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统，名存实亡！
在争取西方工业国的同时，中国的采购清单中还有一项专门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安排。
早在十月十日，中国对外贸易口向三十余个亚非拉国家发出了一份照会，提出了一项名为“民生工业合作计划”的倡议。
其核心内容为：中国向这些国家采购棉花、橡胶、棕榈油、椰子干等农产品和经济作物，以现汇或中国生产的药品、轻工业制品进行支付；同时，中国承诺向这些国家出口适合其国情的小型粮食加工设备、简易制药生产线和基础化工生产装置。
该倡议迅速在亚非世界引起了热烈反响。
埃及是第一个响应的国家。
十月十四日，埃及工业部与中方签订协议，向中国出口长绒棉三万吨，换取一条年处理三万吨棉籽的油脂生产线和两套阿司匹林压片设备。对于正在推进工业化的纳赛尔而言，这种“农产品换小型工厂”的模式，远比西方公司提供的昂贵成套设备更具吸引力。
印度尼西亚在十月十八日跟进，用天然橡胶换取中国的尿素和肥皂生产线。
缅甸用大米换取药品灌装设备。
锡兰用茶叶换取化肥原料。（备注：锡兰即今天的斯里兰卡）
十月下旬，古巴也加入了这一计划。
卡卡罗特派遣的贸易代表在四九城与中国化工集团签署了一份长期合同：古巴以五年期的糖供货承诺，换取一套年产五千吨的聚氯乙烯管材生产线和配套技术。
这些协议的总金额并不大，但其意义远超商业价值。
在联合国和GATT等国际组织中，每一个发展中国家都拥有平等的一票投票权。当中国的贸易政策给这些国家带来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工业化红利时，中国在联合国大会和GATT缔约方全体会议上的提案，将天然地获得超过半数的支持票。
这一点，在十一月初得到了一次戏剧性的验证。
十一月五日，美国在GATT理事会提议成立一个工作组，调查中国化工集团的“非市场定价行为”。
这实质上是想将反倾销问题广泛化。
投票中，三十一个发展中国家有二十七个投了反对票或弃权票，议案未获通过。印度驻GATT代表在会后私下对美国代表说：“你可以批评中国人的定价，但我的国家需要他们的廉价抗生素。公共卫生比贸易理论更重要。”
在海外采购谈判紧锣密鼓进行的同时，国内的配套部署也在同步展开。
十月上旬，国科委召开了一次规模空前的内部会议。
参加会议的不仅包括科研系统的负责人，还有一机口、化工口、纺织口、轻工业口的主管，以及中国化工集团和数十个大厂的负责人。
会议的主题只有一个。
论——如何确保即将大规模引进的轻工业设备，能够在最短时间内被消化吸收并实现自主迭代。
聂领导在开幕讲话中说了一段话。
这段话后来成为技术引进战略的指导思想：“我们有领先世界的化工技术和半导体技术，这一点毋庸置疑。”
“但我们的领先是在点上的领先，是在少数尖端领域的领先。”
“在面上，在日用消费品制造这个广阔的中间地带，我们与西方的差距是全面的、系统的。这次大规模引进，就是要用我们在尖端领域的优势，去换取中间地带的全面提升。”
“但引进本身不是目的！”
“引进之后的消化、吸收、创新，才是我们真正的目标！”
会议形成了若干具体决定：
第一，建立“引进技术消化领导小组”。
每一个进口成套设备项目，都必须配套成立由科研人员、工程师和技术工人组成的三结合攻关小组。设备到货之前，攻关小组要完成全部技术资料的翻译和预研；设备安装调试期间，要完成全部工艺流程的测绘和建档；设备投入运行后，要在六个月内提出至少三项国产化改造方案。
第二，实行“反求工程”全国协作。
中科和化工集团，被要求各抽调一个研究所，专门负责对进口设备中的控制系统进行反向工程研究。
会议要求，无论进口设备采用的是继电器控制、电子管控制还是晶体管控制，都要在一年内完成国产替代方案的研制。因为中国拥有领先的半导体技术，这个在其他国家看来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对中国而言只是资源的组织问题。
第三，设立“技术推广专项基金”。
从每年的创汇中，划拨出百分之五，专门用于将消化成功的设备技术向全国推广。基金的运作方式是：任何省市的工厂，只要愿意采用国产化后的新设备、新工艺，基金将以补贴利息的方式提供设备采购贷款。
第四，建立“技术工人储备培训体系”。
在全国七个大区各设立一所轻工业技术培训中心，从现有工厂中选拔有经验的技工进行培训，教材直接采用翻译后的进口设备操作手册。
会议提出的目标是：到1961年底，培养三万名能够操作和维护进口设备的技术工人。
十月十五日，上面批复同意成立技术引进局，作为直属机构，统一管理全国的技术引进和消化吸收工作。原对外贸易技术进口、国科委新技术局、一机口设备进口处的相关职能，全部划归该局。
