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幕出现雷曼高管2005-2007年奖金与公司风险指标的时间轴对比.....与上次听证会类似，但这次加入了更学术的分析。
“行为经济学研究表明，当个人报酬与短期业绩高度挂钩时，决策者会系统性地低估长期风险。”陆辰引用了几篇权威论文，“这不是道德问题，是认知偏误问题。当你可以今年拿到1000万美元奖金，而相关风险可能五年后才爆发时，大脑自然会放大当下的收益，低估未来的成本。”
他调出银行业薪酬结构的国际对比：“欧洲一些银行已经开始实施‘延期支付’制度——高管奖金分三年发放，如果期间出现重大风险损失，未发放部分可以被取消。但在美国，奖金支付几乎是即时的。”
“所以你的建议是？”马基参议员问。
“三管齐下。”陆辰竖起三根手指，“第一，强制性延期支付：所有高管奖金的至少60%应分三年以上发放。第二，薪酬追回权：如果公司因风险行为遭受重大损失，董事会有权追回已发放奖金。第三，风险调整：奖金不应与名义利润挂钩，而应与经风险调整后的利润挂钩....这意味着，通过承担更高风险获得的利润，不应该获得同等比例的奖金。”
会议室里，几位来自银行业的观察员脸色难看。
“这太过干预市场了！”一位高盛的代表忍不住出声抗议，高盛是合伙人制度，奖金是他们在在乎的。
马基参议员敲槌：“请保持安静，现在不是公众发言时间。”
陆辰看向那位高盛代表，平静地说：“2006年，高盛自营交易部门负责人因为押注次贷市场获得1亿美元奖金。2007年，这些押注导致部门亏损23亿美元。但奖金没有被追回。请问，这是合理的市场结果吗？”
代表哑口无言。
陈博士发言支持：“从公司治理理论看，这是经典的代理问题....管理层为自身短期利益损害公司长期利益。薪酬追回是解决代理问题的有效工具。”
三个建议陈述完毕后，委员会开始提问。问题专业而深入：
“CCP的资本要求应该多高？”
“狭义银行的定义边界在哪里？”
“薪酬追回如何避免法律诉讼？”
陆辰一一作答，数据支撑，逻辑清晰。丹尼尔·金和陈博士不时补充技术细节。
两个小时的问答后，马基参议员看着陆辰，眼神复杂。
“陆辰先生，”他缓缓说，“你今天提供的不是批评，是建设方案。不是情绪宣泄，是专业诊断。我在国会工作二十八年，听过无数人指出问题，但很少听到有人像你这样，既指出问题又提供可操作的手术方案。”
他顿了顿：“你听起来....像是在教我们如何建造新的系统。”
会议室安静下来。
陆辰沉默了几秒，然后说：“参议员先生，我没有教任何人。我只是...提前读完了历史书。”
“历史书？”
“金融危机的历史书。”陆辰的声音变得深沉，“1929年大萧条后的改革，建立了存款保险、证券监管、商业银行与投行分离。那些改革让美国金融系统稳定了五十年。但过去三十年间，这些防护被一一拆除：1999年《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废止，2000年《商品期货现代化法案》豁免衍生品监管，2004年放宽商业银行自营交易限制...”
