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是在庭审结束的第一时间，华盛顿特区五月花酒店三层宴会厅，曾经的梅琳达·盖茨、现在离婚后改回父姓的梅琳达·弗伦奇穿着一件深灰色的职业套装，头发利落地盘在脑后，脸上几乎没有妆容，眼下的青黑即使隔着很远也能看清。
她身后竖着一块深蓝色的背景板，上面用白色字体印着“梅琳达·弗伦奇全球妇女儿童保护基金会”。
当然，这个原本由她和首富丈夫共同经营的基金会名称也做了更改，并且因为这几年北美愈发流行的女性叙事，很理所当然地把原先的儿童保护，升格成为了妇女儿童保护。
对于梅琳达·弗伦奇而言，这个基金会是她离婚后最渴望分割到的财产，也是她毕生的心血。
但在今天这场世纪庭审如火如荼的当下，她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华盛顿？
又为什么要大张旗鼓地邀请了ABC、NBC、CNN、《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等北美主流报纸和电视台的记者，又只在邀请的电邮上写着“基金会就近期受助个案发表紧急声明”呢？
记者会现场，面色憔悴、似乎像是经受了一个很了不得的打击的梅琳达，像上一世的2024年一样，对着媒体痛陈了前夫那些肮脏又荒诞的丑闻。
当然，无论是上一世，还是这一世，她剖白的原因都是要让自己的基金会和盖茨这个名字划清界限，否则也太过反差了一些？
基金会写着保护妇女儿童，而你盖茨在做什么？
梅琳达是一个月之前就下定决心的，也为今天准备了很久，她别无选择，因为提供这些确凿的照片和视频，也把苦主家人拉到她面前的人告诉她：
她不主动切割，基金会的声誉和未来，就要和盖茨这个名字一起埋葬。
梅琳达知道对方是谁，当然便不怀疑他们的手段，因为几年前强行从微软和前夫虎口夺食，将诺基亚抢走的人，无论是舆论操控还是群众动员能力，都叫她不得不忍痛割“恨”。
此刻的五月花酒店三层宴会厅中，梅琳达拿着话筒痛苦道：
“我今天站在这里，不是以基金会主席的身份，而是以一个母亲、一个女人、一个在婚姻中沉默了二十年终于决定开口的人的身份。”
台下闪光灯骤然密集。
“上个月，有一对来自佛罗里达州坦帕市的夫妇找到了基金会。他们的女儿，一个十七岁的女孩，在三年前年七月参加一次海洋艺术研学营的出海活动后，在巴哈马海域失踪。报案后，警方以‘无勒索信、无尸体’为由将案件归档。两年过去了，没有答案，没有进展，没有人为他们女儿的消失承担任何责任。”
梅琳达停顿了一下，从讲台下拿出一张照片，举起来让镜头捕捉——
照片上是一个笑容灿烂的金发少女，穿着白色T恤，站在海边。
“他们找到我，是因为听说我的基金会在资助失踪儿童家属的心理援助项目。我看了他们带来的所有材料，那些照片、时间线、游艇登记记录以及女孩最后的社交动态。”
梅琳达的声音有着明显的低沉，“然后我在其中一张照片里，看到了一个细节。”
她抬手按了一下笔记本电脑的空格键，身后的投影幕布上出现了一张照片：
一艘游艇的甲板，画面右下角，一个穿着深蓝色衬衫的中年男人的侧影正背对镜头站着，衬衫袖口卷到小臂中段，露出一截手腕和一块银色的腕表。
“这块表，这截手腕，这枚袖扣，我都认识。”
梅琳达的目光没有离开镜头，“我和比尔·盖茨先生共同生活了二十多年。他衣柜里每一件衬衫的袖口样式，我都亲手熨过。这块百达翡丽腕表，是他在2013年生日时送给自己的礼物。”
“Holly shit！”
“Oh my God！”
全场瞬间便是控住不住的哗然，就如同今天庭审现场听到卡林那个动人故事的陪审团一般。
梅琳达没有理会台下的嘈杂，她从讲台下取出一个牛皮纸信封，拆开封口，从中抽出一沓照片和一摞打印好的文件，高高举起，让每一台相机的长焦镜头都能清晰地捕捉到那些画面。
即使隔着几排人头，前排的记者也已经能看到照片上那些不堪入目的内容：
