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
2005年，赵善吾还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做数据分析时，突发感想，化名“乘风”写了一篇一万多字的短小说，用第一人称讲述了一个故事，人物以高中时代的李信昶和另一位女同学为原型。李信昶当然采用了化名（小说中为李景扬），而且，为了掩藏自己的身份，赵善吾刻意在时间点和其他一些细节上做了更改（甚至把写作时间2005年都改成了六年后的2011年），如果和真实经历相比较，时间线会显得十分混乱，不细究也罢。而且小说在主题上进行了模糊处理，留下了很大的阐释空间，朦胧不清，难下定论，甚至叙述者本人最后的结局也被很多人误解为自杀未遂，可见行文的误导性有多强。尽管如此，我们仍能从他虚实掺半的叙述中看出他和李信昶之间友谊的轮廓，可以说，他的目的不是还原和记录事实，而是追问自己对往事完整的理解和感受。其实，即使赵善吾承认这是他自己写的，北中的学生们也难以相信，他们那个风风火火的数学老师会是这种短小说的作者，因为他本人给人的印象和小说叙述者表现出来的伤感文艺相去甚远。可惜的是，赵善吾到现在也不知道，他的好朋友李信昶，并没有什么先天性心臟病，而明信片上铭刻于心的那句话，其实简化翻译自一位德国作家在希腊旅行时的日记。
为了尊重原作者赵善吾，小说不做任何便于《心跳》读者理解的改动。全部原文如下。
冰冻艷阳
乘风
到头来，人生只是几个小时的总和，其他时间都是漫长的等待。
（一）
如果我是一个挑剔的收藏家，只收集难忘的情绪和印象，如果我死后变成一个永恒的博物馆，长廊裏有一幅画是郑也，她必定像眼前这样，穿一件亮黄色的雨衣，穿着雨衣却还撑着透明的雨伞，手扶着溅了泥点的行李箱，在红色电话亭边站着。夜色中细雨纷飞，她身后的便利店灯火通明，像一只五彩的膨化食品包装袋，一碰就会哗啦哗啦响。
郑也发着呆，眼睛直直地看着积水的路面，雨点在上面打出的圆圈红红绿绿，映出几米开外闪烁的广告牌。
我慢慢地把车开近，怕她听不见，遂探出车窗，喊了声“郑也”，她猛地抬起头，如同从睡梦中惊醒，嘴巴微张，仿佛我的脸变成了积水的路面。我说，这儿不能停车，你快点上来。
她轻轻点头，绕过车头，把箱子放在了后座，然后打开前门，伴随着一阵雨衣摩擦和收束雨伞的动作，重重地坐在副驾驶上，其实她很瘦，一直很瘦，整个人和五年前没有区别。
我说，你还好吧？最近怎么样？
她靠在椅背上，望向窗外，简单说了自己的近况。比如工作地点是在某市墻体材料和散装水泥管理中心，那种听起来又熟悉又陌生却也没有兴趣细想的机构的名字，我只听了一遍发音就把字囫囵地打在了脑子裏。
我说，挺好的，生活稳定。
郑也淡淡道，去你家说吧。见我没反应，又补充道，方便的话。
我说，方便，我一个人住。
地下车库几乎满了。照例为了停车绕好大一圈，郑也问，你没有固定车位吗？我边慢悠悠地转着方向盘边说，很可惜，没有，在我们小区租房就这样，先到先得。郑也哦了一声。我忍不住笑了。她反应过来，你又骗人呢吧乘风！我说，几年不见，你到底是进步了，生活经验越来越丰富。
到八楼的时候，电梯门打开，二楼的退休婆婆牵着她家的大白狗进来了，笑着对我打招呼。我说，毛毛又胖了。婆婆笑得更开心了，又对郑也摆手说，不要怕，不咬人。我才发现郑也已退到墻角，身体挺得笔直，抬着头一动不动，眼睛望着天花板，紧紧地握着行李箱桿。就在这会儿，十一楼到了，门打开，我跟郑也说，到了，出来吧。
