
车窗外的白桦林飞速后退，树干上银白色的斑点在暗下来的天光中渐渐模糊。
许成军铺开稿纸，拧亮头顶那盏昏黄的车厢灯，一笔一划地写着《许成军中短篇小说选》的自序。
这本集子，魔都文艺出版社已经追了他整整一年。
里面收录了《试衣镜》《八音盒》《谷仓》这些 1979到 1980年发表的成名作，加上后来的《致胜》，还有这两年他给《安徽青年报》写的十几篇短篇，凑成了整整三十万字。
魔都的约稿信是朱邦薇代转的。
魔都文艺出版社的编辑在信里写得恳切：“成军同志，这几篇作品在读者中流传已久，单行本却迟迟未出，实在可惜。读者等得太久了。”
时间确实是慢了些。
从《谷仓》在《安徽文学》头条发出，到如今单行本提上日程，已跨过将近三个年头。
但这三年里，许成军做的事太多——长篇、理论、访日、学术论文、捐稿费、卷入一场又一场辩论。
能在这时候把中短篇集子推出来，已经是多方协调下的最优选择。
1982年，图书市场正处在“文化热”的黄金期。
单种图书平均印数接近十九万册，举国上下为一部好作品排长队抢购的场景司空见惯——
魔都书店还没开门就有人连夜蹲守，文学期刊登了一篇力作订数立刻蹿升，读者写信能装满几麻袋。
在这样的年头出单行本，
尤其是许成军的单行本，
1982年，一个三十岁不到的作家，能出一本个人中短篇小说集，
意味着你已经正式跻身全国知名作家的行列。
意味着你不再是那个需要到处投稿、看编辑脸色的无名小卒。
意味着你的名字，已经被写进了当代文学史的草稿里。
整个八十年代前五年，全国能出个人中短篇集的青年作家，加起来不超过二十个。
这不是随便谁都能有的待遇。
他在去东北之前已与出版社谈定意向，稿件整理的工作全权委托给了朱邦薇。
这位师姐办事利落，隔三差五就有一封信追着他的行踪，问篇目顺序是否调整、扉页题词用哪句、附录要不要收评论家的文章。
许成军每次都回得很简短：“师姐定夺即可。”
朱邦薇便在信末画个生气的表情，再附一句：“你就知道当甩手掌柜！”
朱邦薇又气又笑，下一封信里仍是一如既往地替他张罗。
思绪翻涌，笔下的自序却一直没停。
他写道——
“开始写《谷仓》的时候，我还蹲在许家屯的田埂上。
那条板凳是许老实从自家搬来的，四条腿不一般齐，坐上去得歪着身子。
稿纸是杏花从公社供销社买的，两毛五一沓，薄得透光，铅笔写上去背面能看见印子。
煤油灯的火苗被穿堂风吹得东倒西歪，我趴在桌前，一个字一个字地往外挤。
那时候我不知道自己算不算一个“作家”。甚至不知道，自己正在写的东西，算不算“文学”。
我只知道，许家屯的谷仓壁上，那些被泥糊了又抠开的刻痕，每一道都记着一年收成的斤两。
老保管员蹲在仓角，一粒一粒地捡漏麦，捡起来吹吹土，塞进裤兜里。
他说：‘一粒麦子一滴汗，糟践了要遭天谴。’我趴在仓壁上数过那些刻痕，有些深得能嵌进指甲盖，有些浅得几乎被岁月抹平。
深的苦，浅的也苦。
可那些苦里，又有什么东西在往外冒，像漏麦在墙角发了芽，青生生的，顶得薄霜都化了。
我那时候想，文学是什么？文学就是把这些刻痕留下来。
后来写《试衣镜》，是在合肥的招待所。
我看见一个姑娘，偷偷把碎花布往身上比划，又飞快地放下来，像做贼。我忽然懂了——文学不只是记下刻痕，还要照出那些被藏起来的念想。
春兰的试衣镜碎了，可碎片里站着的，是无数个不敢穿花衣裳的自己。
我写她踩着碎玻璃走出去，月光照得裙子上的花开了——那不是魔幻，那是人心里最真实的盼头。
《八音盒》沉了些。那会我还在京城写过一篇短篇小说《爱情死了》，当时得意洋洋。
万先生却问我：“这文章，和脚下这片土地上的人有什么关系？”我把手稿撕了，背起包，一头扎进西北的风沙里。在那里我懂了——文学不是站在高处俯视苦难，是蹲下来，和他们一起栽树。
.......
这本集子里的作品，跨度不过三年，却像过了半辈子……
很难说文学是什么。
拆解开来，它无非就是一些文字。
可有一点毋庸置疑——有了人，就有了文学。
文学是从人类的裂缝中生长出来的，是痛苦，是挣扎，是拥抱美与爱的需要，是那些在黑暗中不肯熄灭的光。
我写这些故事的时候，从未想过它们会被人记住。
我只是觉得，那些刻痕不能消失，那些念想不能被遗忘，那些牺牲不能被辜负。
如果这些文字曾在某个深夜照亮过你——那不是我的光。
那是无数个像许老实、春兰、陈建国乃至希望、黄思源一样的人，用他们的生命点亮的火。我只是那个蹲在田埂上，借着煤油灯的光，一笔一划把它们记下来的人。”
写到这里，他停了停，望着窗外墨沉沉的夜色。
车厢里鼾声四起，有人蜷在座位上打盹，有人在过道里抽烟，火光一闪一闪。
八十年代的火车，硬座车厢永远是这样——
脚臭味、劣质烟草味混在一起，孩子哭、大人喊、乘务员扯着嗓子报站。
没有什么比这更真实的了。
他想起刚插队时，什么都不会，割麦子割到手指，挑水压得肩膀肿了老高，夜里躺在硬板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那时候钱明在隔壁屋，
煤油灯亮到后半夜，嘴里念念有词地背英语单词，背到“ambition”时说“俺必胜”，两人笑得前仰后合。
赵刚把省下来的红薯塞给他，说“成军你多吃点，看你瘦的”。
杏花把热好的红薯稀饭端到他面前，眼睛亮晶晶的。
二娃蹲在墙角磨镰刀，嘟囔着“等割完麦子我要去县城看看”。
许老实蹲在石碾子上抽旱烟，烟锅磕得邦邦响，说“成军啊，咱这地里的活计，跟写文章一样，得耐着性子，一锄头一锄头来”。
这些人都还好吗？
钱明的信越来越少，每次来信都匆匆忙忙，说学业重、功课紧，末尾总不忘加一句“下次等你来BJ我请你吃烤鸭”。
自上回奚月瑶那姑娘和他分手，人成熟了些，却也寡淡了些。
杏花……
许成军托赵刚捎过几次钱，杏花每次都退回来，只留下一句“成军哥，我自己能过”。
倔得像她当年缝的那条碎花裙子，针脚密密匝匝，怎么拽都拽不散。
赵刚的孩子该会走路了吧。
上次来信说是个小子，取名叫“丰收”，说沾沾他许大作家的文气。
许成军回信说这名字好。
丰收，多好。
地里能丰收，日子才有盼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