少女的面孔、豪华游艇的内舱、散落在床边的衣物，以及画面中那个虽然面部和隐私部位被刻意遮挡、但体型和衣着特征与某位前世界首富高度吻合的男性背影。
“凭借着印象，我在离婚前我们共用的家庭电脑备份硬盘里，找到了一个加密文件夹。里面有照片，有视频，有音频文件。时间跨度从2008年到2013年。地点包括佛罗里达、巴哈马、美属维尔京群岛和墨西哥坎昆。”
梅琳达的声音因为恐惧开始发抖，但控诉一直没有停，“这些文件记录了我的前夫比尔·盖茨，长期通过名下基金会赞助的NGO组织，以各种研学营为名义，在加勒比附近的小岛上组织或至少是参与某些隐私勾当的详细证据。”
整个宴会厅陷入了短暂的真空，是那种所有声音同时消失、只剩下快门声和呼吸声的真空，继而像被一根火柴点燃了汽油，记者们几乎同时站了起来，问题像潮水一样涌向讲台。
所有人在争先恐后地确认和挖角这位前首富小岛秘闻的同时，也不约而同地在心里对他下了查无此人的判决。
在前妻当众举报揭发，北美女性运动如火如荼的当下，有这么多视频、音频、照片的佐证……
查无此人，大概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吧？
“我已经将这些视频和音频的副本分别交给了华盛顿特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和联邦调查局儿童剥削与人口贩运专案组，同时以全球妇女儿童保护基金会的名义，向司法部提交了正式报案材料。”
梅琳达的声音恢复了稳定，但眼眶已经开始泛红，“我希望这一次，没有人再以各种理由归档，也希望我的大义灭亲，能够让我们的基金会保持应有的善良和纯洁，谢谢。”
……
华盛顿特区乔治敦一家名为“蓝桥”的高档法餐厅的二楼包间里，盖茨和班农一言不发地看着像日苯人一样九十度鞠躬的梅琳达，似乎陷入了有些想要用手边的餐具泄愤，又觉得无能狂怒有些丢份的窘境。
相比于班农立马开始打电话联系本地警署和FBI的行为，盖茨的面色反倒在阴晴不定后，浮现出一些解脱的意味来。
他曾经无数次痛苦地在午夜梦回，在某个肮脏卑鄙的导演给他发了那封名为《The Truth》的邮件之后（739章）。
那封邮件里的每一张照片都像一条淬了毒的蛇，盘踞在他每一个清醒的早晨和每一个无法入睡的深夜，它们吐着信子，提醒他随时可能失去一切：
从那个被全世界仰望的慈善楷模，变成一个被钉在耻辱柱上的性罪犯；
从那个在博鳌论坛上谈论人类福祉的智者，变成一个在加勒比小岛上被摄像头捕捉到丑陋面目的畜生。
照片像一条看不见的绞索，日日夜夜地勒住他的咽喉，让他不得不在每一次公开露面时强撑着微笑，在每一次面对镜头时担心被问出那个问题，在每一次坐在基金会理事会的长桌前时，恍惚间觉得所有人都在用一种异样的眼光打量他。
所以他才不得不在最后关头放弃诺基亚，也放弃了挚爱的发妻，让她带着一半财产离开，还带着那个用两人姓名命名的基金会。
这是为了维持体面付出的代价。
这样的恐惧，一直到自己机智地导演了一出《窃听风云》，将爱泼斯坦和他的小岛一同湮没在太平洋里，才算是稍稍解脱。
其实，在这一次筹谋了两年，终于趁着地缘政治局势以及大选，对折磨自己的罪魁祸首发起惊天狙击之前，盖茨就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准备着某一天这些照片会出现在手机推送的消息里，即便他已经伙同班农利用存世最强大的暴力机器，用最快的速度将对手擒获，但还是做了两手准备。
譬如当下一个电话打给了自己的助理和公关团队，在全世界媒体开展不计代价的洗白，而司法机关那边有自己这么多年在议员中的人脉，有即将成为从龙功臣的班农的斡旋，暂时也出不了什么大事。
唯一棘手的，就是不知道前妻没有在现场播放的那些视频和音频，里面都是些什么力度的内容，能否被公关为剪辑和伪造，又能否被司法部门排除非法证据。