掏出钥匙开门，在暗黑中摸到开关，啪的一声，客厅亮了起来。我说，不用换鞋了，没鞋可换。郑也皱眉道，你难道只有一双拖鞋？我说，我不习惯别人用我的东西，不过你一定要坚持，也行，你等一下。
郑也轻轻嘆了口气，用鞋柜上的纸巾把箱体擦干凈。我蹲下身从鞋柜裏翻出一双比较新的冬天的拖鞋放在地上说，喏，就这个了，将就一下。
我说，我去厨房弄点吃的，你要吗？郑也说，谢谢，随便什么都行。
我从冰箱拿出冷冻鳕鱼块，用橄榄油、盐做了简单的晚餐，拿到客厅，看到郑也穿着短袖和牛仔裤坐在沙发上，弯着腰，双手捧住脸。听到我的脚步声，她抬起头，这次不再是魂不守舍的恍惚，而是无法掩饰的忧伤。我假装没註意到，说，先吃饭吧，不好意思，没餐桌。
郑也接过香煎鳕鱼说，你什么时候口味变得这么清淡了？我说，上个月做了近视手术，医生嘱咐的，你边上的落地灯，也是特地买的最接近自然光源的，两只一起开，效果跟车大灯一样，我现在最珍惜的就是这两只眼球了。郑也吃了一口鱼说，看出来了，你真的很珍惜。
我坐在电脑桌前，几口就解决了晚饭，我知道郑也见我绝不是简单的看看老朋友，首先她根本不是这种多愁善感的念旧小女孩，其次，她总是全身笼罩着一层特殊的气氛，像晴雨表一样与周围的世界机械地对话。今天在电话亭边见到郑也时我就意识到，某种深刻的悲痛像飓风一样摧折过她的精神，在其留下的废墟上似乎再也不能建起和原来一样的华屋大厦。
把盘子拿到厨房，我说，我先去冲个澡，你可以用我的电脑上网什么的。
等我顶着湿漉漉的头发出来，郑也的行李箱打开着摊在地上，除了少量的夏季衣物几乎全都是纸。她盘腿坐在沙发上，手拿一个陈旧的牛皮纸包裹，慢慢解开，我走近看，是一迭厚厚的画稿，再仔细看其他的纸，也都是素描，深的浅的，疏的密的。我边擦头发边在她对面坐下，问道，你什么时候也学这个了？
郑也做了一个深呼吸，轻轻说，乘风，景扬走了。
（二）
李景扬是我和郑也共同的朋友，其实，我们三个从初中起就结下友谊，那是一九九九年，距今已经十二年。大学毕业后，之前的所有事情回想起来都恍如隔世。童年更加遥不可及，像看过之后隐约记得剧情的别人的电影。而一旦认真沈浸在回忆中，又着实能代入那个少年的身体在时光裏穿行。
说起来，我们三个除了语文考不了高分并没有什么共同点。郑也的爸爸是警察，妈妈在县法院工作，她家教甚严，从小被父母逼着看了很多书，也许是天性叛逆，也许是阅读顺序不对，总之对文学几乎不感兴趣。她是长大后才知道，八岁时当小人书看的那本没头没尾的《变形记》是古罗马诗人奥维德写的。至于十九世纪俄国经典，从《安娜·卡列尼娜》到《战争与和平》，皆因为人名长得记不住而厌烦。她唯一喜欢的书是《安徒生童话》，最爱的故事是《坚定的锡兵》，至少到大二那年还是。郑也的数学成绩比语文好，她认为数学优雅而确定，抛物线惊心动魄地扬起又稳稳当当地落下，像非洲草原上猎豹的身姿一样简洁有力。数学，不管过程是曲是直，是千回百转还是一气呵成，结果总是令人满意地长舒一口气。郑也渴望一切都整整齐齐地有规律可循，再不济也是错落有致的，而语文卷子的文章中心思想却总是比视野不佳时的夏季天空中北斗七星的斗柄还难找，思考题的答案也像会移动的靶子，极少有机会射中。时间久了她就不免怀疑自己，并常常有一种被蒙在鼓裏的感觉，一定是有什么众所周知的关于理解世界的方式是自己不知道的，但是又因为众所周知，她不曾听人提起。诸如此类的事情积累到一定的量，使她的人生和更广阔的人群的生活之间，隔了一层雾蒙蒙的屏障，软绵绵的，却怎么也戳不破。这样的苦恼以幻想的方式缓解，郑也说她曾经的理想是当个专门写语文课本的教育家，她一定要仿照鲁迅写下“一颗是桃树，另一颗也是桃树”，这样等老师提问时，她就可以作为权威人士得意又平静地出来辟谣说，这句话说明两颗桃树没有区别，就好像这篇文章没有一个中心思想。
