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由校继续看着户部呈上来的商税征收明细，以及锦衣卫暗桩从各地发回的密报。
这两份东西放在一起看，就像把一块金子和一块烂泥并排摆在桌上。
金子是朝廷本应收到的商税数额，烂泥是实际收上来的数目，两者之间的差距，大到足以让任何一个皇帝暴跳如雷。
“哼！这些不知死活之辈！”
朱由校拳头硬了。
难道天下人以为朕是以前的皇帝，不重视商业？
若他们如此以为，那就大错特错了。
商业的重要性，朱由校太清楚了！
相比较农业，商业能够创造的财富，比农业大不知道多少。
十亩良田，风调雨顺的年景，产稻三十石，折银不过十两。
一户自耕农，全家老小在田里刨食一年，刨去赋税和口粮，能剩下的碎银子掰着指头都数得过来。
但一个商人，从杭州贩一船丝绸到京师，刨去成本、路费和沿途打点，一趟下来净赚几百两甚至上千两。
世上从来没有种地种成首富的，但可以通过商业成为首富。
譬如沈万三，元末明初的江南巨商，靠贩运丝绸、茶叶、瓷器出海，积攒的财富据说能买下半个苏州城。
太祖洪武皇帝定鼎南京时，沈万三捐资助建了三分之一的城墙，还主动出钱犒赏三军。
结果如何？
太祖嫌他太富、太招摇，一句话便将他抄家流放，亿万家财尽数充公。
沈万三的悲剧，说到底就是一句话：
商人的钱，天子可以让你赚，也可以让你一文不剩。
但反过来，如果天子真的把商人都杀光了、抄光了，谁来贩运货物？
谁来流通财富？
谁来把江南的丝绸运到北方，把景德镇的瓷器卖到南洋？
士农工商，商乃末流。
这个排位是历代儒家重农抑商思想的产物，被写进了典章制度，刻进了官员士大夫的骨子里。
但商人地位低，不代表朱由校不重视商业。
相反，作为后世穿越者，朱由校对商业的重视，是之前诸多皇帝前所未有的。
他见过后世那些商业帝国是怎么崛起的。
荷兰东印度公司，一个私人合股的贸易公司，靠着垄断香料贸易，每年给荷兰共和国贡献的利润能养活一整支远洋舰队。
大明的商人手里有的是银子，有的是船，有的是遍布南洋的贸易网络，却因为朝廷的重农抑商政策和混乱不堪的商税制度，被捆住了手脚，被荷兰人一步步挤出了南洋。
这不是商人的错，是制度的错。
对于大明商税现状，朱由校经过了数年调研。
登基的这些年来他派锦衣卫暗桩以商人身份沿着京杭大运河走了一遍，从杭州到京师，一路过关过卡，把每一处收税的地点、收税的名目、收税的人、收的数额，全部记录在案。
暗桩回来之后呈上的密报，足足堆满了半个书架。
朱由校把这些密报从头到尾翻了一遍，越看越心惊，越看越愤怒，也让他对大明的商税运行更加了解：
大明的商人，一货数税。
一个商人从杭州运一船丝绸到北京，沿途至少要交七次税。
杭州府税，这是第一道，出产地就要先扒一层皮。
北新关钞税，这是在杭州城外的运河钞关交的第二道。
扬州关钞税，船过扬州，钞关的税吏上船验货，按船的大小和货值再收一次。
淮安关钞税，船到淮安，同样的流程再来一遍。
临清关钞税，船到山东临清，这是第五道。
崇文门落地税，货终于运到了北京城下，进城之前还要交一次进城税。
顺天府牙税，货进了城，要在牙行里挂牌交易，牙行还要再抽一次牙税。
这还只是明面上有据可查的七道税。
实际上呢？
沿途还有地方官私设的小税：过桥税、渡口税、巡拦钱、保头费，名目五花八门，收税的人穿着官差的号服往路中间一站，手一伸，你不给钱就别想过去。
实际税负可达货值的三成到五成。
一船丝绸从杭州贩到京师，成本不过数百两，沿途交税就要交掉将近一半。
这还没算人吃马嚼的路费和打点衙门的人情开销。
商人辛辛苦苦跑一趟，赚的钱大半都喂了沿途的税吏和钞关，剩下的一点薄利还要跟牙行分账。
