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四百年，律、令、科、比，林林总总，极其庞杂，断罪所需比对法条已近三万条，两百余万言，七百余万字。
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
莫说普通的司法官员，就连大汉的廷尉正卿都无法遍览律令，这就使得刘禅这段时间在选拔、提拔律法相应官员时遇到了极大的阻碍。
因为考核没有标准答案，甚至就连出题人都不知什么是标准答案，全凭师承、家学及个人好恶评判。
没办法，两汉四百余年，『律、令、科、比』这一堆屎山代码实在太过复杂太过繁冗。
首先是汉律。
萧何定《九章律》九篇。
叔孙通加《傍章律》十八篇。
张汤定《越宫律》二十七篇。
赵禹定《朝律》六篇。
光律就有六十篇。
东汉建立后，光武帝刘秀并未制定新律，而是继续沿用西汉律篇，将这套律篇体系完整继承了下来，即使这六十律篇已有许多累赘重复，但祖宗之法不可变。
没错，起初最大的阻碍就是『祖宗之法不可变』，因为这是刘秀再造炎汉后，宣示自家法统承继自前汉的政治表态。
等到后来政权彻底稳定，这套屎山代码已经运行了起来，至少没有动摇后汉的统治根基，于是后汉朝廷也就没有再动著新律立新法的念头。
虽然没有制定新律，但后汉法律并没有停滞不前，除了以上六十律篇之外，有两种法律形式承担了更新法律的职能。
一是《令》，一是《科》。
天子的诏令经过整理后可以上升为具有长期效力的『令』，对汉律起到补充甚至修改的作用。
前代天子所定之法叫律。
当代天子新定之法叫令。
后汉每一代天子都通过发布新的诏令来更新法律，而没有去动那几部律典。
这些诏令经过日常使用、筛选和整合，最终被编入律文，完成从诏到令，再从令到律的转化，是天子在国家层面的补充立法。
至于科，则是律、令以外，朝廷各机构针对具体事务、具体犯罪与刑罚制定的单行法规。
一则科条负责一件特定的事。
后汉中后期，科条的数量急剧膨胀，其数至一二万条，民间怨之，谓『科条无限』。
而除了令和科以外，后汉还有一种极其重要的法律形式：比。
也叫『决事比』，它是在律无明文规定时，比照援引先前的典型案例作为判案依据。
『比』在西汉就已经存在，但大规模编撰『比』使之系统化，是东汉的风尚。
东汉的司法官员和刑律大家对散乱的判例进行了整理和汇编，形成了数百万字的判例集。
他们将判例集上报朝廷，朝廷审核过后，又不断赋予这些判例集以法律效力。
于是乎，东汉的司法官员在断案定罪时，除了查律、查令、查科，还要查比。
同一个案子，律可能说判三年，令可能说判五年，科可能说罚金了事，『决事比』里面，又可能找到更轻或更重的先例。
两汉四百余年，什么样的『决事比』都能找到，最后完全就是地方官想怎么判就怎么判。
所谓『所欲活则傅生议，所欲陷则予死比』。想让你活的，就找出能轻判的依据，想让你死的，就找出能重判的判例
如此局面发展到东汉末年，律令科比四种法律形式层层叠叠，互相覆盖，互相矛盾，已到了难以收拾、非改不可的地步，桓灵之世的民不聊生与它脱不了干系。
但积重难返，后汉朝廷始终没有能力与勇气去动那部律典本身。
因为自和帝以后，天子基本都是少帝傀儡，外戚宦官交替专权，又加上天灾频发，民变四起，导致朝野常有『更始受命』的异论。
所谓『更始受命』，就是某些儒生术士根据谶纬神学推算，认为汉朝历数将尽，上天会在某个时间点收回汉家天命，另选一个贤德之人来更始受命，建立新朝。
此时若敢动《汉律》，极易被扣上『变更高祖、世祖制度』的大逆帽子，引发剧烈的政治震荡。
等到后面天下大乱，不论是汉是魏还是吴，都是《汉律》与本政权科条并行的状态，因为大家都要宣示自己承袭两汉的正统地位。
丞相与法正、刘巴、李严、伊籍五人所制《蜀科》，也就是如今的汉科，同样是在汉律的基础上进行小幅的修正和增删，更多是一部因时因地制宜的地方性法规。
大汉夺下关中后，蜀科便已不适用于关中的情况了，于是又在原本蜀科的基础上增删修改以适配关中，给这套本就累赘的体系又加了码。
因为关中实行的《汉科》与益州实行的《汉科》虽然同名，其内容却是不尽相同的！
丞相在关中，倒还能好好梳理。
可如今荆州克复，大汉又要针对荆州的情况制定一套《荆科》，甚至交州也将拿下半壁，到时…还有谁有丞相这样的能力？至少费祎、董允等重臣在荆州已忙得焦头烂额，却根本梳理不出个头绪来。
