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魔都的许成军，难得地过上了几个月清闲日子。
整个五月和六月，他都在一种舒适而自洽的节奏里泡着。
做做学术，把那篇章培横催着的论文大纲一点点磨出来；
搞搞翻译，和董颜晟老先生逐字逐句推敲《百年孤独》最后那几章的译法；
再写写《闯关东》，不急不慢。
隔三差五，又跟着苏曼舒和两位母亲忙活婚礼的事——
挑请柬的样式、试婚宴的菜色、商量客人怎么坐席。
陆秀兰和沈玉茹为了一盆摆在门口的绣球花是红的还是粉的争了半天，最后两盆都摆在门口。
两盆，一盆红的，一盆粉的，谁也不委屈。
而这一年的五月和六月，世界的另一边正在翻动历史的书页。
南大西洋风急浪高，马岛战争的硝烟遮蔽了福克兰群岛的天空。
日不落帝国以一场万里之外的远征，在它漫长帝国的尾声里最后一次展示了海上雄风。
铁娘子挟着胜利的余威，铁腕敲响了会议桌——
三个月后，她将坐在大会堂的谈判桌前，对面是一个比她更硬、更沉得住气的老人。
“主权问题不是可以讨论的问题。”
这句话，后来写在历史课本里，写在每一个中国人心上。
香江回归的倒计时，其实是从这一年开始的。
只是此刻，这些还只是远处隐隐约约的雷声。
——
武康路393弄甲8号的小楼里。
梧桐叶正绿，阳光从叶缝里漏下来，在红漆地板上铺了一地碎金。
《百年孤独》的翻译工作到了六月中旬，整体译稿已近尾声。
二十五万字，从最初的构思到最终的定稿，许成军用了差不多一年。
董颜晟老先生把全部译稿通校了一遍，厚厚的校样上到处是红笔批注，有的是改一两个字，有的整段重写，废稿纸堆了半人高。
“可以了，”老先生摘下老花镜，揉了揉干涩的眼睛，“送到出版社去，应该不会丢脸。”
许成军却摇摇头，把校样又收了回去：“不着急。多审几遍没什么坏处，再压一压。”
他又补了一句：“马尔克斯是个好面子的人。拿出来的译本要是不像样，人家嘴上不说，心里总归不舒服。这是咱们中国文学界对马尔克斯的态度——不多审几遍，显得咱们不郑重。”
毕竟是免费的嘛！
董颜晟听了，点点头，又把校样抽出来，重新摊在桌上：“那就再过一遍。”
——
许成军和马尔克斯这一年一直保持着不错的通信。
所谓不错，按这个年代的通信条件论，也不过是半年里通了两次信。
许成军写信跟马尔克斯讲译本的进展——
哪些地方费了劲，哪些句子反复改了七八遍才勉强满意，卡夫卡那句“翻译即背叛”真是解脱不了。
又聊了些创作之外的心得，譬如写小说的节奏感与长跑的关系，譬如在法卡山前线那个夜里听到的歌声。
马尔克斯回信说枪林弹雨里的歌声，他虽然没有亲耳听过，但那个画面感让他想起《族长的秋天》里某个段落，两人竟为这种遥远的、跨越万里的巧合感到惊奇。
而对许成军而言，这个年代的马尔克斯，确实是为数不多的、可以深入交流的对话者。
不是因为他写了《百年孤独》，不是因为他快要拿到诺奖，而是因为——
在这个地球上能听懂他讲“文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人，一只手就数得过来。
马尔克斯是其中最懂的那一个。
马尔克斯回信讲他自己的状态，烦恼不小。
瑞典学院的电话还没打来，但他已经隐约感觉到了什么。
全世界都在说“今年是你的”，编辑催他交新稿，记者堵在门口要采访，连母亲都从阿拉卡塔卡打来长途问他“你是不是要拿那个奖了”。
他烦不胜烦，在信里抱怨：“许，他们都在议论诺贝尔奖的事，可我眼下要写的是另一个故事——一个老头和一个老妇人坐船去旅行，你说他们有什么可着急的？”
他正在写的是一个在加勒比河的轮船上发生的故事，年老的男人和单相思的女人，在河水上的航行中对话、回忆、错过。
整个故事的气氛和他以往的作品大相径庭，安静、迟缓、像河水本身。
他一度被弄得焦躁，怕自己写得不够有力，又怕自己用力过猛。
“写作这种事，一开始怕写不出，写出来了又怕写得不够好。我六十岁了，还像二十岁一样忐忑。”他在信的末尾写着。
这些事许成军爱莫能助，他甚至还在这里面添油加醋，来了些马尔克斯可能愿意可能不愿意听的东西。
许成军回信里说：
【加博，一九八二年的世界文学，正在发生一场深刻的位移。】
【从欧美中心向全球多元转向，从单一的现实主义向魔幻与现实的深度融合转向。你做过的事情，比你的焦虑重要得多。今年站在领奖台上的，一定是你。】
【瑞典学院自己也说了，“这次授奖不是文学上的又一次‘发现’”——你已经是一个被读者发现的天才，他们只是在追认。】
【他又补了一句：智利那位女作家伊莎贝尔·阿连德的处女作《幽灵之家》今年出版了吧？拉美文学的另一个时代要开始了。你不是独美，你是先行者。】
马尔克斯收到信后沉思了良久。
他提笔写信，写到一半，信纸就撕了。
不是许成军写得不好，是信纸上的字眼太平常，承载不了他此时的情绪。
嗯！
太过沉甸甸的感激与共鸣。
随后，大洋彼岸的一纸裁决，点着了他的火药桶。
一九八二年六月二十五日，漂亮国最高法院在 Island Trees School District v. Pico案中作出历史性裁决：
地方学校董事会不得仅仅因为不喜欢书中包含的思想，就将其从学校图书馆书架上撤除。
马尔克斯读到这条消息时，整个人激动得从书桌前站了起来，光着脚在房间里来回踱步。
那封撕掉大半的信，被他从废纸篓里捡了回来，翻到空白处，提笔疾书——
“哦！许！这是自由的标志！是思想的胜利！我在墨西哥的房间里跳了起来，我年轻时候大概也没有这么高兴过！
你说阿连德是个非常有才华的作家，我很高兴你这样说。你说世界文学正在发生位移，我同意你。
但我要跟你说，你也应该写一写后现代的作品——你不是没有那个天赋，你只是还没有把这种想法当回事。
我开始相信你在信里反复跟我确认的事了，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确实应该是我。”
笔尖在纸上顿了数秒，他又愤愤地补了一行：“那该死的卡门——那个钻钱眼里的婊子——你猜她在做什么？她在到处兜售我的版权！我不是反对做买卖，可文学不是买卖。不是所有东西都应该拿金钱衡量！”
信的末尾，他写了一句：“许，我期待你来哥伦比亚做客。你欠我一次亲眼见面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