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安东，在这片被称为“希望之地”的领地里，我只是码头上成千上万个卖力气的搬运工之一。但每天傍晚，当我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那座属于我的小木屋，看到妻子玛利亚正在炉火旁为我熬煮麦粥时，我总会下意识地摸摸背后那道狰狞的鞭痕，确定自己真的不是在做一场随时会醒的梦。
对于我这样的人来说，地狱不是死后的去处，而是我曾经活过的每一天。
在来到这里之前，我是教会土地上的“羔羊”。那是帝国边陲南边的一处教区，金色的麦浪在风中翻滚，庄严的钟声每天准时响起，仿佛那里真的离天堂很近。
可实际上，那里的土地并不属于上帝，而属于那位脑满肥肠的牧首。我们这些农奴，连同我们的汗水、骨头，甚至我们的女人，都是他的财产。
我的噩梦始于三年前的一个春日。那日，牧首巡视领地，他那双陷在肥肉里的眼睛落在了玛利亚的身上，玛利亚当时正在溪边洗衣，阳光洒在她金色的长发上，美得像圣像画里的天使。
三天后，一群穿着修士服的打手闯进了我的草屋。他们没有说任何理由，只说我“亵渎神职”，便将我锁在沉重的铁链上，低价卖给了黑海边最臭名昭著的矿场。我永远忘不了玛利亚被他们拖走时绝望的哭声，那声音撕裂了教堂上空的宁静，却唤不醒任何一个慈悲的神灵。
在矿场的一千个日夜里，我不再是人，而是一头会挖掘的畜生，矿井深处阴冷潮湿，空气里满是令人窒息的粉尘，每天都有人死于坍塌或瘟疫，尸体就像垃圾一样被扔进深谷，支撑我活下去的唯一念头，就是再见玛利亚一面。
终于，在一个暴雨倾盆的深夜，趁着看守醉酒，我杀死了那个曾经抽过我无数鞭子的监工，带着满身的泥泞与血污，逃出了那个地狱。
我一路乞讨，像野狗一样躲避着搜索，终于回到了那座曾经的教区。
我在马厩的阴影里潜伏了三天，才在教堂后的洗衣房见到了玛利亚，那一刻，我的心像被毒蛇啃噬一般剧烈疼痛。
那哪里还是我记忆中丰盈美丽的妻子？眼前的女人骨瘦如柴，脸色苍白得像一张薄纸，双手布满了由于长期接触冰水和碱液而溃烂的疮口，她的眼神空洞、死寂，即便看到我，也过了好久才流出两行浑浊的泪。
“他们……他们说你死了。”她颤抖着，声音像破碎的旧风琴。
那一晚，我心中的信仰彻底崩塌了，如果那座宏伟的石砌教堂里坐着的是恶魔，那我就让火焰来净化它。
我点燃了教堂堆放干草的库房。看着那金碧辉煌的尖顶在烈火中坍塌，听着那些脑满肥肠的教士在黑烟中狼狈尖叫，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解脱，我背起虚弱的玛利亚，在火光的掩护下，一头扎进了通往北方的荒原。
“听说北边有个叫乌尔夫的伯爵，”我在风雪中对玛利亚说，“那里收留逃奴，只要卖力气就有饭吃，哪怕是去讨饭，也比在这里被折磨强。”
我们踏入乌尔夫领地界碑的那一天，已经做好了被再一次套上铁链的准备。毕竟，天下的领主都是一样的，不是吗？
但在这里，我们没有看到绞刑架，也没有看到皮鞭。
在一个简陋却干净的安置点，我见到了那位被所有领民私下称为“天使”的贵族小姐——奥尔加。
她穿着一身素净的长裙，没有君士坦丁堡贵妇那种高不可攀的傲慢。她甚至没有因为我们身上的恶臭而皱眉，反而亲自递给玛利亚一碗温热的浓汤，并示意医官为玛利亚检查身体。
“在乌尔夫大人的领地，只要你肯劳动，就有一块遮风挡雨的屋顶。”她的声音轻柔，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力量，“这是你们的房号，明天去码头报到，那里需要有力气的人。”
她为我们安排了一座虽然不大、却能锁上门的木屋，那是我们这辈子第一次拥有的、不必担心随时被驱逐的“家”。
我很快在码头找到了一份搬运工的活，每天清晨，我都会在第一缕阳光下走向那座繁忙的港口，从安东尼奥那样的商船上卸下沉重的橄榄油桶，或者是将工坊里铸造出的钢铁零件运上牛车。
虽然肩膀会被粗糙的麻袋磨出血印，虽然每天晚上骨头都像散了架一样疼，但当我拿着那枚实打实的铜币交给玛利亚，看着她脸上渐渐恢复的红润，我甚至觉得，那些麻袋轻得像羽毛。
然而，在这个动荡的时代，安稳是有代价的。
乌尔夫大人有一条铁律：领地内所有适龄男性，每周必须接受三次固定的军事训练。一开始，我对此充满了抵触，我这双手是用来搬运粮食、守护妻子的，而不是去拿那些冰冷的武器。
但教官卢瑟，那个独眼的维京汉子，用他的拳头告诉我们，如果你不拿枪，敌人的刀就会砍下你家人的头。
我被编入了“征召矛兵”序列，我的任务很简单，却也很沉重。在战场上，我们要举起两人高的长矛，组成一道密不透风的森林，死死地守住阵地，保护身后那些奇怪的家伙——火枪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