如果说郑也热爱各种数学图形，那么李景扬的世界则是由线条组成的。他小时候，爸妈常年在外做木材生意，把他丢给爷爷奶奶照顾，后来回到老家开了家具厂。初二转学过来时，李景扬就已经是我们班零花钱最多的人了，但他并没有因此受到老师和同学的欢迎，或者说，大家不知道怎么跟他交流。班主任张老师把一个背着大书包的男孩领进来时，什么多余的话都没说，只是嘱咐我们不要欺负新同学，顺便拐到了末排“大傻”最近跟别的班同学打架的话题，并对其进行了严肃批评，相比之下，李景扬的到来倒成了微不足道的插曲。他站在讲臺上看着全班，既不害怕也不疏离，眼神裏有一种同龄人中罕见的坚毅，不同于青春期的男孩子特有的那种倔强和孤傲，而带着平静的真诚，他好像已经准备好接纳新的人际关系，同时又期待能在自己的小天地裏自由徜徉。
因为我是班长，需要负起带领新同学熟悉环境的责任，老师便安排李景扬坐在我的前面。他与其他同学并无明显的不同，除了话少些，总是穿干凈的白色衬衫。渐渐地，我开始疑心白色衬衫是不是可以在紧急的时候充当白纸，因为他上课经常开小差，用铅笔在任何触手可及的纸上画素描，教材，卷子，练习册和笔记本，从我的视角看过去，一览无余，有很多是人物面部表情的捕捉，生动有趣，如果整理成册，成为当代中学生精神风貌图鉴也不是没有可能。一次体育课跑完步，我回去拿水喝，发现教室裏只有李景扬一个人趴在课桌上休息。我看到他的画本摊开掉在椅子腿边，就帮他捡起来放在桌上，这个动作使他手臂上抬起头，对我说了声谢谢。我问他怎么不出去玩，他说他不喜欢体育课。我突然问，你会画漫画吗？李景扬的眼睛慢慢地眨了两下，像在思考，又像在犹豫，反问我，什么样的漫画？我拿出井上雄彦的《灌篮高手》放在桌上，说，这样的。李景扬拿着翻了翻，问，我能带回去研究一下吗？我说没问题，反正我已经看了三遍了，你记得还给我就行。李景扬笑了，我第一次看他笑，他说，不会忘记，你的名字写在第一页：乘风。
我的姓氏很罕见，但家庭极其普通，爸妈在景区边经营着一间旅社，生意随着客流量的变化时好时坏，总体境况只能说不算差。生活区域和父母工作的地方不分家，我与其他小孩不同的地方莫过于此。导致从小到大我最不陌生的就是陌生人，对环境裏噪音的免疫力也自然比其他人强，在清晨熙熙攘攘的菜市场写作业这种事也谈不上困难和稀奇。眼前人来人往，钞票递来递去，饮食起居的烟火气就这样刻在骨子裏，让我没有机会思考远离现实生活的事情，除了漫画和武侠小说。早年网络还不发达的时候，关于书籍，无非是附近的书店有什么就看什么，虽然这件事仔细一想也实在令人沮丧。好在书店老板是小学语文老师，挑书的水平不至于不堪入目，况且以我的耐心，能吸引我的也不多。九十年代末，日本动画和漫画在中国大陆的发展还处于黄金时期，从《七龙珠》到《名侦探柯南》，目不暇接。当时《灌篮高手》的动画在电视上热播，连载漫画也在男生中传来传去，只需想象自己是主人公中的一员就让我们无比兴奋。除此之外，武侠世界也很迷人，江湖儿女快意恩仇，高手过招精彩绝伦，一人一马就可以浪迹天涯。然而年少时并没有遇到过需要使用绝世武功解决的问题，所以那种刀光剑影并不如长大后来得更令人向往。不过，等我到了最向往它的年纪，也是意识到它最不切实际的时候。
掩卷武侠总是油然而生一种余意未消的寂寞，但是篮球的传奇却可以继续在现实生活中燃烧。
