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成军与马尔克斯的通信，固然有维系关系的考虑。
毕竟译者与原作者之间，隔着一道需要默契的天堑。
但更重要的是，这个年代的马尔克斯，确实是寥寥可数的几位能与许成军在文学观念上平等对话、且不受政治立场干扰的人。
他不必顾忌许成军来自“那个落后的东方”，
许成军也不把他当作“那个傲慢的西方”。
俩人隔着大洋，写信谈不上频繁，却每一句都落在对方的痒处。
——
日子就这样不急不慢地过着。
这一日，许成军正舒舒服服地窝在客厅沙发上，手里翻着一沓校样，耳边是陆秀兰和沈玉茹商量布置的声响。
客厅已经红得铺天盖地。
满眼的红绸、喜字、红烛，从楼梯扶手的红绸挽花到茶几上那对红豆如意摆件，每一处细节都透着长辈们对这场婚礼的郑重。
他想起前世今生，两世为人，这是头一遭踏进婚姻的门槛。
上一世把大半辈子扔在了催婚的夹缝里，从“有对象没”被问到“结了没”，最后连七大姑八大姨都懒得问了——
大概觉得这人是真没救了。
他曾幻想过无数次，倘若真有那么一天，自己会紧张成什么样子。
但此刻满室的红光里，他反倒平静得很。
不是不期待了，是走过太多的路，做过太多的冒险。
而终于等来这一刻的时候，心里只剩下一个念头：她来了，就很好。
“成军，你的信！”
沈玉茹从门口拿进来一个厚厚的牛皮纸信封，递到他手上。
许成军接过来，浑不在意地撕开封口。
信封上的落款写着一行端正的日文——藤井省三。
他抽出一叠信纸，入目就是藤井那一手漂亮的行书，字迹工整得不像一个日本人的手笔，比不少中国人的书法还多几分气韵。
藤井在复旦留学时跟他同窗，整日泡在古籍堆里抄碑拓，几年下来，写出的字竟有了几分古意。
“许桑
冒昧打扰。久疏问候，心甚挂念。此番去信，系有一要事相告，不敢耽搁，故以笔墨先行，望许桑海涵。”
许成军挑了挑眉，继续往下看。
“据可靠消息，许桑之大作《红绸》，极有可能获得本年度的读卖文学奖。此乃日本文坛历史悠久的综合性大奖，由读卖新闻社于昭和二十四年(1949年)创设，历届获奖者皆系文坛巨匠，第1回为井伏鳟二先生，稍后第25回有三岛由纪夫，第34回亦有安部公房。值得欣喜的是，大江健三郎氏亦以《雨之木》名列本届获奖名单。”
“另有一事，本为大佛次郎奖亦应为许桑之囊中物。然日本文艺界与政界的纠葛，想许桑是明白的。评审过程掺杂了某些政客的私心，结果殊为遗憾，实在令人作呕。芥川奖、直木奖固守一隅，只将其颁与本国作家，这等胸襟，早已与文学的初衷背道而驰。”
他看得连连摇头，嘴角却带着点无奈的笑。
藤井继续写道——
“託すところの福，即拜许桑之赐。仆此番亦凭《红绸》之翻译，获野间文艺翻译奖。此奖虽为民间文艺奖项，然颇重实效，从无门户之见，比诸芥川、直木之类，可称公允。”
信末，藤井的语气愈发郑重：
“仆知许桑远在中华，来日亲临授奖仪式有诸多不便。许桑倘有所需，仆愿代受一切委托，务使此奖安安稳稳归于许桑名下，绝不负许桑之托付。专此布达，顺颂文祺。”
冷峻、克制、字斟句酌，却又处处透着不容推拒的热忱。
许成军把信翻来覆去看了两遍，确认了那行关键的字——“极有可能获得本年度的读卖文学奖”。
读卖文学奖。
由读卖新闻社于1949年创设，是日本文坛分量最重、历史最悠久的综合性文学大奖之一。
芥川奖只颁给新人作家，这个奖却涵盖小说、戏曲、随笔、评论、诗歌、翻译等多个门类，评奖范围宽得多，门槛也高得多。
历届获奖名单拉出来，几乎就是一部日本现代文学简史——大江健三郎在同一个年头也凭《雨之木》与他并列获奖。
这个奖，对非日本籍作家也持开放态度。
他记得在后世的资料里看过，2008年小说奖就颁给了网络小说，2018年美籍作家利比·英雄和华裔作家东山彰良先后获奖。
但在一九八二年，把这么重的奖项颁给一个中国作家——且是一个二十三四岁的中国作家——确实史无前例。
许成军愣了几秒，随即笑了笑。
藤井说的“大佛次郎奖”，是《朝日新闻》主办的，评的是前一年的作品。
他去年在日本闹出那般动静，各项资料摆在那里，不是不能给，但最终没给，自然不是文学单方面的问题了。
只是一个读卖文学奖的收获，已经足够意外。
他下意识地瞥了一眼墙上的日历——六月下旬。
往年的读卖文学奖是在三月份颁布。
今年却推迟到了八月。
原因他心里清楚。
但此刻让他微微有些奇怪的并不是时间，而是颁奖地点。
读卖文学奖的最终决定权，在读卖新闻报业集团本社与东京的帝国剧场。
帝国剧场——那座由日比谷公园旁的西洋式石砌建筑，建于1911年，见证了日本近代史上最波澜壮阔的半个多世纪。
帝国的剧场，评审的是文学——不，评审的是美日协议下，这套运转机制确认下来的作家。
真是个带有强烈象征意味的颁奖地。
许成军嘴角微微动了一下，若不是这年代的交通和特殊的年代，他倒是想亲眼去看看。
苏曼舒从厨房探出头来，见他拿着信发呆，扬了扬下巴：“怎么了？谁的？”
“藤井的。”许成军把信纸折好，塞回信封里，“说是《红绸》可能要拿读卖文学奖。”
苏曼舒愣了一下，随即眼睛亮了，走到他身边，把信抽出来看了一遍。
看完也沉默了一会儿。
然后抬头看他：“去吗？”
许成军靠在沙发上，望着天花板那盏大红灯笼，想了想，说：“没必要。”
目光落在天花板上那盏大红灯笼上，红纸糊的灯罩，下面坠着金色的流苏，是两位母亲从城隍庙挑了大半天才拿回来的。
这满屋的红光里，什么世界大事、文学大奖，都像隔了一层纱，朦朦胧胧的，不真切。
只有那碗热腾腾的汤，和身边这个人，是真的。
回到魔都后的日子，许成军难得的清闲，像是一根绷了太久的弦终于松了下来。
每天的生活简单又规律，做做学术，搞搞翻译，再写写《闯关东》，大半天的光景都在书桌前的稿纸上滑过去了。
而这个决定，在远隔重洋的东京，正在经历一场看不见硝烟的角力。
读买新闻社的社长曾经骄傲的说过：帝国的剧场，从不轻易为异邦人开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