如此重税，还有人愿意做买卖吗？
有，但只会逼得他们想尽办法偷税漏税、伪造税票、买通官员，或者干脆把货物从明面转入暗处，去做不用交税的黑市交易。
最关键的是，征收如此重的商税，结果朝廷根本就没有收上来多少商税。
这商税全给地方贪去了。
沿途那些钞关的税吏，收十两税只上交三两，剩下的七两装进了自己的腰包。
地方官私设的那些小税关，收上来的银子连账本都不记，直接按照官阶大小私分。
户部每年的商税总额，账面上不过几十万两，与实际征收的数额相差悬殊。
这些本该属于朝廷的财富，被一群蛀虫一层一层地截留在了地方上。
朕的钱！
岂能让你们这些蠹虫好过？
朱由校当时便下定决心，要对大明的商税税制进行系统的改革。
他没有急于动手。
商税牵扯的面太广，从户部到工部，从地方官府到各地藩王，从钞关到牙行，每一个环节都是一张利益网。
如果不动脑子直接一刀切，只会逼得这些人联合起来阳奉阴违，到时候新政还没落地就胎死腹中。
他用了很长时间，把整个大明的商税体系从头到尾捋了一遍，发现首要的问题便是征管权四分五裂。
户部管着运河沿线十几个钞关的钞关税，这是最大的一笔商税收入，但户部的钞关只设在运河沿线的主要城市，管不到星罗棋布的地方关卡。
地方官府管着落地税、市税，每个州县都能设卡，一县之内甚至可以有好几道关卡。
东门收一次，西门再收一次，南门出城还要收一次。
太监和藩王会征收矿税、店税。
还有牙行，这些垄断中介交易的商人组织，私自征收牙税。
同样一车货，卖给张家就要给张家的牙行交一份钱，卖给李家又要给李家的牙行再交一份。
这么多重税叠在一起，已经不是重复征税的问题了，而是连征税的人都搞不清一车货到底被收了多少道。
不同部门不仅各自为政地征税，重复征税的问题更是严重到了荒唐的地步。
货物运输途中每个钞关都要收一次，按船大小或货值征收，同样的货，过了几个钞关就得交几遍。
货物到达销售地后，还要再收一次落地税，即便你已经在沿途所有钞关都交过过税，到了目的地还是要再交一笔。
譬如广东的货物经大庾岭入江西，要在南雄交一次，在大余交一次，在赣州再交一次，短短一段山路连续交三次，货物还没离开赣州府的地界就已经被收了三次税。
更可笑的是，无统一完税凭证，各地互不承认。
每个税关都有自己的税票，只在本关辖区内有效。
商人在杭州交了税，拿了杭州钞关开的税票，到了扬州，扬州钞关的税吏把税票拿过来看一眼，随手丢到一边。
杭州是杭州，扬州是扬州，杭州开的票在扬州不管用，重新交钱。
到了淮安，淮安也不认扬州的票，再交。
没有防伪措施，税票伪造泛滥，有些商人宁愿花银子找假票贩子做一套假票，也不愿老老实实每关都交，因为假票的成本比真税低得多。
地方官为了中饱私囊，更是在交通要道私自设立小税关、巡拦。
仅山东一省就有私设税卡数十处，十里一卡，五里一税，走一趟山东地界，光是这些小关卡就要交不知多少道钱。
甚至连乡村集市、渡口都有人收税，挑担卖菜的老农，担子里就那么几把青菜几根萝卜，也逃不过税吏的眼睛。
不交钱？
菜担子给你掀了，人给你打了，告到县衙也没人管，因为县太爷自己就是私设税关的幕后主使。
这种情况不仅导致税基流失，让朝廷的法令在地方变成一张废纸，更直接阻碍了商业的正常运转。
商人是最敏感的群体。
他们会算账，会衡量风险与收益。
当长途贩运的成本因为层层盘剥而高到无利可图时，他们就不再跨省跑买卖，改成只在本地做小生意，甚至干脆把钱埋在地窖里不再拿出来流通。
商人不流动，货物不流通，各地的特产运不出去，外地的粮食运不进来，最终受害的不只是商人，还有千千万万依靠市场获取粮食和日用品的普通百姓。
当然...