如今的季汉与后汉面临的问题是类似的，祖宗之法不敢动。各州郡地方科条颁布的同时，两汉近千万言的律令科比依旧沿用。
地方混乱难治。
而懂法的官吏却严重不足！
那就只能任用荆州本土士人。
这就导致现在的荆州汉律、汉科、吴科一时并用。
费祎甚至提出要大赦天下。
这样一来，既能示新复之地以天子恩典，所有积压下来的冤案旧案也能全部出清。
官府轻装上阵，就能让荆州的官吏慢慢熟悉荆科。各郡县太守、令长也能稍微得闲，着手去处置恢复民生等更紧要的事务。
刘禅直接给否了。
积案如山，律令如海，荆州新附，人心未定，若他大赦天下，当然能收一时之效。
可大赦这种事情，不过是以小惠收买人心，非但不能治国，反而会让奸恶之徒心存侥幸，大赦一次便伤一次国本根基。
除非衰弊穷极，万不得已，才可权宜行之。
否则今日荆州积案多便赦荆州，明日关中积案多便赦关中，后日益州又积案，官吏皆劳形于案牍，便又大赦益州。
长此以往，法将不法，民不见畏，奉公守法之民却要与奸恶之徒同沐所谓天恩，这是哪门子道理？
刘禅最后又搬出先帝之言：『若刘景升、刘季玉父子，岁岁赦宥，何益于治？』
费祎听得局促难安，最后唯有连连谢罪而已。
不能大赦，问题却总要解决。
律令繁冗，非一日之积，自然也非一日可解，荆州只能暂用荆科，治标不能治本。
而且要大量起用荆州本土士人。
但国家法度已经丧失了内在的一致性，靠什么培养、选拔律法官吏就成了最大的问题。
更要命的问题在于，没有统一的标准对执法官吏进行考核。
那就只能考验地方官的良心了。
可良心又如何能够经得起考验？
刘禅并不指望地方官能出几个包青天，因为一旦律法层面有大量漏洞可钻，那么不去钻空子的官吏恐怕连两成都不到。
他这才起了要著律立法之念。
按照原本的历史进程，曹叡会在去年的十月下令启动修律工作，彻底推翻《汉律》，在律令、立法层面彻底切断与两汉的联系，巩固曹魏政权的合法性。
这是国家的头等大事。
而如今获得阶段性胜利的，不是曹魏而是大汉。曹魏焦头烂额，曹叡根本没有时间与心力消耗在著律立法上面。
那么这为天下立法著律一事，就只能由刘禅牵头领先了。毕竟哪个人能禁得住流芳千古的诱惑？刘禅当然也不例外，武功既彰，文治总也要跟上的吧？
问题越难，功绩越大！
刘禅面对的问题，是连李世民、朱元璋都不曾面对的问题，因为那时华夏律法已经有了一个十分完善的框架，循旧制缝缝补补即可。而刘禅现在要做的是彻底推翻旧制，重构一个可垂范后世的新框架。
那部由曹叡牵头、陈群、刘邵主导编纂的《魏律》，对后世著律立法影响颇深。
其非但对两汉律法进行了体系化的重构，还开启了律法儒家化的制度先河，把儒家主张的孝悌纲常融入到了刑律当中。
某种程度上，它革除了两汉法制的积弊沉疴。后世说它是华夏第一部统一的基本法典，赞他为后世各朝各代著律立法开创了范式。
但这不是刘禅想要的《汉律》。
既因为《魏律》依旧不够健全。
也因为《魏律》首开八议之制，堂而皇之地在国家律法之上又开了一道后门：
亲贵触法，法外开恩。
门阀犯禁，禁内开门。
没办法，曹操起家靠的是汝颍士族与谯沛武人，曹丕篡汉更以九品中正制换取世族拥戴。
到了曹叡这里，士族、贵戚的根基已然深植于魏室，那么法律就不可能不向他们倾斜。
大汉的蜀科、汉科由丞相主导，即使到了现在，走的依旧是『乱世当用重典』的路子。
刘焉、刘璋父子治蜀三十余年，施政宽柔，法令废弛，蜀中豪强专权自恣，欺凌小民，以致『思为乱者十户而八』。
法正曾劝丞相效仿高祖皇帝约法三章，以宽政收拢人心。
丞相却反对：
秦地之所以能用约法三章收心，是因为暴秦苛法在前，解其倒悬便是恩德。蜀地却恰恰相反，病根在于法令不行、威刑不肃，若再行宽政，无异于抱薪救火。
于是汉科从严，从重，从猛。
八务、七戒、六恐、五惧…法行则知恩，威立则知惧。
曹魏那边总爱说：
『贼以密网束下，故下弃之。』
『大魏反其道而行，弘以大纲，则百姓自然安乐。』
不得不说，这也是另外一种『每与刘反，事乃成耳』了。
但曹魏曾拥九州之地，居天下之中，以大国之重行如此妥协之事。
而大汉不过区区益州之地，却依旧以法网束下，不知算不算先帝与丞相群臣之间又一种理想与浪漫了。
毕竟曹魏宽纵之法，对于『一统天下』这事来说，确有其利在，只是未免有几分『我死后，哪管他洪水滔天』之感。
也难怪曹叡如此痛恨曹丕，就连丧礼都严重缺席。
彼时曹叡丧时不临的大不孝大不敬闹得天下皆知。最后曹魏那边的官方口径说，『曹真、陈群、王朗等以暑热固谏』，给曹叡这位大魏天子找补了一番。