接下来几天，李景扬都没有提漫画的事。到了下一次体育课的时候，他说，我看了教程，构图，透视和分镜问题都不大，但是还得先研究一下篮球动作。我说这还不简单，你可以看电视上的篮球比赛，也可以看我们打，这节课就行。就这样，他瘦瘦小小的身影出现在篮球场边的臺阶上，坐得很端正，拿着纸和笔，像一个用这种方式认真打分的裁判员。慢慢地，李景扬也许能画出和《灌篮高手》一样的漫画这件事情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
当数学课代表郑也发现坐在后座的李景扬上课在画画，她认为这是不务正业的行为，需要告诉老师。我不明白为什么当时班裏的女同学都普遍喜欢打小报告，尽管报告的内容一点也不影响她们的生活，而且大家也都不是戴红领巾的小朋友了，我觉得这十分幼稚，然而郑也十二分认真，她放下手中的尺子，瞪着圆圆的大眼睛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上课画画是对老师不尊重，亏你还是班长呢，也不管管。我不知如何反驳，见李景扬默不作声地把纸收到抽屉裏，便说，漫画是我让他画的，下不为例，你别告状了，就当我欠你一个人情。
郑也咬着嘴唇，眼睛盯着李景扬的画本说，也行，但能让我看一下吗？
李景扬又把本子从抽屉裏拿出来，郑也像个专业人士一样边看边点着头说，嗯，还不错，如果有故事情节就更好了。
虽然当时我们都没有联想到知名漫画家能拥有的巨大财富和名声，但也知道会画漫画是个了不起的技能，需要密集的专业训练和大量的时间投入，最主要的，还需要创作者有丰富的阅历和强大的想象力。郑也歪打正着，戳到了我们的痛处，漫画的内核还是故事，没有故事则没有漫画。
画漫画的事就这样不了了之，但我们三渐渐成了好朋友。郑也和李景扬都住得离学校很近，只有我需要骑自行车回家，我常常推着车和他们一起穿过巷子走到岔路口再分手，奇怪的是，虽然我们每次都说很多话，但内容完全不记得了，只知道那段路不过几百米，印象中总是有淡紫色的天空，像被若有若无的水彩刷过。高高低低的电线桿上站着一排排麻雀，夕阳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青石板一块一块地往前延伸。
十八岁以前的时间过得真的很慢，像走在一望无际的金黄的麦浪中，耳边只有风声。
升到高中部后，我和李景扬被分到同一个理科班，郑也则去了文科班，她说，文科数学太简单了，几乎每次都能拿满分，让她能有更多的时间学习语文，理由虽然可笑，但却十分符合郑也的作风，因为她总是选择最安全的方案。学业渐紧，李景扬在课堂上偷偷画画的次数减少，但课外丝毫没有松懈，我和郑也去过李景扬家，他的房间几乎是一个画室，一迭迭素描纸摆放在角落，盒子裏装着碳条和软硬不同的铅笔，刀具，书架上排满专业资料。他给我们看各种人物素描，黑白的人物画竟然比有色彩的更逼真，看久了便让人产生一种错觉，仿佛李景扬分身成两个人，一个和我们一样过着两点一线的中学生生活，一个在画纸上不停地运笔，后者离我们很远很远，不追上仔细端详就不会了解完整的他，而我们又已经满足于前者作为朋友的陪伴。
