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千块是他好几年的工资，咬咬牙能拿出来，但跟这碗的真正价值比，差太远了。
“你这么说，我心里有数了。”马未都叹了口气，“我估摸着，这碗拿到南边去，碰上好买家，三四千不是问题。我这一千块，确实拿不出手。”
他顿了顿，又补了一句：“你们这种有钱人，我可跟你们比不了。我这一千还得变卖几件自己的收藏才能凑出来。你这碗，品相太完美了。”
林知秋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没说话。
马未都又看了半天，终于恋恋不舍地直起腰，坐回椅子上。
他忽然想起什么，一拍脑门：“对了，约稿的事儿……”
林知秋刚要接话，马未都摆摆手：“算了，约稿不急，等我再好好看看这碗。”
说完，他又站起来，凑到桌边去了。
林知秋无奈地笑了。
这老马，要是让他们主编知道他这副德性，怕不是拍死他的心都有。
一个暑假的时间，一晃就过去了。
林知秋骑着车往燕大走的时候，心里还有点恍惚。
看着路边那些熟悉的白杨树，再看看校门口进进出出的学生，他才反应过来，自己都大四了。
他把自行车停在老地方，锁好，站在那儿发了一会儿呆。
日子过得真快。刚入学那会儿的事儿还跟昨天似的，一转眼就要毕业了。
明年这时候，自己就该滚出学校，正式踏入社会了。
他一边往教学楼走，一边琢磨着毕业后的去向。
说实话，他还真没好好想过这事儿。
写小说、改剧本、学习文物知识，这一年多忙得脚打后脑勺，哪有功夫想那么远？
刚走到楼下，就看见赵援朝从里头冲出来，一把拉住他。
“知秋！正找你呢！”赵援朝喘着气，脸上带着兴奋，“你看了最新那期《上海文学》没？”
林知秋摇摇头：“还没来得及。”
赵援朝从兜里掏出一本杂志，翻到某一页，指着上头的文章：“你看看这个，冯骥才、李陀、刘心武，三个人写的通信，讨论现代派的。”
林知秋接过来扫了一眼，标题是《关于“现代派”的通信》。
他当然知道这事儿，后世文学史书上写得明明白白。
1982年八月，冯骥才、李陀、刘心武在《上海文学》第八期发表这三封信，史称“风筝通信”，一下子引爆了文学圈关于现代派的论战。
赵援朝在旁边絮絮叨叨：“你没发现最近《文艺报》那几期吗？连着发文章批判，说什么‘文学走现代派还是现实主义’，吵得可凶了。王蒙那篇《相见时难》，还有人说是意识流，不是咱们的传统路子。还有高行健那本《现代小说技巧初探》，去年出的，今年越吵越热……”
林知秋点点头，把杂志还给他。
他知道这事儿背后不简单。
从1980年开始，朦胧诗就吵过一波，现在轮到小说了。
现代派、意识流、形式创新，这些词在圈里飞来飞去，有人当宝贝，有人当毒药。
问题是，他不想掺和。
这种论战，吵来吵去最后多半是各说各话，谁也说服不了谁。
再说了，他就是个普通作者，犯得着去趟这浑水吗？
可事情没那么简单。
接下来的几天，陆续有人找上门来。
先是《当代》的孟伟，找过来来说想约篇稿子，讨论一下他对现代派的看法。
林知秋推说忙，孟伟说没事，你慢慢想，写出来就行。
接着是《人民文学》的李京峰，更直接。
说社里想组织一期专题，请几个有代表性的作家谈谈对现代派文学的看法，林知秋是必请的。
然后是几个相熟的作者，有的写信，有的托人带话，都在问同一个问题：“知秋同志，你对现代派怎么看？”
林知秋被问得头大，但也不好全推。
他心里清楚，自己现在名气不小，躲是躲不掉的。
那天下午，他在系里刚上完课，正收拾东西准备走，忽然有人敲门。
“林知秋同学？”
林知秋抬头一看，愣住了。
门口站着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先生，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穿着灰色中山装，脸上带着温和的笑。
是吴组湘。
燕大中文系系主任，著名的红学家、小说家，1930年代就和季羡林、林庚、李长之并称“华清四剑客”，在文坛辈分极高。
他的小说《一千八百担》《天下太平》，鲁迅先生亲自推荐过。
后来研究《红楼梦》，观点独到，在红学界影响很大。
林知秋赶紧站起来：“吴主任，您怎么来了？”
吴组湘摆摆手，走进来坐下：“不用客气，路过顺便看看你。”
林知秋心里犯嘀咕。
路过？
中文系在西边，西语系在东边，这路过得也够远的。
但他没敢问，规规矩矩地坐下。
吴组湘看着他，笑了笑：“知秋同学，最近关于现代派的讨论，你有关注吧？”
林知秋点点头：“关注了一点。”
“那你什么看法？”吴组湘问得很直接。
林知秋想了想，没急着回答。
他知道吴组湘问这话，不是随便聊聊那么简单。
“吴主任，”他斟酌着开口，“这事儿，我觉得没那么绝对。”
“哦？”吴组湘眼睛一亮，“怎么说？”
林知秋继续说：“现在争论的双方，一方说要学现代派，一方说要坚持现实主义。但我觉得，这两者未必非得对立起来。
现实主义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本身就在发展。现代派那些技巧，意识流、时空倒错、内心独白，用好了，可以丰富现实主义的表现力，而不是取代它。”
吴组湘点点头，示意他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