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大手町，读卖新闻社本社大楼。
小林与三次坐在社长办公室里，面前的桌上摊着几份文件——
一份是最终的获奖者名单，一份是评审委员会的报告，还有一份是当天下午刚送到的读者来信汇总。
窗外雨声淅沥，玻璃上凝着一层薄薄的水雾。
秘书端来的茶已经凉透了，他一口没动，烟灰缸里堆了四五个烟头。
他今年六十九岁。
东大法学部毕业，做过自治省的事务次官，后来进了读卖新闻社，从主笔一路做到社长。
在官场和新闻界都浸了大半辈子，什么风浪没见过。
可眼前的这个决定，让他迟迟按不下笔。
他翻了一下手边那摞汇总材料。
最上面的是《产经新闻》当天的剪报。
评论员文章印在第三版，标题用了二号加粗黑体：
“这是对日本文学传统的最终背弃！一个属于日本文学家的大奖，岂能沦为给‘中华文化圈’加冕的政治秀？”
他把那张剪报翻过去，底下是《文艺春秋》特约评论员手稿的复印件。
措辞比《产经新闻》克制，刀子却捅得更深。
说许成军“善于利用文学之外的要素操纵舆论”，说“其获奖背后存在强大的文化政治运作”，说“如果外务省的‘文化无国界’话语渗透到评奖体系中，日本文学大奖的公信力将不复存在”。
匿名信更是不堪入目。
“小林社长真要开这个先例，请辞去社长之位。”
“一个中国人写几句你们就以为是文学了？”
“许成军那本书我翻了几十页都翻不下去，要是获奖，我只能说是读卖文学奖的耻辱。”
他把信纸丢在一旁，取下老花镜疲惫地揉了揉眉心。
窗外雨越下越大。
评审委员会内部的意见反馈再清楚不过：文学评审上，《红绸》毫无争议。
小说奖评审组组长，也是今年的轮值主席——东京帝国大学名誉教授在评审报告里写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避开了晦涩的术语，直指人性：
“许成军的《红绸》写的是个体如何在宏大的民族叙事里被记忆所安放。他写人，写‘个体在宏大历史中如何被记住、被安放’的母题，写出了世界性的普遍共鸣。”
意思很清楚——这不仅是文学性的事。
许成军不只是在写战争，他在写归属。
坐在轮值主席边上的老作家宫本辉什么都没说。
他拿起茶杯想喝一口，手却抖得厉害，茶水洒了一袖口，自己竟浑然不觉。
安静了几秒。
“翻译组那边怎么说？”
负责翻译评审的佐佐木教授答：“推荐藤井省三的译本是全体一致通过。读了几十年翻译稿，从没有哪篇像这样，从第一句就把人抓进去，一口气读完。”
“那还有什么犹豫的？”
宫本辉的声音沙哑，却是斩钉截铁。
“我也不管你们什么政治不政治了。
写了半辈子和平主义，写了半辈子‘安保斗争’的遗产，写了半辈子反省战争怎么写到让年轻人愿意听。
仗着有点老脸，这件事我做主了。评奖不看政治，看的是小说本身。谁不服，让他来找我。”
小林没有表态。
他的目光转向桌上的那张东京帝国剧场的照片。
帝国剧场。
建于明治年间，红砖拱廊，西洋穹顶，本身就是一部浓缩的日本近代史。
从昭和初年德富芦花的演讲，到战后诺贝尔奖作家的授奖仪式都曾在这里举办。
一场国际文学颁奖礼，放在这里，本身就是一种符号。
在这个年份，这种符号会被穿凿附会，变成另一种暗示。
他不是不明白。
只是……
小林忽然想起了一件事。
今年春天，他在大使馆的宴会上见到了一位中国外交官，聊起了战后赔偿、战争责任这些年吵不休的话题。
那位外交官告诉他——
法卡山上，有一个中国的年轻作家跟着部队去了前线，端着枪，打死了一个正在中国领土上拿刀摸哨的越南特工。还冒着炮火把负伤的战士从山上背了下来。
窗外的雨不知什么时候停了。
他拿起笔。
目光落在那个名字上——许成军。
落笔之前，他又想起大江健三郎前些日子拖人捎来的话：“许成军不是在写战争。他在写人如何从战争中活下来。”
毛笔尖蘸饱了墨，悬在纸上。
手指微微颤了一下，最终稳稳落下。
许成军。
日中友好合作么？
美日关系？
小林哂笑一声：文学离不了政治，政治也离不了文学。
幸运的小子。
他搁下笔，叫来编辑局长，吩咐了几句。
然后他走到窗前，推开窗户。
雨后的东京，远处银座的霓虹灯在湿漉漉的空气里晕成一片模糊的彩色光斑。
这只维持了短短一瞬的美景，像一个时代悄然翻页时最后的一点余温。
身后，编辑局长的脚步远了。
打字机清脆地敲下几行字——最终获奖者名单，小说奖，许成军，《红绸》（许成军著；藤井省三译）。
房间里只剩下雨檐的滴答声和老式座钟的走针声。
他又看了一眼那几行字——许成军、藤井省三、翻译奖。
文学跨越了政治。
这一次，确实赢了。
小林已经想好了第二天读卖新闻的标题：“文学跨越了政治，这是属于文学的胜利！”
当然在内务省的官员那也是弹冠相庆吧，他们会说：政治再一次主宰了文学！
——
六月底，《光明日报》连续报道了京城怀柔县三位女教师被殴打的事件。
读者来信加记者调查，头版头条，评论员文章跟着上，一时间引发了全国对教师地位和权益问题的广泛关注。
报道从六月底一直持续到七月，前后发了七十四篇，占去整整六个整版。
此前此后，中小学教师被歧视乃至被殴打的事屡见不鲜，但这一次，舆论的声势前所未有。
从京城到地方，人们开始认真地想一个问题：这个国家的教师，到底该有怎么样的尊严和体面。
许成军倒还没怎么来得及凑的热闹——
他正坐在办公室里，面前摊着一本翻到一半的《宋会要辑稿》校样，红笔批注密密麻麻，旁边的稿纸上开了个头又划掉，划掉又重开了三个，
今天坐在学校虽然是为了好好干学术活，但是思绪怎么也集中不了。
不是他坐不住，是办公室的门就没关严过。
他消失了大半年，一回来，消息就传遍了整个复旦。
先是各教研室的同事轮番来串门，当面恭喜的、送上礼金的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