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到合肥。
周明那老东西，每次见面都要拍他肩膀，拍得生疼，嘴里骂骂咧咧“你小子翅膀硬了不认老子了”。
苏中在信里催他回去看看，说安徽作协的同志们想他想得紧。
刘祖慈念念不忘他那几首没投给《安徽文学》的诗，逢人就说“许成军这小子，诗不给我，散文不给我，好东西全给外人抢走了”。
翟影和老陈，也不知道日子过得怎样。
翟影那性子，老陈怕是吃不消。
马胜利那小子，当初帮他跑前跑后递稿子，现在也不知道在哪家报社混。
种种过往，丝丝流淌，润泽着许成军此刻有些干涩的心。
一张张脸在眼前闪过，清晰又模糊。
八十年代没有手机，没有视频通话。
一封信从魔都寄到冰城，要走一个星期。
从冰城寄到塔河，还要再走三天。
很多人，一别就是几年，甚至一辈子。
可也正是因为这份难以抵达，那些没说出口的话，那些藏在心里的想念，才显得格外珍贵。
许成军揉了揉微微发红的眼睛。
苏曼舒从萨缪尔森的《经济学》中抽回目光，看了他一眼，轻声问：“想起来了？”
她手里那本砖头似的书是商务印书馆1980年出的中译本，扉页上盖着复旦大学经济系资料室的章，她借出来就没还过。
“也才三年。”许成军的声音有点哑。
苏曼舒转头望向窗外。
五月的大兴安岭，山岭连绵，峰顶的白雪尚未消融，在暮色中泛着幽蓝的光。
山腰上青松挺立，谷地里河流湍急，一片苍茫而雄浑的北国风光铺展开去，看不到尽头。
“二十多岁的三年，和五十岁的三年，从来都不是一回事。”
“这三年，你走完了别人一辈子要走的路。”
她声音很轻，像是怕惊扰了窗外的群山。
许成军没有答话，只是低下头，继续逐字逐句地修改那篇小序。
笔尖在稿纸上沙沙作响，偶尔停下来，把某个词划掉，换一个更妥帖的。
车窗外的暮色越来越浓，车厢里的灯却越来越亮。
稿子改完了，他仔细折好，塞进信封。
等到了塔河，第一件事就是寄回魔都。
合同已经签过了，单行本的事算是落了定。
按魔都文艺出版社的计划，这本集子赶在秋天能上市，届时正好赶上全国图书订货会。
至于他的其他几本书——
至于他的其他几本书，早就不用他操心了。
《我在暧昧的日本》，1981年 1月作家出版社出版，首印 13万册，三个月内加印三次，总销量突破 48万册。
这本书不仅在知识分子圈里引起了轰动，甚至成了很多人了解日本的第一本书。
直到现在，每个月还能收到出版社寄来的稿费单。
《红绸》单行本早已走上了正轨。
战士出版社的动作比预想中还快，1982年初就完成了全部出版工作。
他去东北之前，这本书已经在市面上销售了。
效果出乎意料地好，首印二十万册很快售罄，各地新华书店不断催货。
战士出版社社长黄陶——
这位从延安时期就投身出版事业的老革命，素以严谨务实著称，得知《红绸》的全部稿酬都被许成军捐给了法卡山烈士家属时，说了一句：“许成军同志，心里有国家。”
第一笔印酬稿费已经陆续送到了烈士家属手中。
消息传开后，闻风而动的媒体蜂拥而至，都想采访这位“捐出全部稿酬的青年作家”。
许成军当时正在忙着访谈，接到章培横转来的采访请求，只摇头说了一句：
“我不接受任何采访。这笔钱不是我一个人的，是所有牺牲在前线的战士的。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事。
更重要的是，很多老作家一辈子就靠那点稿费养家糊口。
如果因为我带起了‘作家捐款’的风潮，逼得别人不得不跟着捐，那就是砸了别人的饭碗。这种事，我不能做。”
章培横把这话原样转给记者，据说那位记者愣了半天，回去写了个标题，叫《许成军：砸人饭碗的事，做不得》。
黄陶听闻此事后，沉吟良久，感慨道：“我搞了一辈子出版，见过多少作者为稿费争得面红耳赤。
许成军倒好，稿费一到手全捐了，还怕砸别人饭碗。这样的人，难得。”
他后来在内部会议上说，战士出版社能出版《红绸》，是“时代的幸事”。
至于《黑键》，因为题材偏灰色，单行本的事一直拖着。
不过《人民文学》的刘剑庆一直没放弃，隔三差五就给许成军写一封信，说正在跟上面争取，让他放心。
许成军去东北前，刚收到他的回信，说事情有眉目了，估计年底就能批下来。
还有一本《希望的信匣子》，他确实是没顾得上。
不过没关系。
好饭不怕晚。
窗外，大兴安岭的群峰在夜色中沉默着，像一群蛰伏的巨兽，亘古如斯。
而火车正载着他，穿过这片苍茫的北方大地，向着他要去的地方隆隆前行。
苏曼舒看着他，忽然想起了什么，说：“对了，朱邦薇昨天给我发了电报，说浪潮出版社的批文下来了。你这一直忙，搞得我都忘了告诉你。”
“下来了？”
许成军抬起头，眼睛亮了一下。
“嗯。”
苏曼舒点了点头，“出版局的《图书出版许可证》，还有营业执照，都办下来了。主管单位挂在复旦中文系，译文社负责业务指导。
朱邦薇已经正式兼任副主编了，现在正在跑印刷厂和发行渠道的事。她说等你从塔河回去，就能正式挂牌了。”
朱邦薇以她朱东润孙女的身份和与许成军投契的同门之谊，这差事仿佛是上天为她量身定做的——
跑腿跑得理直气壮，催稿催得理直气壮，连发牢骚都发得理直气壮。
“浪潮的每一期都是我盯着印出来的，你的稿子倒好，三个月见不着一个字！”
每次许成军的话都是：“浪潮的魂在你们那儿，我不过是挂个名。师姐辛苦，等回魔都请吃绿杨邨。”
想到这，许成军笑了。
浪潮出版社，这个他谋划了一年的事，终于落地了。
在八十年代，成立一家民营性质的出版社有多难？
没有部级单位的背书，想都不要想。
若不是有复旦中文系这块金字招牌，有译文社的全力支持，有朱东润这些老先生的奔走，这件事根本不可能成。
“等从东北回来再说吧。”
车窗外的夜色彻底沉了下来，只有偶尔经过小站时，站台上昏黄的灯光一闪而过，照亮车厢里一张张疲惫而满足的脸。
那些脸上有归家的期盼，有重逢的喜悦，有奔波一年终于可以歇口气的踏实。
许成军把信封夹进笔记本里，靠在硬座靠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