班农在窗边打完电话，此刻也从暴怒中恢复了镇定，看着盟友盖茨，禁不住疑惑道：“为什么是今天，不是更早？”
盖茨自然懂他的问题所指——
路宽为什么不在更早之前，至少在哈维被米兔运动包围、锒铛入狱之后第一时间就展开对等报复？
为什么一直等到自己也深陷囹圄，在开庭的第一天才选择掀起这种烈度的反扑？
是因为需要时间说服梅琳达？
还是因为被FBI逮捕后没有人能执行他的指令？
盖茨和班农思虑良苦，但总归没有自大到认为他们的这位对手，是因为轻敌和愚蠢才反应慢了这么多拍。
就像在今天上午的庭审中，骤闻证人笔误一事的路宽和博伊斯，也不会认为卡林的意外就是单纯的意外一样。
……
很显然，现在的情形就像是饱受瞩目的世纪庭审，在中午休庭时间被插入了一段谁也没预料到的广告。
第一批从法庭出来的旁听记者将上午的庭审简报发回编辑部，编辑们还没来得及消化“卡林打出三代军人悲情牌”、“路宽摘墨镜自辩反击”这些猛料，另一个消息就从五月花酒店的方向被人海人潮推了过来。
CNN、MS、NBC几乎同时在午间新闻插播了梅琳达记者会的画面，这位前首富的前妻高举照片、声音颤抖、身后投影幕布上定格着一块百达翡丽腕表的特写。
脸书、油管等全球性社媒上，“梅琳达·弗伦奇”和“比尔·盖茨”两个词条在十分钟内先后冲上全美趋势前三，全球妇女儿童保护基金会的官网流量也暴涨了几十倍，服务器都差点宕机。
因为梅琳达·弗伦奇把所有的涉案照片照片，都放在了网站上供人下载。
于是，一场舆论闪电战，在华盛顿秋日的中午骤然打响。
几乎同一时间，《人报》海外版刊发了快评，标题是《当慈善的外衣被撕下》，全美妇女组织联合会和几个大型LGBTQ团体则在半小时内联合发表了声明，呼吁司法部“以同等力度调查所有涉案指控”。
这句话的潜台词简直明显到每一个关注路宽案的人都听得出来：
你们有精力跨国追诉一个只知道拍电影、玩足球经理游戏的导演，没精力调查本国这位道貌岸然、有确凿证据的前首富？
至少通过上午的庭审，控方并没拿出足以证明这位导演拍摄机密技术的客观证据，但盖茨的照片、视频、录音可是实打实的？
梅琳达没有愚蠢和自杀到要用自己伪造的内容去狙击前夫吧？
压力开始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层层传导，从民间组织到国会山几位驴党议员的推特账号密集发声，再到司法部公共事务办公室前台的电话，都开始响个不停。
但很快，在前首富第一时间的未雨绸缪下，另一种声音也浮出了水面。
《福克斯新闻》在其午间评论节目中援引“接近盖茨家族的消息人士”称，这不过是梅琳达经营基金会不善、试图从前夫身上再榨一笔分手费的炒作；
《华盛顿时报》则把矛头指向了路宽，暗示这是东大富豪在庭审首日受挫后，指使其操纵的“舆论机器”对假想敌发起的报复行动。
两种叙事在社交网络上激烈对冲，转发链里的评论区几乎每一秒都在刷新，真相也在噪音中沉浮不定。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盖茨和班农预订的庆功午餐在接连不断的电话和紧急会议中被彻底搁置了。
原本这道叫肥胖的班农迫不及待地想要大快朵颐的烤羊排配勃艮第红葡萄酒，现在已经不太能够入口。
羊排在盘中冷透，油脂凝成一层白色的薄膜，红酒也醒过了头，醋味开始浮现。
班农看了一眼手表，抓起搭在椅背上的大衣就准备出发返回法院，无论如何，庭审才是目前所有战略的重中之重，为此他甚至没有联系卡林解决盖茨的问题，就怕耽误他下午和明天的发挥。
他走到门口，回头看了一眼仍坐在桌边的盖茨，强撑了些轻松出来：“冷不丁来这么一出，还真是……有点意思，幸好我们早有防备。”
盖茨的手机突然响了，那首他设了多年的默认铃音，单调、机械，像一台老式打字机敲出的最后一个字符。
铃声叫班农不由得止步，暂时关上了门，随即便隐约辨认出听筒那头是盖茨私人助理的声音。
后者语速极快，夹杂着明显的慌乱，像是同时被好几件事追着跑，句子与句子之间几乎没有停顿。