还有大明的税收。
因此，朱由校对商税进行了全面的改革。
先是统一征管权，所有商税归户部，废除一切私设关卡。
设立户部商税司，统一管理全国所有商税，收回工部、地方官府、太监、藩王的所有征税权。
废除全国一切私设的税关、抽分厂、巡拦，只保留十几个户部直辖的钞关和各省会城市、各府府城的总税关。
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私自征税，违者没收全部财产，充军三千里；官员参与者，革职充军，情节严重者处斩。
改革初期，这道命令一颁布便引起巨大的震动。
许多地方官员四处托关系进京疏通，指望能保留自己地盘上的私卡。
朱由校连见都没见那些说客，直接让人把名单抄了一份送到刑部归档，等着算总账。
其次，实行一次课征制。
一货一税，全国通行。
废除过税和住税的区分，所有货物只在产地或起运地征收一次商税。
商人交税后，由征税机关发给全国通用的完税凭证，也就是统一样式的税票。
沿途所有钞关和地方官府只验票不征税，不得再以任何名义收取费用。
货物转卖时，凭原税票不再重复征税。
若货物增值超过一定比例，只需对增值部分补税。
这套制度让商人只需算一次总账就能知道自己的成本，不必走到哪儿都担心被扣。
丝绸、瓷器、茶叶等大宗商品，在产地的总税关交税。
粮食、布匹等民生用品，在起运地的钞关交税；海外贸易货物，在市舶司交税，凭市舶司税票进入内地不再征税。
各条线路的票与关之间只能验不能收，验过之后加盖骑缝章，票货不符才准扣下，否则钞关擅自重新课征便是违法。
配套的措施是统一防伪税票制度。
税票由户部统一印制，编号管理，每张税票都有唯一编号，一式三份。
商人一份，征税机关一份，户部一份，骑缝加盖“户部商税司印”。
用朱砂印泥和特制纸张，税票上印有货物名称、数量、货值、税率、税额、征税日期、征税机关，加盖征税官员的私印和手印。
税票有效期为六个月，过期无效，需重新交税。
验票制度明确规定：沿途钞关只验票不征税，验票后在税票上加盖“验讫”章。
没有税票或税票过期的货物，一律视为走私，没收全部货物，并处以货值十倍的罚款。
伪造税票者处斩，家属充军。
伪造新税票的案犯被抓后全部在钞关门口斩首示众，首级挂在税关的旗杆商，以儆效尤。
为了不至于让地方官府失去了合法收益而更加变本加厉地私设关卡，朱由校还明确了中央与地方的分成，调动地方积极性。
商税收入大头上交中央，小部分留地方，用于地方治安、道路修建、水利工程。
地方商税收入超过定额的部分，半数留地方作为奖励。
这笔留成让不少原本以为改革会把自己饿死的州县官员松了口气。
合法合规的提成总比去贪污来得踏实。
其次，监督也是重中之重。
商税收入全部存入官府指定的银库，由户部和地方共同监管。
每年年底，户部派人审计各地的商税收入，严禁截留、挪用。
地方官完成商税定额的，给予升迁奖励；未完成的，降职处分。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建立严格的监督与惩罚机制。
设立巡税御史，由皇帝直接派遣，每年巡视各地的商税征收情况。
建立举报制度，举报私自征税、贪污受贿、偷税漏税的，经查实后，奖励没收财产的两成。
商人遇到重复征税或勒索的，可以直接向巡税御史或户部商税司投诉。
官员私自征税或贪污受贿的，革职充军，赃款全部没收。