这宽纵之法也不是曹操的初衷，假若曹操知道曹丕继嗣后会对士族全盘妥协，对自己的政策反攻倒算，恐怕未必会传位给他，而曹丕到了地下恐怕也要被曹操狠狠拷打。
毕竟打压士族豪强是几位开基之主的共识，而真正贯彻到底的，只有大汉一国而已。
在丞相严刑峻法、密网束下的治理下，大汉境内已是『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的景象。
这是《汉科》的功绩。
可如今也成了它的局限。
它是一剂猛药，专为益州一州之地的沉疴积弊而配制。
当大汉的版图还蜷缩在巴山蜀水之间，当北伐大军的粮草全靠蜀中汉中供应，当朝廷的政令可以四通八达数日可至的时候，《汉科》的严刑峻法就是最有效的工具。
可如今，大汉疆域从一州之地扩展到了益州、关中、陇右、荆州，乃至半壁交州，地广数千里，治下百姓从百万之众增长到了四五百万，政令难以通达，官吏严重不足。
若仍以治一隅之地的严刑峻法遍施于四方州郡，必然引发动荡。
因为根据蜀科稍作修改的《荆科》甫一在荆州铺开，郡县官吏阳奉阴违，百姓枉屈怨怼的局面就已经在荆州日日发生，反复发生。
而偏偏这些官吏态度极为恭谨，极为诚惶诚恐，他们还总能找到判案的法律依据，你甚至辨不清他们是遵纪守法还是阳奉阴违，甚至好人也在不知不觉中办了坏事。
刘禅去了好个郡县，进了好几处县狱郡狱，无一处没有囚犯喊自己是被冤枉的。时代的一粒沙，压在普通百姓身上就是一座大山。
刘禅作为天子，不得不为大汉寻找一条『中庸』之道。
当然不能像曹魏那般直接向特权阶级妥协。
可必须让地方官吏判案时当真『有法可依』，不再模棱两可，不再凭其个人爱憎好恶，从律法中找到漏洞任意施为。
也必须让负责监察地方司法的『监察御史行走』能够根据新立之法检验司法官吏是否渎职。
它要大大减省司法官吏，减少执行与监察的成本，让整个执法与监察体系运行得既快又准。
所以它必须是一部精悍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正的法典，而不是近千万字却又互相矛盾的屎山。
这就是一项细致的大工程了，非积数百人数年之功不可成，这还只是粗有小成。
好在刘禅脑子里已经有了纲领，现在要做的就是寻几个确有才干的能吏，榨干他们，借他们之力把自己的思想与纲领贯彻下去。
同时，立法著律是一等一的国家级大事，谁能参与进来，谁将来就有了成为国家核心要员的资历。
当年主导《蜀科》制定的，是丞相与法正、李严、刘巴、伊籍这五名要员，刘禅身边如今也有很多年轻人需要这份资历。
向朗、李严作为边缘人，如今只是做一做先期最苦最累的工作，等到最后真正编纂法典的时候，自会成立一个典律寺之类的组织。
他们能在里面担任何种职务，拿到何种名份，功劳几何，后世能否记住他们的功劳，就看他们接下来的表现如何了。
刘禅这次之所以驻跸于城固，也是想看看城固法治如何，结果同样积案不少。
向朗与李严起初不明白为何天子会呆在城固，为何会召见他们，又为何会让他们来看积案卷宗。
可随着积案卷宗看了一卷又一卷，他们终于隐隐约约猜到了天子的用意。
那位天子一言不发，待他们将这几卷积案全部看完，才从中随意抽了一卷出来，看了两眼后又把卷宗递给了他们。
二人接过，展牍而观，晓得天子接下来必有问对，一时也隐隐有些头疼起来。
案情倒不复杂。
城固西乡有男名李甲。
因平日与妻家有嫌隙，一日酒后提刀闯入妻家，将其妻父、妻母、妻兄三人尽数砍杀。
乡里游徼闻讯赶到，将他绑了，押送县狱。
案子本身没有什么疑点。
凶器人证俱在，凶犯本人也供认不讳。
按照汉律，『杀一家非死罪者三人，属不道，当腰斩。』
也就是杀三个没有死罪的无辜之人，罪当腰斩。
这也没什么问题。
但问题在于，腰斩后还有『株连其妻子』这一判罚。
而在此案中，凶犯的妻子是被害人的亲生女儿、同胞兄妹。
县中主管律法的县丞认为，律文写得明明白白，『不道』之罪株连妻子，那就该抓，该杀。
县长王游却不同意。
向朗目光落在卷宗末尾，彼处还附着王游手书：『殴妻之父母，即是义绝，况于杀乎？彼婚姻既绝，不当复坐其妻。』
所谓『义绝』，也没有得到官方律令的明确认可，但已是某种共识与判案的惯例。
李严也在看。
两人几乎同时放下了卷宗，看向那位天子，而那位高居上首的天子这才从容开口，语气也颇为寻常：
“此案尚未决断。
“向卿，你如何看？”
向朗闻言沉吟片刻，才缓缓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