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本钱最多、规模最大的输场，洛阳输场的职能也最多。
除了当下在输场中眼见到的各种买卖营生与仓邸设施之外，洛阳输场记录在案的各行各业的匠人还有七千多人，即便扣除所佣使的归属官府的官奴婢，仍有三四千人是民间的工匠。
与洛阳城多达几十万的常住人口相比，这个数字自然不算多。但是少府、司农等诸司同时番上服役的各类匠人也不过才两三万人而已，输场设置尚且不足半年，便已经网罗到这么多的匠人统计在册，效率也算是非常高了。
而且随着从属于输场的工匠们工钱待遇进一步的提升，未来选择在输场进行登记的匠人必然还会有所激增。
这些匠人们虽有一身技力，但往往受限于本钱不足，很难开设个体手工作坊以获利养家，只能受雇于人。但哪怕是民间的手工作坊，规模往往也都比较有限，能够提供的工作岗位并不多，而且往往会通过压低用工本钱来增加利润。
洛阳输场作为一个巨大的平台，能够给这些匠人们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除了输场本身要雇佣匠人进行材料加工之外，还会采用发放订单、委托定制的方式，让那些为输场供给商品的商贾们雇佣工匠进行生产，然后再由输场收购产品。
这样的模式方法，会将参与输场体系的人更加紧密的联系在一起，让他们都拥有一个统一的利害立场，一荣俱荣。
“除了募集工匠，也要注重培养。市井游食中的中男少女们，但有学艺谋生之心，都可收纳教习。哪怕无钱进学也不打紧，先授粗浅生计，让他们能受佣得钱，以工代缴，由浅入深的学。”
人才的培养是一项长期的事业，哪怕短期之内不能收到可观的效果，但如果不重视不投入，那就永远不会有收得效果的一天。
官方虽然也有相应的手工技能教学，但所面对的主要还是匠籍子弟，而且近年来也越来越荒废。未来土地兼并越来越加剧，户籍制度也会越发的败坏崩溃，天下间游食浮逃越来越多，生产力也就会越来越失控。
朝廷如今诸司统治机构，是不能有效管理这些失去生产资料、浮逃于世的百姓，只能一次又一次的重复括户，勉强将这些人编入籍户之中，但是又没有足够的生产资料分配给他们，这些人不久之后便又会逃散一空。
时间到了天宝年间，干脆将这些人大批的徙于边境，缓解国中的矛盾与压力，同时又让这些人成为诸边用武的资源。结果就造成了内部大量生产资料集中于少数上层权贵手中，而作为社会基础构成的均田户生存环境变得尤为恶劣，大量破产，已经不足以构建成一个稳固扎实的社会结构的基石。
如此一来，当边境以胡人为主体的、组织度更高的武装反噬于内的时候，便会呈现出一种摧枯拉朽的局面。
中唐时期各地藩镇林立，尤其是河北藩镇顽固异常，在安史之乱中肆意屠杀河北百姓的叛军居然在河北大地落地生根，甚至衍生出更加毒恶的牙兵集团。
这显然不是因为河北百姓贪乱乐祸，也与所谓的河北胡化关系不大，更和什么关陇贵族与河北世族的世仇矛盾全然无关。根源只在于，河北地区长期没有一个扎实稳定的基层乡土组织结构。
讲到所谓胡化问题，河北地区了不起追溯到西晋末年五胡乱华时期，但关陇地区早在东汉年间就已经是氐羌乱窜、诸胡杂处，甚至就连胡人建立的北魏政权提起关陇都愁的挠头，为什么关陇地区没有所谓胡化问题？
区别就在于南北朝末期，西魏统治者宇文泰相较东魏统治者高欢更具有智慧与创造性，府兵制的建立使得关陇地区快速形成一种更加稳健、更有活力的社会基层组织。哪怕后世府兵制已经崩溃，但也已经构建起一种社会基础的共识，可以承载各种上层的社会结构。
但是河北并不具备这样的历史机遇，北齐高氏一窝乐子人，由河北士族主持进行的各种制度建设，虽然在后世制度史研究中评价不低，但说到底只是根本就不能落地的样子货。
原因也很简单，如果这些河北士族能够通过这些制度有效的统合与动员大量的社会底层民众，他们还会忍受北齐那些勋贵们骑他们脖子上拉屎？还是他们就好这一口？
隋唐之际，大凡声名显赫、有影响力的河北士族都快速的完成了中央化的转型，不再继续留守乡土，这就使得河北乡土更加欠缺一种相对广泛的联系和人与人之间的共识。
社会长期不能形成一种默契共识，那就会变得松散，容易被摧残、容易被改造。这也是河北藩镇能够长期立足存在于河北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也正因为此，这些藩镇只能呆在河北，被锁死了上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