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他们刚刚踏上隔壁屋顶瓦片的时候，“砰！砰！”几声枪响从下方街道传来，子弹“嗖嗖”地打在他们刚刚离开的那个阁楼窗户附近，木屑和碎玻璃四溅。
显然，有眼尖的鬼子或者特务发现了子弹射出的那扇窗户的细微异常。
“快走！别停留！”周志远低喝一声，带头沿着屋顶向预定的撤离方向——永庆里弄堂跑去。
屋顶湿滑，且有青苔，但他们穿的都是特意准备的软底布鞋，跑起来声音很轻。
五个人如同狸猫般在高低错落的屋顶上穿行，很快跳进了永庆里深处一个堆满杂物的后院。
一落地，几人立刻闪进旁边一个早已打开门锁的杂物间。
里面堆满了破旧家具和坛坛罐罐，空气中弥漫着灰尘和霉味。他们用最快的速度脱下身上的外衣，换上早就准备好的另一套行头。
周志远和韩岳换上了灰色长衫，戴着礼帽，看起来像两个教书先生或者账房；
魏大勇和另外两人则换上了深蓝色的工人服，头上包着毛巾，脸上和手上还特意抹了些锅底灰，像是刚从工厂下工。
狙击枪部件被迅速塞进两个藤条箱的夹层，上面盖满了旧账本、算盘和一些零碎杂物。
那个装着枪机关键零件的臭豆腐坛子，则由魏大勇用破麻袋小心裹好，抱在怀里，那浓烈的“香味”顿时充满了小小的杂物间。
“分两组，我和韩岳先走，和尚你们隔五分钟跟上，保持距离，互相照应。”周志远快速吩咐，他的声音很稳，丝毫没有刚才经历生死狙击的紧张，“九亩地安全屋见。如果失散，按备用方案，各自设法渡过黄浦江，在川沙镇外的土地庙汇合。”
“是！”几人低声道。
周志远和韩岳拎起藤条箱，拉开杂物间后门，闪身融入了永庆里狭窄而复杂的巷道中。
魏大勇看着怀里的臭豆腐坛子，撇了撇嘴，但还是紧紧抱住，对另外两名队员使了个眼色，三人静静地等待着。
街道上的混乱还在继续。尖利的哨声、汽车的喇叭声、日语的怒吼和奔跑的脚步声混杂在一起，越来越近。
大队的日军和76号特务正在封锁周边街区，挨家挨户的搜查很快就会开始。时间，此刻比黄金还要宝贵。
周志远和韩岳不慌不忙地走在弄堂里，偶尔与行色匆匆的居民擦肩而过。
他们的打扮很普通，藤条箱也不显眼，没有引起任何怀疑。
走到弄堂口，正好看到一队日本宪兵和黑衣特务匆匆跑过，朝着枪响的方向奔去。
周志远甚至侧身让了让路，微微低头，等他们跑过去，才和韩岳交换了一个眼神，转向另一条更僻静的小路。
他们的撤离路线是精心设计的，避开了主要干道，专走那些迷宫般的小巷，曲折迂回，逐渐向南市老城厢方向靠近。
路上遇到了两次盘查，一次是巡捕房的华捕，周志远递上伪造的“良民证”和几块银元，对方掂了掂，挥挥手就放行了；
另一次是在一个路口遇到了设卡搜查的76号特务，这些汉奸搜查得更仔细些，翻看了藤条箱，但看到里面都是些旧书账本，又闻到周志远故意打开的一个小瓶里散发出的劣质烟草味，不耐烦地骂了两句也就让他们过去了。
魏大勇那组运气稍差一些。他们抱着臭豆腐坛子，刚走到薛家浜路附近，就撞见了一队正在挨个搜查行人和商铺的日本兵。
带队的还是个曹长，一脸凶相。魏大勇他们扮作苦力，坛子又臭，日本兵捂着鼻子，本来想挥挥手让他们滚。
但那曹长似乎觉得这几个人虽然穿着破烂但体格健壮得不像普通苦力，起了疑心，指着坛子用生硬的中文说：“打开！检查！”