“我知道了，立刻联系高盛和摩根士丹利的交易台，启用备用保证金账户，必要时减持一部分非核心资产的头寸。微软的股票不能跌破五十二周均线，否则质押盘会触发连锁反应。另外，通知基金会首席投资官，暂停所有新的私募配置，流动资金优先用于回购。”
盖茨挂断电话，没有抬头，直接翻开面前的笔记本电脑，调出实时行情页面。
班农走过去，目光越过他的肩头落在屏幕上——
微软的股价分时图上，一根陡峭的绿色阴线从午盘开盘起就一路向下，成交量较前几个交易日放大了近三倍，截至目前的跌幅已经超过了百分之四。不仅是微软，盖茨个人持股较多的加拿大国家铁路、AutoNation、伯克希尔·哈撒韦B类股，以及他通过瀑布投资管理的数十只持仓标的，几乎在同一时间段内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卖压。
和A股不同的是，美股从早晨开盘到下午收盘，中间是连续不断的交易，这些“盖茨概念股”的单笔成交额都不算大，但频率密集，像是有人用一把散弹枪在扫射盖茨靶场的每一个靶位。
半晌，这位前首富才面色凝重道：“有人在借梅琳达的消息面做空。手法很老练，先通过媒体释放负面消息，等股价承压后再集中砸盘，逼质押盘爆仓或触发止损，然后低位回补。目前跌幅还在可控范围内，但如果今天收盘前不能把股价拉回两个百分点以上，今晚就会有更多的空头闻讯赶来。”
班农盯着屏幕，脑子里像有根弦被拨了一下。
他猛地拍了一下桌面，红酒杯震倒，深红色的酒液在白色桌布上阴开，像一道不祥的暗影，“我知道了！我知道他为什么一直等了这么久才放出照片，原来是一直在吸筹！准备对你旗下所有的金融概念股进行砸盘打击！”
可很快班农又自己否认了这个结论，因为它有一个无法解释的硬伤：
路宽的钱从哪儿来的？
盖茨即便被分割了一半的资产，仍旧是几百亿身价的富豪，想要做空包括微软在内的“盖茨概念股”，吸筹需要资金，做空需要保证金，而一旦动手，就像今天这样也很快会被发现，后续还需要源源不断的弹药。
这笔钱，从哪儿来？
不是说这位东大富豪没钱，是因为从接受调查开始，国内问界系、鸿蒙系的离岸账户、北美境内所有同他有关的实体全部被FBI严密监控，推特的钱他又不可能不打自招地主动调拨。
旁的不提，仅仅是想要做空拥有最大个人股东的微软，所需要的做空保证金恐怕就是以十亿美元为单位的天文数字，他从哪里神不知鬼不觉地调拨这么多资金，又是谁帮助他在幕后操盘？
他那位淡雅娴静的演员妻子也许可以利用自己的本职工作，在林肯纪念堂前登高一呼，把蠢民们哄得团团转，但叫她去操盘做空金融市场？
不可能的。
盖茨缓缓地闭上双眼，脑海里回荡着同班农一样的疑惑，不知道为什么，即便在把这位东大导演送上审判席的今天，仍旧有着无法预料、猝不及防的后手在等着自己。
它们就像其人电影中的剧情拐点和反转剧情，叫人只能见招拆招。
前首富长叹了一口气，面色严肃地看着自己的政治盟友：“你先去法院，下午要传唤哈维出庭，过两天马斯克也要出庭作证，你的出现是他们的定心丸，这件事不能有什么闪失。”
他示意电脑上仍旧在不断阴跌的分时图：“这点账面资产的得失现在反倒不是这么重要，只要把他彻底留在美国，一切损失都能弥补。”
“而且很快……我估计东大方面就会配合他出利空消息了，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安排。”
班农点头，没有什么犹豫，手臂揽着西装推门离开。
他是操纵阴谋、串联政治、对外宣讲的一把好手，但在经济、金融事务上，盖茨的事情他帮不了一点忙，只有等到从龙成功后才能给其人一些发展的便利和特权，作为他不遗余力地支持竞选捐款的回报。
从乔治敦蓝桥餐厅到哥伦比亚特区联邦法院，驱车不过十几分钟的路程，但班农坐在后排，总觉得这段路比来时长了一倍。
车窗外的华盛顿街景在秋日午后的阳光里缓慢后退，行道树的叶子边缘已经泛起焦黄，偶尔有一片落在挡风玻璃上又被风卷走。