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
即——买什么，由国家定；怎么消化，由科研部门攻；谁来干，由工业部门上。但最终拍板的权力，集中在上面。
十一月下旬，所有采购协议进入履约阶段。
第一批日本纺织设备从横滨港装船启运，第一批英国棉纺设备从利物浦发货。与此同时，中国化工集团的原料出口也按合同开始交付。
在这个过程中，中方采取了一种被称为“嵌入”的策略，进一步加深了与贸易伙伴的经济与技术联系。
在技术层面，中方在每个进口设备项目中都派驻了“学习工程师”团队。
这些工程师不是简单地学习操作和维修，而是深入参与设备的安装调试全过程，对每一个关键部件的材料、加工精度、热处理工艺进行系统记录。
日方技术人员起初有所顾虑。
中方随即提出了一项建议：如果日方愿意提供部分非核心零部件的制造图纸，中方可以适当提高后续原料供货的品质规格。这一提议对日本化工企业极具吸引力，因为更高纯度的中国基础化工原料可以帮助他们生产更高附加值的产品。
技术壁垒，在商业利益的驱动下，被悄悄地溶解了。
毕竟，你们小日子不干，有的是别人想干！
在产业层面，中方主动邀请日本纺织企业、英国机械企业在中国设立“联合技术服务处”。
这些服务处的名义功能是维护和保养出口到中国的设备。
但其实际效果，是为中国技术人员提供了一个持续接触和学习西方工业标准的窗口。更重要的是，这些服务处的存在，使西方企业获得了稳定的技术服务收入，进一步加深了它们对中国市场的依赖。
在金融层面，中银与日本东京银行、英国汇丰银行、法国农业银行等等分别签署了贸易结算协议。
中方在支付设备款时，有意采用了远期信用证和分期付款的方式，使履约周期延长到三到五年。
这意味着，如果任何一方试图中断贸易关系，都将面临已开立信用证的违约风险和已交货分期款项的追索纠纷——这构成了双边关系的一个稳定器。
到十二月上旬，贸易的乘数效应开始显现。
日本纺织机械工业的开工率在两个月内上升了十二个百分点。三菱重工的股价在东京证券交易所上涨了百分之十八。英国兰开夏的纺织机械工厂重新雇佣了两千名半年前被解雇的工人。法国化工设备制造业接到了多年未见的大单。意大利北部的合成纤维工厂因获得中国原料供应而恢复了满负荷生产。
这些经济数据反馈到上层眼里，产生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有人表示——当我们最重要的化工原料来自中国、当我们最大的纺织设备市场在中国、当我们的经济成长离不开中国的合作时，继续把中国当作需要封锁的敌人是不现实的。
还有人表示——如果终止对华纺织机械出口，兰开夏地区将新增至少一万名失业工人，并可能在下一次大选中导致我们失去五个关键选区。
十一月末，中国重返GATT四个月。
贸易口做了一份《一百二十天贸易工作的初步总结与下一阶段部署》的报告。报告的核心判断如下：
“自七月以来，我们与十三个发达国家签订了总额五点八亿美元的进口合同，向二十七个发展中国家承诺了总额二点三亿美元的技术和设备出口安排，完成了对四大类轻工业设备的技术消化预研部署。”
“更为重要的是——”
“我们用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在西方阵营内部打开了一个个缺口。”
“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以下几点。一、进口规模的大幅增长给外汇平衡带来了一定压力；二、进口设备挤压了国产设备的生存空间；三、消化吸收工作虽然已经部署，但能否按期完成仍有不确定性。”
“但我们也要看到——”
“外汇压力可以通过扩大高端产品的出口来缓解；国产装备的生存空间可以通过技术升级和参与消化吸收工作来拓宽；消化吸收的进度，则必须依靠我们举国体制的优势来保证。”
就在这一天，我国的战略框架悄然成形。
利用尖端技术领域的绝对优势，创造巨额外汇盈余和威慑能力；以此为依托，在民生轻工业领域发起大规模全球采购；采购本身被设计为一种战略工具，精准投向西方阵营内部的薄弱环节和利益集团；通过“设备换原料”“数据换设备”“市场换技术”等多种模式，与贸易伙伴建立深度的结构性依赖；同时在国内建立“引进-消化-吸收-创新”的闭环机制，确保技术引进能够转化为自主能力，最终实现向产业链更高端的跃升。
在这个框架中，“买买买”从来不是目的。
它是一种手段——一种用商业逻辑去解构围堵封锁的手段，一种用利益纽带去瓦解对立的手段，一种用贸易相互依赖去保障国家安全的手段。
在这个世界上，最坚固的城墙也经不起商业利益的撞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