魏大勇心里咯噔一下，脸上却堆起憨厚的笑容，嘴里含糊不清地说着：“太君，臭……臭滴很，是俺们晚饭……”一边说，一边慢吞吞地去解坛口的麻绳和油纸。
日本兵嫌恶地后退半步，手却按在枪套上。
另外两名队员也紧张起来，手悄悄摸向藏在后腰的匕首。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旁边一个卖菜的老太太突然“哎呀”一声，一篮子青菜脱手掉在地上，几个萝卜滚到了日本兵脚边。老太太慌忙去捡，嘴里念叨着：“对不住对不住，老了不中用了……”
这小小的骚动吸引了日本兵的注意，那曹长皱眉踢开了滚到脚边的萝卜，不耐烦地对魏大勇吼道：“快滚！臭东西！”
魏大勇如蒙大赦，赶紧抱起坛子，点头哈腰地快步离开，直到拐过街角，他才和两名队员松了口气，三人的后背都被冷汗浸湿了。
他回头看了一眼那卖菜老太太的方向，老太太正默默收拾着菜篮，仿佛什么都没发生。
魏大勇心里嘀咕了一句：“乖乖，这也行？”
一个多小时后，两组人先后安全抵达了位于南市老城厢九亩地的一处不起眼的小院。
这里是地下党的一个秘密安全屋，主人是一位以糊纸盒为生的孤寡老人，姓张，耳背，话少，但很可靠。
几人进了屋，关好门，才真正放松下来。周志远立刻让韩岳检查武器情况，同时派一名队员在门口观察动静。
他自己则和张老爹低声交谈了几句，了解外面的风声。
张老爹比划着说，枪响过后没多久，整个法租界和周边公共租界就乱了套了，到处都是日本兵和“黑狗子”，路口设卡，盘查得厉害，听说是在抓刺客。
有传言说汪主席遇刺了，也有说只打死了个日本大官，众说纷纭。
周志远听完，眉头紧锁。这说明行动并未完全达成理想效果，但至少引起了巨大混乱，目标车队遇袭是确凿无疑的，汪朝明生死不明。
现在最关键的是，必须抢在日本人和特务进行全面大搜捕、彻底封锁上海之前，跳出这个包围圈。
他看了看怀表，下午四点二十分。
天色已经开始变得昏暗，阴云更重，似乎真的要下雨了。
这既是坏事——雨天过江更危险；也是好事——夜色和雨幕能提供更好的掩护。
“我们不能等到凌晨了，”周志远果断决定，“鬼子现在肯定像疯狗一样在全城搜捕，拖得越久，封锁越严。趁着他们现在注意力还在西爱咸斯路和法租界那边，我们立刻出发，从董家渡过江！”
“现在？”魏大勇看了一眼外面阴沉的天色，“会不会太赶了？船老大那边……”
“船老大是老关系，接到消息就会在约定地点等，越早到越安全。”周志远打断他，“张老爹，麻烦您老人家，照老规矩，给我们弄点干粮路上吃。我们这就走。”
张老爹点点头，默默去了里屋，拿出几个用油纸包好的杂粮饼子和一壶水。
几人迅速吃了点东西垫肚子，重新整理了一下行装。
下午五点半，天色更加晦暗，飘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
周志远一行人告别了张老爹，从小院的后门悄悄溜出，融入了南市老城厢迷宫般的窄巷和棚户区。
这里人口稠密，环境杂乱，是躲避搜查的好地方，但也容易迷路。
好在周志平事先提供了详细的地图和接头暗号，他们七拐八绕，避开了几个主要的搜查关卡，于傍晚六点左右，抵达了董家渡附近一处荒废的小码头。
码头很小，栈桥的木桩已经腐烂，只停着一条破旧的乌篷船。