当时《时代英语原声版》杂志在中学生裏很受欢迎，每期都介绍后来成了经典的流行曲，李景扬的书架上也堆满了配套的深灰色磁带，他不但英文好，还开始自学法文，因为以后想去法国读书。有个周末，我们在李景扬的房间裏讨论新歌，突然听到他爸妈在隔壁吵架，虽然那块深蓝色的盒式磁带录音机裏传出的歌声充分展示着令人羡慕的肺活量，但我们还是能听到有人摔门而去，接着从客厅传来极微小的啜泣声。盘腿坐在地上的郑也突然站起身，拍拍衣服，装作轻松的语气说，景扬，我还有事先走了。然后对我是使眼色，乘风，你走吗？我无奈地摇摇头，拍拍李景扬的肩膀嘆了口气，什么也没说，他却意外地对我们笑了一下，虽然脸上很快就没有了笑过的痕迹。他说，没事，我送你们到楼下。从那以后，李景扬再也没有邀请我们去他家。
他也不再把素描带到学校，学校真正成了学习的地方。北望八中的图书馆门前有一棵古老的菩提树，李景扬会在我们上体育课的时候坐在树下，看一本借来的裏尔克或兰波的诗集。秋天的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在那些诗行上，也落在李景扬的白色衬衫上，在操场的尘土飞扬中看过去，很有种格格不入的感觉。郑也若有所思地说道，李景扬像悉达多，在树下参禅，我们应该是他的歌文达。
我问，歌文达是谁？
（三）
李景扬刚考上大学，父母就离了婚，他变得更加沈默寡言，我们三也天南地北，我在北京，郑也在重庆，李景扬在广东，三个人组成了不等边三角形，直线距离加起来超过五千公裏，只有寒暑假可以见面。但郑也说，君子之交淡如水，不见面也是稳定的三剑客。
虽如此说，如果人们在一个岔路口分别，下一次的岔路口往往很难遇见。
李景扬大二时，拿到了去法国的签证。在这之前，他考了法语水平证书，寄出的素描作品得到了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的认可，也通过了他们的绘画考试和面试。当他告诉我们这个消息时，已是临行前的八月份。郑也很不高兴这么晚才知道申请学校的事，好像在还没认识对手的时候就被直接下了最后通牒。李景扬向她郑重地道歉，说，我也不是很有信心，只是想着尽力去做好，不知道为什么，总担心提前说出去成功的概率会变小，虽然拿不出证据，但好像人生的事都这样。我听了觉得很有道理，在旁边表示理解地点头，被郑也不满地瞪了一眼。
李景扬第一年的学费和生活费是从他爸那裏拿的。我们都知道他父亲已经娶妻生子，重新组建了家庭。李景扬并不讨厌那孩子，孩子总是没有错的，但他见不得母亲流泪，便跟着讨厌了那个只比他大八岁的年轻女人。
郑也很快就忘了小小的不愉快，嚷嚷着要为李景扬践行。平时滴酒不沾的郑也提议去一家安静的酒馆坐下来好好聊聊。她花了五分钟在酒单上找好听的名字，兴奋得像个没见过饮料的孩子，最后却被老板推荐了名叫“第一印象”的招牌酒。而更让我们没想到的是，度数非常不高的威士忌鸡尾酒也能让郑也喝醉，因为她开始抽泣着说话，好在那天酒馆裏正好有一支乐队在唱猫王的《常驻我心》，背景音足够大，而且调酒师和侍应生们也似乎已经对此场面司空见惯，没有来问这位小姐需不需要帮助。
郑也抽抽嗒嗒地说，时间过得好快，转眼我们都长大了。我说，你现在说这个是不是太晚了，我们至少已经长大两年了。李景扬笑着安慰说，我又不是不回来了，何必这样伤心。郑也用纸巾揉了揉鼻子道，我更喜欢丹麦。
因为郑也总说断腿锡兵和纸舞女的故事最美，于是在她的心中，安徒生使整个丹麦变成了浪漫的地方。
酒馆昏黄的灯光温柔地落在玻璃杯上，汽车轮胎压着柏油马路奔跑的声音带着重重的水汽，驻唱的曲子已经换了好几个。李景扬主动说起了出国后的计划，他干凈清瘦的手指来回地划着鲜艷的橘子皮，每一个字都像从窗外明亮的雨夜中飞来。
他答应郑也在巴黎左岸寄明信片给她，最好带上那些作家诗人们的画像，什么普鲁斯特，乔伊斯，海明威。