商人偷税漏税的，没收货物，并处以货值十倍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充军。
钞关官员验票时故意刁难商人的，革职，永不录用。
刚开始施行的时候，有没有阻力？
当然有。
那些在地方上私设关卡几十年的官员，那些靠着牙行垄断赚得盆满钵满的牙商，那些收了贿赂对商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钞关税吏，哪一个肯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财路被一刀砍断？
他们先是联名上疏，打着“祖宗旧制不可轻废”的旗号试图让皇帝收回成命。
见奏疏无效，又开始在各种环节上使绊子。
税票印制故意拖延，钞关验票的流程故意放慢，甚至有人暗中派人冒充商人在驿道上抢劫，然后把罪名栽赃给新设立的巡税御史。
朱由校对这些手段一清二楚，他没有动怒，只是让锦衣卫把搜集到的证据整理成案卷，然后砍了几百个官员的头颅。
诏狱里塞满了人，菜市口的刽子手换了好几班，钞关门口挂满了示众的首级。
半年之后，明面上的私自征税就不敢再有了。
然而，这代表着商税改革的政策，真的推行下去了吗？
非也！
政策再好，也要下面的人去施行。
大明官僚体系，朱由校还不了解？
他在紫禁城里写的每一个字，经过内阁、六部、省府、州县层层传达，到了最底层执行的时候，往往已经变得面目全非。
更何况商税改革触动的是从户部到地方、从钞关到牙行的整个利益链条。
这些地方上的执行者不敢在明面上违抗圣旨，但他们有的是办法在暗处做手脚。
他们不敢再私设关卡明码标价地收税，但他们会把验票的时间拖得很长。
一张税票，原本一炷香的工夫就能验完，他们能拖上半天甚至一整天。
商人等不起，时间就是钱，多等一天就要多付一天的码头停泊费、骡马草料钱。
等不及怎么办？
那就塞银子，塞了银子票就验得快，不用排队。
这实际上还是索贿，只是从明面上的重复征税变成了暗地里的刁难勒索。
顺天府，天子脚下，首善之地。
通州是京杭大运河的北端终点，也是天津港陆路转运京师的必经咽喉。
锦衣卫北镇抚司的衙门就设在东华门外，西厂的暗桩遍布京师内外。
在这样的地方，居然还能出现重复征税、索贿的事情，那在其他地方呢？
山东的私设税卡被清理了一遍又一遍，但锦衣卫的密报里仍然时不时冒出新的小税关。
扬州钞关的税吏换了好几茬，每一茬新人上任不出几个月就开始变着法子收黑钱。
湖广的落地税改成了商税司统一征收，但地方官把征收标准私下抬高了一截，多出来的部分照旧流入私囊。
这些情报朱由校隔几天就能收到一份，每一份都让他心头火起。
这些事情，都是朱由校绝对不能容忍的。
他在商税改革上倾注了多少心血。
从调研到立法，从试点到推广，从砍人头到建制度，整整几年，反复打磨，反复修补，好不容易才把这套体系搭了起来。
现在你们这些蛀虫，不敢明着违抗圣旨，就暗地里搞小动作，把朕辛辛苦苦推行下去的改革当成一纸空文？
既然你们不听朕的话，那朕也不会让你们好过。
软的不吃，那就来硬的。
讲道理不听，那就讲刀。
很快，司礼监掌印太监黄骅便入内了。
“陛下，东厂提督魏忠贤、西厂提督王体乾，已经在殿外候着了。”
朱由校点了点头，将手中那份锦衣卫密报往案上一拍，端起了茶盏，喝了一口已经微凉的龙井，将茶盏缓缓搁回案上，然后抬起眼，道：
“让他们进来。”