一个戴着斗笠、披着蓑衣的船老大蹲在船头抽烟，看到周志远几人走近，他抬起眼皮，打了个手势——正是约定的暗号
周志远赶紧也做出相应的暗号回应。
那船老大也不多话，确认暗号无误后，只低声道：“上来吧，水急，坐稳。”
几人迅速上船，挤进低矮的乌篷。
船老大解开缆绳，长篙在岸边石阶上用力一撑，小船便悄然滑入黄浦江浑浊的水流中。雨丝细密，江面上雾气蒙蒙，对岸浦东的轮廓模糊不清，几艘日军的巡逻艇亮着探照灯，在远处的主航道上来回逡巡。
船老大显然极熟悉这片水域和鬼子的巡逻规律，他没有直接横渡，而是沿着南岸的阴影区，顺流往下游划了一段，避开了探照灯的主要扫射范围。
小船像一片落叶，悄无声息地在江面穿行。
船舱里没人说话，只有船桨划过水面的轻微声响，和远处隐约传来的汽笛声。
韩岳抱着那个用油布重新包好的枪管部件，耳朵警觉地听着四周的动静。
魏大勇则将手按在藏在腰间的手枪柄上，眼睛透过乌篷的缝隙，死死盯着越来越近的浦东岸线。
过程比预想的要顺利。
或许是因为刺杀事件发生在浦西核心区，日军和伪军的封锁搜查力量大部分都集中在了那边，江面上的巡逻虽然严密，但总有缝隙。
船老大凭借老到的经验，选择了一条靠近废弃小码头的隐蔽路线，那里水浅，巡逻艇一般不过来。
约莫半个小时后，小船轻轻撞上了浦东一片芦苇荡边的泥滩。
“到了，前面就是烂泥渡，顺着芦苇荡往里走半里地，有片杂树林，过去就是小路。”船老大声音沙哑，指了指黑黢黢的岸边。
周志远掏出一叠早就准备好的法币递给船老大：“谢了，老哥。后面自己当心。”
船老大接过钱，看都没看塞进怀里，摆摆手：“快走吧，趁雨还没大。”说完，调转船头，又悄无声息地融入了雨幕和江雾之中。
周志远几人跳下船，泥水瞬间淹没了脚踝。
他们没有停留，按照船老大的指示，深一脚浅一脚地钻进茂密的芦苇荡。雨水打湿了衣裳，冰冷地贴在身上，但没人顾得上这些。
芦苇叶子刮在脸上生疼，脚下是厚厚的烂泥和盘结的草根，行进十分艰难，但这片天然的屏障也完美地遮蔽了他们的身影。
穿过令人窒息的芦苇荡，眼前果然出现了一片杂树林。
林子不大，但树木歪斜，地形复杂。
他们在林子里找到了周志平事先安排接应的地下交通员——一个四十来岁、沉默寡言的汉子，大家都叫他老陈。
老陈牵来了两头毛驴，驴背上驮着几个麻袋，里面装着准备好的干粮、清水和几套更不起眼的旧棉袄。
“情况不太好，”老陈一边帮他们把武器零件藏进垫了稻草的麻袋底层，一边低声道，“浦西那边炸锅了，所有进出上海的路口、车站、码头都加了双岗，盘查得厉害。”
无线电侦测车也出动了，听说在搜捕电台。”
周老板（指周志平）让我告诉你们，他那边暂时安全，但需要蛰伏，让你们务必尽快远离上海周边，直接北返。”
周志远点点头，迅速换上一件打着补丁的旧棉袄，戴上破毡帽，脸上再抹点泥灰，瞬间变成了一个逃难或者做小本生意的行商模样。
韩岳、魏大勇等人也依样打扮。狙击枪的部件被分散藏好，子弹则每人分了一些贴身携带。
“怎么走？”周志远问。
老陈展开一张简陋的手绘地图，指着上面一条弯曲的线：“不能走大路，也不能靠近铁路。”
走这条线，从川沙北面绕过去，经祝桥、盐仓，这一带河网密布，鬼子据点相对少些，但‘忠义救国军’和一些土匪武装活动频繁，要小心。”
过了盐仓，进入太仓地界，那边有我们的游击区接应。”