他的手搭在膝头，拇指无意识地捻着西裤，心里像揣了一只不断在蹬腿的兔子。
今天自己一方给路宽制造了足够多的意外，但对方也几乎在同一时间还以颜色，这些意外的出现即便还不算致命，但仍旧叫班农的心里免不了突突地跳。
他隐隐有些觉察出，坐在被告席席上那个戴墨镜的男子，恐怕从刚一开始就没打算只在法庭上解决问题。
可盖茨恶魔岛照片和做空这套组合拳打出来，后续他还能如何呢？
人类总是会充满对未知的恐惧，就像今天的盖茨一样，照片的靴子落地反而能叫他从折磨中解脱出来，但面对未知，没有人能够驾轻就熟地一笑而过。
车子在宪法大道靠近法院的位置停下，班农推开车门，还没走出几步，就看到法院门前的人潮比上午更加汹涌了。
警戒线两侧的队伍都有所扩大，留学生举着的海报依然密集，甚至已经开始出现了“围盖救路”式的标语：
“The Truth About Bill Gates Is Out， What About Lu？（关于盖茨的真相诞生了，关于路的呢？）”
“Free Lu， Indict Gates！（释放路，起诉盖茨！）”
“Gates is the real criminal！（盖茨才是真正的罪犯！）”
班农面无表情地从人群周边快步走过，视线没有多停一秒，沿着法院侧面的通道走向旁听席入口，然后在转角处面色一沉。
那位奥斯卡影后正坐在入口外侧的一段矮墙上，背靠着灰白色的花岗岩墙面，手里拿着一个保温杯。
阳光从树叶的缝隙间洒下来，呦呦和铁蛋坐在她旁边的台阶上，一人举着一个甜筒冰淇淋，呦呦正小心翼翼地舔着快要融化的边缘，铁蛋则大口咬着脆筒，嘴角沾了一圈巧克力色的奶渍。
母子、母女三人都没有说话，就这么安静地坐着，像一幅与周围喧嚣完全隔绝的静物画。
刘伊妃似乎根本没有注意到谁在看着自己，只是低头看了一眼手机上的时间，然后轻声对两个孩子说了一句什么，大概是“慢点吃，还有时间”之类。
被告家属一家人恬淡的画风叫班农感到不适，这和中午自己那餐来不及享用的残羹冷炙的对比，也太过鲜明了一些。
他兀自踱步，通过安检进入法院，但心头还是不免浮现上午，这位女演员对自己的虚张声势——
更精彩的，就在下午。
好吧，此刻的班农也不得不承认，这不算是什么强弩之末的狠话，对方精准地袭击了本方的一架经济僚机，让盖茨不得不暂时抽身去应付舆论危机、做空和FBI的调查。
与此同时，他也在心里告诉自己：
梅琳达的记者会即便是一次有力的反击，但远不算致命。盖茨的丑闻还有操作空间，但只要司法程序不受干扰，只要陪审团还在听证据，只要哈维下午能按照排练好的剧本出庭作证，路宽在法庭上的处境就不会有根本性的改变。
大选已经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庭审也将在几天内结束，只要把握住主要矛盾，把路宽钉在被告席上让他无法脱身，所有的损失都是可以弥补的。
盖茨的股价可以涨回来，声誉可以修复，而那些在法院门口举着“围盖救路”标语的人，很快就会忘记他们今天喊过的口号。
想到这里，重新坐到旁听席上的班农又恢复了淡定，呼吸平稳地同控方席位的卡林对视了一眼，从后者的脸上捕捉到了一切按计划进行的表情。
很显然，这位司法部国安司的高官在告诉自己，他没有被盖茨的事情影响，专注庭审。
法警的声音从法庭前方传来：“全体起立，保罗·弗里德曼法官即将入场。”
下午的庭审很快开始，上午的程序性发问和流程结束后，下午就可以直接进入状态，弗里德曼环视全场，确认无误后落槌：
“控方继续举证。”
卡林举手示意：“法庭，控方下面这组证据将围绕起诉书中第四条，关于被告违反《外国代理人登记法》利用推特进行舆论操控及意识形态输出的指控进行打包举证，法庭上午已经同意，因此，现在申请证人——米拉麦克斯总裁哈维·韦恩斯坦出庭。”
“另外，被告于大卫·林格相识也是由于哈维的居中介绍，因而在此节，控方也会通过对哈维的询问对上午关于被告在小鹰号航母进行违法拍摄做证据补强，请法庭允许。”