我可以想象到，在异国他乡求学，当广阔的画卷无声无息在眼前展开，它一定充满不可抗拒的魅力，谦虚，包容，开放，慷慨。李景扬像一个在林荫道跑了很久的探险家，转弯看到了壮丽的山川河谷，而他并不流连于此，想到的却是另一件事：翻过这座山一定还有更多意想不到的风景。未来生活无数的可能性使语言变得苍白无力，只有一头扎进那片浩瀚的海洋才能邂逅不期而至的幸运。
郑也半闭着眼睛，头靠在了李景扬的肩膀上，看起来快睡着了，头发遮住了半边脸，而李景扬则低头认真剥着橘子，长长的睫毛微微抖动着，修剪整齐的指甲小心地避开着果肉。他侧过头去把半边橘子塞给郑也说，解酒的。郑也转而把整张脸埋在李景扬的肩膀上，喃喃道，我没醉，你给乘风。李景扬说，他不喜欢吃橘子。郑也的困倦完全传染给了我，我打了个哈欠说，回去吧，凌晨还有个nba比赛要看，得先补个觉。
我们走的时候，有人正在聚光灯下慵懒深情地唱着卡朋特乐队的《昨日重现》。外面雨已经停了，只剩凉爽的夜风。
那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
（四）
“走了，什么走了？”比这句不假思索的反问还快的不祥的预感蔓延开来，在我和郑也之间织成一条河。
“先天性心臟病。房东太太说，午饭还见过面，晚上去画室看，躺在地上，身体已经凉了。”郑也像在转述一句别人跟她说过的话。
所以他可以不上体育课。所以他偶尔会请好几天假。
“他连我们都瞒着。”郑也嘆了口气，双手又捧住了脸。
我仿佛看到清冷的月光洒满了阁楼，静静地照着画室裏陈列于墻脚的雪白的石膏像。我轻易地想起这个再熟悉不过的场景，却无法找到它和真正的死亡有什么联系。李景扬还很年轻，年轻得跟永远不会老去一样。
“他总是说，时间不够了，时间不够了。对于以梵高和罗丹这样的前辈为标桿不断努力的人来说，焦虑时间的流逝实在平常。当时我不知道他随时都会离开。”郑也眼神空洞，像望着一个没有底的暗处，她绝口不提一个“死”字，整个空间却都变得毫无生气。
“什么时候的事？”我沈闷地问道。
“上个月二十一号。是阿姨通知的我，她说景扬总是提起我们，这些旧画我们可以拿走作为纪念。”
二十一号。那天我在做什么，完全回忆不起来。我试图在这个特殊的日子找到一点不同寻常的感受，可能记起的无非是六月下旬本市受邻省臺风登陆影响，下了半个月的雨。这个夏天的所有夜晚似乎都是用来失眠的，而做了眼睛手术的我，也无法像往常一样在深夜面对着一臺发光的电脑屏幕写游戏程序，所以几乎停止了手头全部的工作，倒是听完了几本小说。
李景扬本来是今年毕业的。国立美院学制五年，他五年都没有回国，母亲在期间也重新嫁人了，对方是曾经教过李景扬的一个省协会的画家。李景扬后来又对雕刻艺术产生兴趣，租了一个退休美术教师的屋顶阁楼进行创作，凭窗可以看到塞纳河和很远的教堂的尖顶。尽管在欧洲学习生活，什么先锋大胆的风格都见识遍，行事却像个古代人一样，几乎不用社交平臺和聊天软件，依然保留着寄明信片和发邮件的传统。他提起醉汉在街头跟人打架，说暴力是不干凈的，和疾病一样。他说巴黎很臟，被年轻的左翼艺术家们当垃圾桶的圣马丁运河的河底有数以吨计的自行车和啤酒瓶，纪念碑和老建筑的墻上也能见到难看的涂鸦；他又说巴黎很美，在灯火辉煌的寒冷冬夜，天空下着细细的雪，看到一尊人物雕像，神态是那样静穆，庄重，那样美和无情，以至于他竟产生了一种渴望，渴望承受那个人可能会承受的一切悲痛。他说，高级的美让人觉得自己的人生不够苦。