对付不法官员、偷税漏税的商人，朱由校的办法很简单：
开门，放魏忠贤！
很快，魏忠贤与王体乾便来了。
两人一前一后跨过广寒殿的门槛。
“奴婢拜见皇爷！”
两人恭谨地行了大礼，然后便跪伏在原地，脊背躬得很低，等着皇帝开口。
两人近来比较少见到皇帝了。
在皇帝登基之初，他们两人颇受倚重。
那时候朝中党争正烈，东林党与阉党互相倾轧，厂卫奉旨拿人，诏狱里塞满了犯官，菜市口的刽子手从早忙到晚，京师官员人人自危。
厂卫的规模也是一扩再扩。
西厂在停废多年后重新开张，大内行厂也相继重设，三套独立的特务系统并立，互不统属，都直接对天子负责。
魏忠贤手底下的东厂缇骑遍布两京一十三省，触角伸到了每一个州县的衙门、钞关和牙行。
那时候他几乎每天都能见到皇帝，递密报、请旨意、报名单，忙得脚不沾地。
不过到了天启七年，陛下虽然依旧重视厂卫，但用到厂卫的次数却比前几年要少了。
魏忠贤心里很清楚这是为什么。
厂卫这把刀，用得好是除腐剜疮的手术刀，用得不好就会伤及自身。
之前的恐怖统治是因为皇帝刚刚登基，权势不稳。
那时候辽东有建奴，西南有奢安，朝中有东林党和阉党互相咬得不可开交，江南还有闻香教在暗中活动，整个大明的摊子乱得像个筛子。
皇帝必须重用厂卫，以天子的身份破坏规则办事。
厂卫拿人可以绕过三法司，可以不经刑部复核，可以直接把二品大员从被窝里拖出来投进诏狱。
这种手段不合程序，不合祖制，但在非常时期就是最有效的办法。
锦衣卫和东厂的缇骑冲进哪个衙门，哪个衙门的官员就吓得面无人色。
几轮清洗下来，朝堂上的反对声音就被压下去了。
但到了现在，陛下已经不必如此了。
征倭大胜，建奴平定，奢安覆灭，蒙古归附，新政推行得如火如荼，朝中言官们噤若寒蝉，地方上的官员也都知道这位天子的脾气。
别跟他对着干，对着干没有好下场。
威望足够了，官员们也怕了。
现在皇帝推行新政，靠的是内阁的票拟和六部的公文，靠的是皇明日报的舆论引导和廉政司的巡查审计，靠的是一整套已经建立起来的官僚体系和监督机制。
厂卫这把刀，用得少了，反倒说明朝局稳了。
但朱由校不经常用，不代表着他不会用了。
厂卫的规模可从来没有裁撤过。
东厂、西厂、大内行厂，三套系统依旧在运转，缇骑依旧遍布全国，密报依旧每天送进宫里。
魏忠贤手底下握着锦衣卫缇骑，加上东厂的探子和线人，至少十万人以上。
这些人不全是拿刀的。
有的是混在码头力夫里的暗桩，有的是坐在茶馆里假装看报的闲汉，有的是在钞关里誊抄税单的书吏，甚至还有在青楼里弹琵琶的盲女。
他们不需要知道自己在为谁效力，只需要把看到的、听到的报上去，自然有人在层层过滤之后把最重要的信息呈到魏忠贤的案头。
魏忠贤再把其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挑出来，亲自送进乾清宫。
整个东厂就是一台庞大而精密的监控机器，覆盖了大明帝国的每一个角落。
东厂和西厂这几年被他压得够久了，就像两把在鞘中静卧太久的刀，刀刃上已经蒙了一层薄薄的灰。
但刀就是刀，只要拔出来，依然能见血封喉。
这一次，这把刀必须亮出来了。
有些人，不流几盆血是不会醒的。
商税改革已经在京畿试点了一年，成效不能说没有。
朝廷的商税收入比改革前确实有了明显的增长，京畿地区的商贾们也开始逐步适应新税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