他调出一张时间线：1929-2008年，金融监管的建立与拆除。
“每一次拆除，都有人说这次不一样，市场能自律，监管会扼杀创新。但历史证明，每次拆除都埋下了下一次危机的种子。我们现在经历的，不是意外，是必然。”
他看向委员会全体成员：“所以我没有教你们什么。我只是把历史书上写过的教训，用2008年的数据重新呈现一遍。历史已经写完了这一页....关于贪婪如何压倒恐惧，关于短期如何战胜长期，关于复杂性如何掩盖风险。”
他最后说：“现在，轮到你们书写下一页了。是重蹈覆辙，还是写下新的篇章？”
话音落下，长久的沉默。
然后，掌声响起....不是热烈的掌声，而是缓慢的、深思的掌声。来自委员会的成员，来自专家席，甚至来自一些行业观察员。
听证会结束后，陆辰在走廊被财政部长保尔森的特别助理拦住。
“陆辰先生，”这位四十多岁的官员低声说，“部长希望邀请你加入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的咨询小组。非正式成员，但可以参与政策讨论。”
这是一个重要的信号：权力核心开始认真考虑陆辰提出的理念。
“我需要考虑。”陆辰说，“但我可以先提供书面建议。”
“部长还让我转达，”助理更压低声音，“你今天的建议，特别是CCP和薪酬追回，已经引起了...某些方面的强烈反应。建议你这段时间保持低调。”
“哪些方面？”
助理没有明说，但眼神示意了一下不远处十几位正在交谈的西装男子....华尔街大银行，大投行，大金融机构的游说代表。
“我明白了。”陆辰点头。
走出大楼时，他遇到了丹尼尔·金。
“我今天学到了很多。”这位曾经傲慢的量化研究员真诚地说，“我的模型之所以错，是因为我只计算了市场风险，没有计算制度风险、政治风险、还有....人性风险。你提醒了我，金融终究是关于人的。”
“模型是工具，不是真理。”陆辰说，“记住这一点，你会成为更好的分析师。”
陈博士也走过来，握了握陆辰的手：“我回斯坦福后会开一门新课，《金融工程与系统风险》。希望你偶尔能来客座讲座。”
“等这段时间过去，我会的。”
晚上，陆辰在酒店房间接到彼得·蒂尔的电话。
“我看了全程直播。”蒂尔的声音里有罕见的兴奋，“你做到了。不仅是提出建议，更重要的是，你建立了叙事框架：不是监管 vs自由市场，而是可持续系统 vs不可持续系统。这个框架，会让改革派有理论武器。”
“但华尔街会反击。”
“当然会。”蒂尔说，“但他们的反击会暴露自己的立场....他们会说这些改革会扼杀创新，美国金融竞争力会下降。而你可以反问：什么样的创新？制造更复杂衍生品的创新？什么样的竞争力？用纳税人的钱来承担亏损的竞争力？”
“目前硅谷，以及各地方不满华尔街传统体系的势力，准备推动史上最强的金融监管法案，一旦这次民主党候选人赢得大选，就会推动，让华尔街的机构遭到最严厉的监管。”
陆辰马上就想到了，《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案》简称《多德-弗兰克法》。被广泛认定为自1930年代“大萧条”以来美国最全面、最严厉的金融监管法案，其出台直接受2007–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驱动，该法案将于2010年7月21日由总统签署生效，厚达2300页，旨在终结“大而不能倒”困局、防范系统性风险、并首次将金融消费者保护提升至与金融稳定同等地位。
“听起来不错。”
彼得·蒂尔顿了顿：“陆辰，你现在有了新的角色：金融改革的技术顾问。这个角色，让你可以合法地接触政策制定过程，影响立法方向。而硅谷会支持你，因为你的理念....透明、简化、去中介....和硅谷的价值观一致。”
“你之前说的‘0→1小组’.....”陆辰试探道。
“我们正在筹备第一次正式聚会。”蒂尔说，“时间定在10月中，地点在太浩湖的一个私人庄园。如果你有兴趣，欢迎参加。届时我们会讨论几个具体项目，包括一个基于区块链的结算系统原型...和你今天建议的CCP理念有相通之处。”
“我会考虑。”
挂掉电话后，陆辰打开电视。CNN正在报道今天的听证会，标题是：“16岁做空者变身改革设计师，提出三刀切向华尔街”。
画面中穿插着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奥巴玛的竞选片段，他在俄亥俄州的集会上说：“我们需要对华尔街进行强力监管，防止他们再用纳税人的钱玩赌博游戏....就像今天听证会上那位年轻人说的，历史已经写完了这一页，现在轮到我们写下一页。”
陆辰关掉电视。
窗外，华盛顿的夜景璀璨。远处，财政部大楼灯火通明....那里正通宵达旦地设计救助方案，试图稳住正在崩溃的系统。
而他今天提出的建议，是要从根本上改变这个系统。
华尔街有几十年积累的资源、人脉、游说能力。他们会动员经济学家写反对文章，会资助智库发布研究报告，会向竞选活动捐款以换取政客的支持。
但至少，现在有了不同的声音。
有了一个来自硅谷、来自工程师思维、来自十六岁少年的声音。
这个声音说：
系统可以重新设计。
透明胜过复杂。
长期比短期更重要。
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听到。
陆辰打开笔记本电脑，开始撰写给财政部的书面建议。
而媒体正在报道。
上次听证会让他名动世界，这次一次听证会让他成为了金融改革的发声者。
陆辰的整体形象，开始从负面变成正面。
一跃成为了金融系统改革者的身份。
这个身份意义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