我们对李景扬求学生活的了解非常有限。有一段时间，郑也几乎可以确定，是李景扬有意无意地疏远了我们，或者说，他渐渐朝着一个什么方向走远了，没有回头跟我们打招呼。我倒没有觉得这件事有多不同寻常，也许男人天生在这方面没有那么敏感。
郑也从牛皮纸包裹裏拿出一本装订成册的画稿，放在桌上，推向我：
“我想，这个应该给你留着。”
这种小书，在电视上看到过，飞快地翻动页面，就会看到一个微型动画。我拿在手上，大拇指划过薄脆的纸张，是一队人在打篮球，当中一个少年抱着球左右防守，动作敏捷地把别人挡在身后，跳起，在空中自上而下扣篮，流畅自然。慢慢画面变成夜晚的球场，只剩下少年一个人在拍球，他的影子在灯光下被拉得很长。我翻到背面，字迹清秀而潦草地写着一句话：到头来，人生不过是几个小时的总和，其他时间都是漫长的等待。
窗外的雨渐渐停歇，只剩树叶间越来越慢的滴水声。远方雷音滚滚，像神在乌云做的被子裏辗转反侧。
（五）
第二天，我把郑也送到动车站门口。下了车，风有点大，她不停地撩着鬓边的头发，对我说不用送进去了。我说，好，註意安全。郑也又说，橘子不是橙子。我楞了一下，点了点头，说知道了。
郑也推着白色行李箱穿过几乎空旷的偌大的广场，看着她瘦削的背影，我突然有点后悔没有抱抱她，但也就一瞬间的念想，路上七零八落的喇叭声开始此起彼伏地尖叫。
我不想回家，那裏还残留着某种沈重的东西，凝固着无法消散。我打开着两边的车窗通风，坐着闷闷地抽完了半包烟后，掉头往南方开。
一路开到郊区，我把车放在麦德龙超市的地下停车场，自己走了出来。不知为何，突然想做一些跟往日不一样的事情，于是在附近的公交站研究了下站牌，决定坐二十五路到终点站“无忧岛”，那是往海边的方向。我坐下等车，夏日的阳光照在裸露的手臂上，有一种久违的亲切。之前每天开车上下班，正午出半夜回，已经不记得上一次是什么时候这么早出现在日光下了，周围的景致给人不真实的感觉。
在无忧岛站下了车，眼前却意外地出现一条黄色的铁皮有轨电车，这颇为奇特的景象还是第一次在地铁密集的c市看到，不过其磨损的程度令人怀疑它是年代久远的废弃物，或者是无忧岛景区用来展览的刻意做旧的观赏品。正思索间，偶然一瞥，看到应该是司机的中年男子百无聊赖地坐在驾驶室抽烟，才确定这电车是正常使用的交通工具。
“这车开到哪裏？”我问。
“渔夫镇，马上发车了。”司机大叔疲倦地说，顺手掐灭了烟头。
原来渔夫镇是两公裏外一个平淡无奇的海边小镇，七月也人迹寥寥。沙滩上有两三个孩子在玩球，红色的户外遮阳伞下一个五十岁左右的中年男子坐在折迭椅上，他的旁边摆放着一个简单的饮料架。气温不是很高，海风不断吹着遮阳伞边缘的窄布条。
我买了一瓶矿泉水，坐在旁边的塑料椅子上，一边望向波光粼粼的泛着模糊蓝色的大海，一边焦躁不安地喝着水。我是一个不到渴的时候绝不会想起喝水的人，然而这天下午我像得了干渴癥一样，刚喝下的水似乎根本没有滑过喉咙和食道，并且像蒸发一样带走身体裏更多的水分，我于是神经质般地拿开塑料瓶仔细观察，疑心这水的成分有什么问题。这时耳边响起一个清脆的女声：“贵叔，明天记得给我家送五箱啤酒！谢谢啦！”
我移开矿泉水瓶，看到一个短发女孩站在不远处朝这边说话，她穿着珍珠色短连衣裙，微风吹着裙摆贴身，光着瘦长的胳膊和腿，手放在额上挡太阳，瞇着眼睛，笑得很开朗，露出一排洁白的牙齿。
那个叫贵叔的人年纪五十上下，应该有自己的店面，说不定就是沿街那排白房子的某家。他笑着朝她点点头，没说话，两人之间有一种肉眼可见的默契，看来是经常有生意往来的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