“可以。”
卡林的目的很简单，上午自己一方精心准备的好戏，在最后时刻被柏林影帝的表演扳回一城，那就利用已经被策反的哈维重新强化，把小鹰号的故事补上一些关键细节；
另一方面，哈维的倒戈、以及推特对他历来在丑闻上的特殊照顾，甚至是两人之间诸多的私密交往，都能叫这位艺术家被告的真正面目得以显现，让他在陪审团中的形象分继续降低。
故事也好，指控也罢，都是一环扣一环，循序渐进的。
但对于路宽和博伊斯一方而言，现在也只能面对哈维会对本方做出不利证词的现实了，虽然此前早有预料和预案，但这一天真正到来，还是叫人有些唏嘘。
一条狗，用多了，也是有感情的，何况是犹太白皮猪。
法警推开证人候询室的门时，哈维·韦恩斯坦几乎是贴着门框走出来的。
他瘦了很多，最大码的橙色囚服挂在他身上显得空荡，肩线垂到了不该垂到的位置，裤管在脚踝处堆出两道多余的褶皱，像是借了别人的衣服来穿。
昔日这位好莱坞权利者的头发比上次公开露面时稀疏了不止一圈，鬓角已经灰白，眼窝深陷下去，颧骨从松弛的皮肤下面凸出来，像一具被晾了太久的雕塑。
他低着头，目光落在自己面前的几步地面上，从侧门走向证人席的那段路不过几米，但他走得很慢，每一步都像是在衡量自己正在走向一个什么样的结局。
坐在被告席上的路宽听见脚步声，他不知道哈维有没有在看自己，又是否有胆量看自己；
台下的刘伊妃也是无限唏嘘，她从《异域》开始就跟着丈夫认识这位独立电影教父了，在她的印象中，哈维的脸总是油亮的，眼神是审视的，手指上戴着两枚过大的戒指，说话时喜欢用手指敲桌面来强调自己的权威。
但现在坐在证人席上的这个人，已经完全换了一副面孔。
他的下巴上甚至还有一片灰白色的没有刮干净的胡茬，在法庭顶灯下像一层薄霜，眼睑也低垂着，嘴唇微微翕动，像是在无声地念叨着什么。
他的精气神已经被彻底抽干了。
说实话，考虑到哈维以往的德行与血统，刘伊妃得知他能在最后一刻、也即得知丈夫在拘留中心失明时才情绪崩溃，答应出庭作证替司法部编造不利证词，已经算是很难得了。
这是她从补充阅卷后的博伊斯处得知的。
在此前因为米兔运动被关押调查时，卡林和麦凯布就已经开始组织对他的证词突破，调查重点根本不是他用什么办法、在什么时候、玩了多少个好莱坞女星和模特，他们的目标从来都只有一个——
路宽。
而哈维，也的确是在手段隐蔽的刑讯、威胁和诱供中苦苦支撑了颇久，直到得知连他曾经无限迷信的东大导演也落了个失明的下场，才终于痛哭流涕着走上歪路。
小刘对他的人品自然是唾弃的，但也知道人性从来经不住考验，在这种情况下，也就生不出什么对他恨之入骨的心思了。
博伊斯也心知肚明。
作为一位在联邦法庭上摸爬滚打了半个世纪的刑辩律师，博伊斯在庭前对每一位可能做出不利证词的控方证人都做过针对性的预判和准备。
此刻他看着哈维低着头坐在证人席上，看着那双再也不敢抬起来看任何人的眼睛，心里浮现出自己月余之前会见时和东大导演的对话——
“路，我现在可以相信谁？”
“我的妻子和阿飞，只有他们两个，其余人，你都要做好背叛的准备。”
自己当时甚至沉默了几秒，斟酌着问他：“你的那位……他枪杀了FBI探员。这种大罪，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一定不会放过这个机会。我认为，在持续的审讯和压力下，其实是有可能让他……”
“不会。”
这位现在坐在被告席仍旧岿然不动的艺术家，当时没等自己说完就打断，“他死也不会，我也不会让他死。”
人性是一个很复杂的东西，复杂到即便是穿越者，也无法对所有人的动作进行精准预判。
博伊斯做了大半辈子的刑辩律师，见过太多背叛：
儿子出卖父亲换取减刑，妻子把全部罪责推给已故的丈夫，朋友在证人席上微笑着说出精心编织的谎言，连眼睛都不眨一下。
他以为自己已经看透了人性的底线，那条线比大多数人想象的要低得多，低到几乎没有下限。
