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中原王朝最大的边患敌人主要都是来自漠北的胡族，诸如秦汉之际的匈奴，后来的柔然，以及隋唐时期的突厥。
但是其他区域的胡夷给中原王朝造成的压力和麻烦同样不小，西面的氐羌、南面的蛮夷，以及来自东北的东胡诸部。
后世哪怕一些不懂历史的人，提起这些胡夷势力，都能有一个大体的印象。诸如来自漠北的胡族虽然茹毛饮血，但却粗莽豪迈。
来自东北的诸蕃胡部落，诸如鲜卑、靺鞨、高句丽之流，包括如今的契丹，后世的女真等诸部族，往往都给人一种奸险阴狠的印象，是那种表面卑躬屈膝、为奴作婢，但只要中原王朝稍加失察，就会抽冷子给你来上一下狠的那种贱货。
这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由地理环境所决定的，漠北草原坦荡开阔、乏甚遮拦，这就容易诞生扫荡南北的大部族。
这些胡部通过彼此争斗、兼并吸收，能够凝聚成一个庞大势力，而后便开始向南面的中原皇朝发起冲击。所以草原上诞生的势力，往往当其出现在中原皇朝面前的时候，就已经是一副草原霸主的雄壮姿态，否则都根本没有资格站在中原皇朝面前。
但是东北地区则不然，白山黑水、松漠巨川，地势多变且极具纵深。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东胡部族分散在山水之间，很难进行统合起来，低下的生产力也支撑不起太过复杂的社会结构，因此各个部落长期处于一种原始封闭的形态。
这当中有一些部落可能因为某一些原因，诸如出现一两个英明神武的酋首、遇上几个收成绝佳的丰年、又或者占据了一片物产丰饶的栖息地，从而使得部族快速发展，并开始走上对外扩张兼并的道路。
但是由于过于复杂的地理地势，这种这种扩张和兼并注定波折困难重重，做不到草原上那种大开大合的效率。
所以一些部族尽管也在发展壮大，但还没有壮大到睥睨天下的程度，便已经暴露在了外部庞大势力的视线当中。
故而这些东胡部落想要保证生存、继续维持发展，那就要学会伏低做小、为奴为婢，人前装出一副人畜无害的小可爱模样，如此才能避免遭受打击。
诸如西晋年间的鲜卑慕容氏，在诸多胡部当中都属于积极汉化的标兵。高句丽则趁着中原王朝战乱不断，大量的招抚逃难避乱的汉人百姓。契丹部落也在发展到一定规模之后，先后向隋唐朝廷表示臣服归附。
但是这些部落基本上都是前期有多卑贱，得势之后便有多阴狠。轻则祸乱整个东北，后来发展到河北也深受其害。
而等到封建社会晚期，更涌现出后金这样一个阴险毒辣的集大成者，一举夺取整个天下，并且因为那种以小临大的扭曲心理，最终给整个封建社会划上了一个非常不体面的句号。
虽然说从个体的道德感去评价一个势力、一个政权在发展的不同阶段所采取的策略，多多少少有点不够妥帖，但这种所谓的客观改变不了这些部族“端碗吃饭、放筷骂娘”的卑劣。
故而对于别的蕃胡部落，张岱还只是一种敌我利害的态度去审视，但是对于东北这些蕃胡，还有一种道德上的厌恶感。
只不过道德这种标准，在解构主义盛行的后世，更多的只是个体情感立场的体现，已经没有了什么大是大非的深刻意义。
如果有可能的话，张岱自然是非常乐意给契丹之类的蕃胡施加一些力所能及的鞭笞蹂躏。而抛开这些心思不说，单单眼下这种局势，也需要对契丹保持足够的重视与警惕。
契丹随处松漠之间，但是与大唐之间的交流却比较密切。之前大唐对其态度是联二蕃以制突厥，突厥方面也非常重视拉拢契丹一起对抗大唐，因此契丹便借助这种地缘上的便利而在二者之间或叛或附。
眼下幽营之间便存在着为数不少的契丹部落，其族属数量仅次于高句丽。只不过高句丽早已经亡国，那些高句丽遗民也都陆续融入到了大唐之中。
而契丹由于松漠都督府的存在，其幽营之间的部落仍然保持着一定的独立性，偶尔还会内外横跳，哪怕已经内附生活多年，对于外间的族属仍然具有一定的族群认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