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殿下，”李逸尘的声音很轻。
“你觉得这不够。但臣说一句不太中听的话——在殿下之前，有哪个朝廷做到过让官员在伸手之前先想一想值不值？“
“从秦汉到现在，八百年了，没有一个朝廷做到过。”
“如果殿下能做到，那殿下就已经超过了前面八百年的所有人。”
李承乾愣住了。
“朝政就是一个巨大的、不断运转的系统。就像人的身体。”
李逸尘指了指自己的脑袋。
“陛下今天倒了，因为陛下的血管承受不住压力。但陛下不会死，因为张御医可以通经络、可以平肝、可以降压。只要陛下的压力被控制在安全范围内，陛下就能活很久。”
“这个道理放在朝廷身上也一样。贪腐和党争就是朝廷的‘慢性病’。”
“它们不会立刻让朝廷灭亡，但如果不管不顾，它们就会累积，然后在一个谁都没想到的时候，让整个朝廷轰然倒塌。”
“反过来，如果殿下一直在管，不是试图一夜之间把它掐死，而是用规则、用制度、用监督、用代价，日复一日地控制它，那朝廷就能活很久。”
“也许一百年，也许两百年，也许更久。”
李承乾慢慢地吐出了一口气。
那口气很长，像是把胸腔里积了半天的东西都吐了出来。
“先生说的这些，”他的声音变得有些干涩，“学生以前从来没有听别人说过。”
“所有人都在说，要清、要正、要明。但没有人告诉学生清不了、正不完、明不尽。”
“因为说真话很难。”李逸尘的声音也很轻。
“告诉一个皇帝‘你有些事情永远做不到’，比告诉一个皇帝‘你一定行’难得多。”
“前一种话会让说话的人显得像是在泼冷水，是在泄劲。但后一种话会让说话的人显得像是在鼓励。所以大多数人选择说后一种话。”
“但臣不一样。”他看着李承乾。“臣只说实话。”
李承乾忽然笑了一下。
那个笑很淡，只在嘴角挂了一瞬就消失了。
那是一个年轻人听到了一句从未有人告诉他的真话后，从心里涌上来的、说不清是苦涩还是释然的情绪。
“学生明白了。”他说。“父皇的病是损耗。贪腐是损耗。党争也是损耗。学生治不了损耗本身，学生只能让它损耗得慢一点。”
他转过身，看向暖阁的门。
那扇门还关着，门缝里的烛光还在晃。
“先生，学生进去守着。你回去休息吧。今天你在含元殿站了一天，又跟着到暖阁里折腾了这么久。”
李逸尘点了点头。
他确实累了。
从早上到酉时，从含元殿到暖阁，从朝堂博弈到病情分析，他的脑子一直在转，几乎没有停过。
“殿下，臣有一句话，走之前必须说。”
李承乾看着他。
“陛下这病，最怕的不是吃错药。最怕的是情绪。”
“所以接下来，殿下无论如何，不要让陛下再经历这种情绪冲击。朝政上的事，能扛的先扛着。有坏消息，不要一次性告诉陛下。有不顺的事，想办法拆碎了、掰开了、慢慢说。”
李承乾认真地听着，然后点了点头。
“学生记住了。”
李逸尘对他行了一礼，然后转身沿着廊道往外走。
身影渐渐消失在廊道的尽头。
李承乾一个人站在暖阁门外，背靠着朱红色的柱子，看着夜空。
长安城的万家灯火在远处闪烁，像一片铺在大地上的星海。
他忽然想起了一个画面——那是几年前，他的腿还没好的时候。
那时候他觉得自己这辈子完了，一个瘸子太子，走路都要人扶，还谈什么继承大统。
那时候他每天的怒火都是冲着别人去的。
冲着张玄素，冲着东宫官员，冲着所有在他面前出现的人。
那时候他觉得自己的命太苦了，老天对他太不公平了。
然后李逸尘来了。
李逸尘没有安慰他。
现在想想，李逸尘从头到尾都在说同一件事。
你不能消灭你的敌人，你只能转移你的方向。
你不能消灭你的缺陷，你只能管理它。
你不能消灭朝堂上的贪腐和党争，你只能控制它们。
这不是放弃。
这是认清现实之后的坚持。
放弃的人会说，算了，反正也治不好，不管了。
坚持的人会说，虽然治不好，但我还是要管。
因为不管就会更糟。
李承乾推开了暖阁的门，走了进去。
李世民躺在榻上，呼吸比之前平稳了很多。
张太医坐在榻边的矮凳上，正在写方子。
看到李承乾进来，张太医站了起来。
“殿下。陛下的脉象已经稳了。臣开了平肝潜阳的方子，明天开始每日服一剂。另外——”他迟疑了一下，