但此刻，他看着被告席上那个戴墨镜的背影，想起他在拘留中心对自己斩钉截铁说的话，忽然觉得也许自己这辈子对人性的判断，还是过于悲观了一些。
在这个所有人都在互相出卖的世界里，这位艺术家和富豪，居然真的拥有两个宁愿死也不会背叛他的人。
这或许就是他敢于自陷囹圄，敢于坐在被告席上、敢于直面整个司法系统的碾压、敢于在失明之后依然不卑不亢地与全世界最强大的暴力机器对抗的底气所在。
不是金钱，不是权势，不是那些离岸账户和商业版图。
是信任，是那种在这个时代已经近乎绝迹的、绝对的、不计代价的信任。
因为哈维在本案中被第一次传唤，法庭按流程开始核验证人哈维的身份，向他宣读一些权利义务的须知，等待举证和询问的卡林瞟了一眼对面的博伊斯。
老律师坐在辩方席上，面前的笔记本合着，双手交握搁在桌面上，既没有低头翻阅卷宗，也没有拿笔在纸上勾画什么，姿态稍显松弛。
卡林微微皱眉——
按照常理，此刻他应该正在笔记本上飞快地列出交叉询问的提纲，或者和身边的助理律师低声交换意见，为即将被哈维证词冲击的辩方防线做加固准备。
他甚至在心里替博伊斯演练了一遍可能的攻击方向：
质疑哈维的交易信用、和被告存在的利益冲突、过往的伪证记录、从米兔运动的指控里提取他的品性缺陷，任何一个方向都可能让陪审团对哈维的证词产生合理的怀疑。
但他似乎无动于衷？还是早就已经准备好了？
卡林又不自觉地看向刘伊妃，她也只是恬淡地坐着，根本没有在意哈维，只是和两个孩子一起看向被告席。
他本能地感觉到有些不对劲，但又着实说不上来，整个辩方阵营就像一口沉在水底的钟，它似乎被敲响，但声音沉闷到叫人无法察觉出什么来。
“……好，控方开始询问。”
弗里德曼的话音刚落，法庭侧门忽然传来一阵沉闷的敲门声。
“咚咚咚。”
敲门声在上午一直保持着肃穆秩序的法庭里显得格外突兀，老法官的话被打断，微微皱起眉头，抬眼看向侧门的方向，示意法警查看详细。
几乎是同一时间，心思敏锐的卡林和旁听席上的班农对视了一眼，都丛对方的眼里看到了一丝警觉。
随着法警拉开侧门，法庭里的空气像被抽走了一层温度，门外站着四个人，清一色的深蓝色防风夹克，左胸位置绣着黄色的联邦执法标识，腰间佩着手枪、弹匣、对讲机和折叠警棍，装备齐全得像是直接从某个行动现场开过来的。
为首的是一个四十岁出头的中年白人，身材精干，下颌线条像刀削一样利落，左手举着一份折叠好的文件，右手自然地垂在枪套旁边。
人靠衣装，制服往往能够叫人一眼认出来路，今天在场的几乎都是美国司法和律政界的顶尖人士，从法官到律师到旁听的各部门官员，没有人需要多看第二眼才能认出那身制服和胸标上的缩写：
“U.S. Attorney.SDNY”
“U.S. Attorney”即“美国联邦检察官”，指司法部下属的联邦检察官办公室，代表联邦政府行使公诉权；
“SDNY”的全称是“Southern District of New York”，即“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
一般而言，联邦检察官办公室通常与对应的联邦地区法院共用辖区名称，所以“SDNY”既指法院，也指驻扎在该辖区的联邦检察官办公室。
那么这几位公干人员的来头就很清楚了，他们是全美最有权力、最独立、最不讲情面的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出现在这里，当然不可能是来旁听的。
为首的中年白人在门口停了一步，目光快速扫过法庭内部，然后朝法官席方向微微颔首，“弗里德曼阁下，我是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特别调查组组长，安东尼·加拉格尔。奉命执行紧急传唤，打扰庭审，深感抱歉。”
弗里德曼推了推老花镜，面色有些不快，但仍然保持着法庭应有的礼貌和权威，“说明来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