从太仓往西北，想办法过长江，或者走南通、如皋一带，再北上。”
路线很长，且充满不确定性，但这是目前唯一相对可行的选择。
几人没有犹豫，谢过老陈，牵着毛驴，消失在雨夜的杂树林深处。
接下来几天，他们昼伏夜出。
渴了喝点冷水，饿了啃几口硬邦邦的杂粮饼。
白天找到荒废的瓜棚、看青的窝棚或者茂密的坟地树林休息，晚上则趁着夜色赶路。
上海近郊的封锁果然严密，好几次差点撞上巡逻的日伪军或者盘查的哨卡，都被他们凭借着丰富的经验和提前侦察躲了过去。
有一次在穿越一条公路时，与一队骑自行车的伪军巡逻队几乎迎面撞上，亏得魏大勇机灵，制造了点动静，引开了对方的注意力，一行人才趁机躲了过去。
一路上，他们也听说了不少关于“虹口刺杀案”的传言。
有的说汪主席受了重伤，生死未卜；
有的说死了个日本来的重要将军；
还有的说刺客被当场击毙，也有人说刺客早就跑得无影无踪了。
日方的报纸则统一口径，轻描淡写地称“发生意外交火，一名友邦人士负轻伤，匪徒已被击溃”，同时加大力度渲染“治安强化”，四处抓人，搞得人心惶惶。
这些纷乱的信息让周志远他们无法准确判断韩岳那一枪的具体成果，但确定无疑的是，他们捅了一个巨大的马蜂窝，也让那个大汉奸汪朝明受到了极大的惊吓。
经过近十天的艰苦跋涉，躲过了数次盘查和险情，他们终于进入了苏北地区的游击区，在地方游击队的接应和掩护下，相对安全地辗转北上。
又过了大半个月，周志远带领着特战小队，终于风尘仆仆地回到了安涞根据地。
踏入根据地哨卡的那一刻，看到熟悉的灰布军装和红色臂章，听到战士们带着乡音的问候，所有人一直紧绷的神经才真正松弛下来，一股难以言喻的疲惫和安心感同时涌上心头。
周志远顾不上休息，第一时间通过根据地的电台，用预先约定的密码，向仍在上海潜伏的哥哥周志平发出了简短的电报：“货已平安抵家，铺面一切安好，勿念。弟，远。”
这封看似寻常的商业往来电文，穿越重重电波封锁，抵达上海某个秘密接收点时，周志平一直悬着的心才终于放下。
他销毁电文纸，望着窗外依旧肃杀的城市，知道弟弟和战友们已经虎口脱险，而他自己，以及这座城市里的斗争，还将继续。
就在周志远等人艰难北撤的同时，上海那场未竟的刺杀，如同投入深潭的石子，激起的涟漪远远超出了枪声本身。
枪击事件虽然没有直接要了汪朝明的命
韩岳那受到干扰的一枪，击穿了轿车右后窗，子弹击中了紧挨着汪朝明就坐的日军高级参谋铃木康造的肩胛部位，使其重伤。
而汪朝明本人只是被飞溅的玻璃碎片划伤了脸颊和手臂，受了些惊吓——但其带来的心理冲击和政治影响却是巨大的。
汪朝明原本就摇摆不定、患得患失的内心，此刻被死亡的恐惧彻底笼罩。
他不仅认为自己“和平运动”的立场触怒了重庆方面的死硬分子，也担心日本主子觉得自己不够“有用”而失去价值。
这种恐慌，与他对权力的渴望交织在一起，反而促使他下定了决心，要更快地投入日本人的怀抱，只有依靠日本人的力量建立自己的政权，才能获得“安全”和“地位”。
于是，在匆匆包扎了伤口、发表了谴责“恐怖分子”的声明后，汪朝明以“养伤”和“商讨重要事宜”为名，更加秘密而频繁地与日本方面，特别是日本“梅机关”的机关长影佐祯昭等人接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