“李右庶子说的那四条，下官以为极是。只是陛下那边——”
“孤来说。”李承乾在榻边坐了下来，看着李世民闭着眼睛的脸。
“父皇如果不听，孤就跪着。一直跪到父皇听为止。”
张太医张了张嘴，想说“殿下不可”，但看到李承乾脸上的表情，又把话咽了回去。
那个表情，是一个知道自己治不好父亲的病、但还是要尽全力去控制的人，才会有的表情。
李世民病倒的消息，是在含元殿朝会结束后的第二天开始往外传的。
宫里的口风本来很紧。
尚药局的人一个字都不往外说，两仪殿的宦官和宫女也都被王德一个一个叫去叮嘱过——谁敢往外传话，杖八十，逐出宫。
但含元殿那天的事情太大了。
一千名官员亲眼看见李世民被抬出大殿，亲眼看见李勣冲上御阶，亲眼看见尚药局的御医提着药箱一路跑进偏殿。
一千个人，一千张嘴，不可能全部封住。
当天晚上，消息就从官员家里的仆役口中传到了坊市。
第二天，东西两市的商贾开始议论。
第三天，整个长安城都知道了——陛下在含元殿上倒了，是被抬出去的。
传话这件事，每经过一个人，就会加上一点东西。
有人说陛下当时吐了血。
有人说陛下已经不省人事。
有人说御医摇了头。
有人说太子守在榻边哭了一整夜。
有人说陛下已经写好了遗诏。
这些话没有一句是真的。
但三天之后，长安城里已经没有人怀疑这些话了。
东西两市的粮价开始涨。
第一天，一斗粟米涨了三文。
第二天，涨了五文。
第三天，涨了十文。
常平仓的官员出来贴告示，说粮仓储备充足，粮价不会失控。
粮价涨到第四天的时候，有人开始抛债券了。
贞观裕国券。
当初发行的时候，年息定得优厚，偿还期限明确，又有朝廷信用作保，在市面上一直很稳。
但现在不一样了。
债券这个东西，说到底只有一个根基——兑付人还在不在。
如果李世民不在了，太子继位，朝廷会不会认之前的债？
没有人知道。
如果朝廷不认，那手里这些盖着朱砂大印的纸，就真的只是一堆纸了。
第一个开始抛的人，是西市一个做布匹生意的胡商。
他手里有八千贯的裕国券，当天下午全部挂出去，价格压了将近两成。
没有人接。
他又压了一成。
还是没有人接。
最后是一个从洛阳来的粮商接了盘，价格只有原价的六成五。
这个消息传出去之后，长安城的债券市场开始塌。
不是慢慢跌，是塌。
就像一堵墙，第一块砖被人抽掉之后，整面墙都在往下垮。
第二天，又有十几个人开始抛。
第三天，抛的人从十几个变成了几十个。
第四天，连一些原本持有大量债券的世家也开始往外放。
不是因为他们缺钱，是因为他们不想当最后一个。
债券的价格从原本溢价交易跌到了原价的七成，然后跌到了六成，然后跌到了五成。
没有人知道底在哪里。
因为没有人知道李世民到底怎么样了。
李世民倒下的第七天。
长安城东门，一辆不起眼的青毡马车进了城。
马车里坐着一个人，二十岁出头，面容清秀，穿着素色的圆领袍，腰上系着一枚不起眼的玉坠。
他靠在车壁上，闭着眼睛，像是在打盹。
车夫在前面问：“殿下，快到了！”
“直接进宫。”车里的人说。
他的声音不高，但很稳，不带一点长途跋涉的疲惫。
晋王李治。
他是从江南回来的。
在江南待了将近八个月，跑了六个州，见了十几个县令，看了几十家织坊。
他带去的样机确实比旧织机快了一倍以上，江南的织户很欢迎。
但李治在江南待着的时候，每天都会关注长安送来的消息。
他订了一份《大唐政闻》，每期都看。
他还让晋王府的人在长安给他递私信，时刻关注着朝局动态。
所以他人虽然在江南，但长安发生的每一件事，他都知道。
他知道李世民在含元殿上召了一千名官员。
他知道李逸尘写了《论朋党之害》。
他知道弹劾四条颁布了。
他知道李世民在含元殿上倒下去了。
他是七天前收到这个消息的。
当时他正在苏州看一台新装的织机，晋王府的人骑马跑了三百里把消息送到他手上。
李治看完信，把信折好放进袖子里，然后对苏州县令说自己要先回长安。
他当天就出发了。
从苏州到长安，正常走需要半个月。
他只用了七天。
李治在宫门前下了车。
守门的禁卫认出了他，没有拦。
他穿过宫门，穿过廊道，往两仪殿的方向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