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睡过头了，今天补回来，万字大章）
五六十年代的四九城，城市基础设施极为落后。
为改善环境卫生、控制传染病，自1949年起，城里便掀起了大规模的下水道改造工程。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1950年启动的龙须沟改造。
到了1957年，借着外汇盈余的东风，又对部分街道进行了一次大改造。
然而，受限于资金和技术，当时的下水道建设主要覆盖了城市主干道等公共区域，还无力延伸到各个居民院落的内部。
在普通百姓居住的胡同、大杂院里，卫生设施的状况依然十分简陋。
那时的四合院多用公共厕所，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院内简陋的“户厕”，卫生条件欠佳；另一种是胡同里的“官茅房”——那是统一建造的简单砖房，里面是沟槽式的旱厕，没有隔挡。
郝仁住的南锣鼓巷，在1960年之前，家里是没法建卫生间的。
原因有二：一来，下水道只修到了胡同的主干线，院子里根本没有排污支管可接。就算在家建了厕所，排泄物也排不进下水道。二来，院里唯一的排水设施是渗水井——一个直通地下的土坑，洗衣、做饭等生活污水都往里倒，全靠泥土自然吸收。一旦用水量大了，就容易倒灌或者满溢出来，根本不具备使用卫生间的条件。
事实上，这个难题，直到21世纪初还困扰着四九城的许多老胡同和四合院。
院里，何雨柱的木须肉正要下锅，阎解成不知道从哪里冒了出来。
“哟，忙着呢，柱子哥？”他边说着话，边探着脑袋看盆里的配菜。
何雨柱抬起头来，看了阎解成一眼，鼻子里“嗯”了一声，算是打了招呼。
他掌勺多年，对行当里的事门清儿。
阎解成这小子——做了两年学徒，手艺上没见涨，鸡贼劲儿倒是有了阎埠贵的三份火候。只要院里有红白喜事，他指定削尖了脑袋往灶台上钻。
明着是帮忙，暗地里是偷师。
何雨柱连眼皮子都没多抬一下，锅铲一翻，把锅里的鸡蛋碎拨到一边，空出地方来滑肉片。
见何雨柱不说话，阎解成也不走。
他屁颠屁颠地把鸡蛋盆端到一旁的凳子上，就那么站在灶台旁边，两只手抄在袖筒里，眼珠子跟着何雨柱手里的锅铲子转。
何雨柱把肉片下了锅，快速划散，肉片在热油里翻卷起来。
阎解成往前凑了半步，脖子伸得老长，恨不得把脸贴到锅边上去。
“解成啊，你去帮我看看那锅红烧肉，汤汁收得怎么样了？要是还多，就帮我用勺子撇撇油。”何雨柱心里跟明镜似的，食堂学徒嘛，正经师傅不教，靠的就是东看一眼西瞄一眼，捡点别人漏下来的东西。
阎解成暗自撇了撇嘴，这明摆着是要把他支走。
红烧肉在另一处灶眼上炖着，离这儿少说有五六步远。过去看肉，就得离开灶台，等他回来还能偷个六啊！
“好嘞，柱子哥！”他嘴上应得痛快，脚底下快速挪了两步，伸着脖子朝红烧肉的锅瞅了一眼，又立马缩回来了：“柱子哥，红烧肉还多着呢，汤汁正好，咕嘟咕嘟冒泡呢，不用撇。”
说完，人又站回原来的位置，脚跟都没挪窝。
何雨柱面不改色，把木耳和黄花菜沥干了水倒进锅里，锅铲快速翻炒，几种食材在锅里翻腾着，颜色黄白黑褐相间，看着就热闹。
他一边炒一边又说：“许大茂来了吗？”
“没见着人，兴许出去放电影了，没空。”阎解成随口应了一声。
何雨柱铲了半勺五香粉：“不能够，今儿早上还看他在家里。”
“那就是还没来。”阎解成目不转睛。
何雨柱故意看向阎解成身后，忽然喊了句：“三大爷！”
阎解成一个激灵，下意识转过头去——趁着这功夫，何雨柱赶忙将锅铲里的五香粉撇到了锅外，然后迅速地翻炒起来。
木须肉是一道传统鲁菜。
它的核心调味以生抽、料酒、盐、少许糖为主，强调鲜嫩清爽，五香粉风味偏重，易喧宾夺主，尤其与滑嫩蛋花、木耳、黄瓜冲突。
腌肉时可加少许，烹饪时却是一丝都加不得的。
到了这会儿，何雨柱反倒提高了觉悟：“解成，在后厨没学到什么真玩意儿吧？来来来，今儿我正好高兴，指点你一手！”
“柱子哥，您局气！”阎解成咧嘴一笑，竖起了大拇指。
何雨柱比他笑得还灿烂：“看准了，木须肉这道菜，靠的全是火候！大火爆炒，几秒出锅！酱油、料酒，最后再来两滴香油……千万甭加多了，两滴即可，多了盖味儿！”
阎解成两只手规矩地背在身后，像个站岗的。
他一会儿看何雨柱手里的调料罐，一会儿看灶台上的火候，一会儿瞄一眼何雨柱放佐料的顺序，恨不得把每个步骤都刻进脑子里。
何雨柱拎起酱油瓶子往锅里淋了一圈，他的脖子就跟着伸了一截；何雨柱撒了把盐，他就眯着眼看量是多少；何雨柱往锅里点了两滴香油，他就立刻深吸一口气……
不远处，阎埠贵看得啧啧称奇。
“看来还得是柱子，他是真教啊。”三大妈走了过来。
阎埠贵点点头：“那可不！毕竟咱们是打小看着他长大的，不管嘴上怎么说，可心里还是记着街坊情分的。”
“早前为了腌菜的事，可没少得罪人家。”三大妈提醒道。
阎埠贵伸手推了推眼镜，压低了声音：“都是老皇历的事，早该翻篇了。再说了，他小子也不地道，腌个辣白菜还留一手！”
“家里还有几包烟，要不……”
“你说那几包大前门？我留着有用。”
“用在谁身上不是用。”
“行了行了，你去屋里陪小秦说说话，柱子那边……我自有打算。”
……
与此同时，一架英国海外航空公司的子爵型客机降落在四九城机场的跑道上。娄半城站在舷梯顶端，深深吸了一口久违的空气。
冰冷、干燥，带着一种港岛所没有的凛冽。
在他身后，久未回国的娄氏激动地极目远望。
停机坪上，三辆黑色轿车已经等候多时。站在最前面的浙大壮，穿着一件藏青色的中山装，外罩一件军大衣。
“老娄。”浙大壮向前几步，没有握手，而是直接接过了娄半城手里的提箱。
娄半城的声音有些沙哑：“老浙，又见面了。”
“外面冷，咱们车里说。”浙大壮看了他一眼，又转向一旁，“嫂子，一路辛苦。你们先去招待所休息，我和老娄稍后就到。”
娄氏似乎早就习惯了这种安排。
她只是攥紧了娄晓娥的手，轻轻说了一句“你们谈”，便一起上了第二辆车。
浙大壮和娄半城上了第一辆车，车门关上的那一刻，车厢里的气氛骤然变了。这辆车的后座是经过改装的，前排和后排之间加装了一道厚厚的隔音玻璃。司机座位后面还装了一块深色的布帘。
浙大壮按了一个按钮，布帘缓缓拉上，隔音玻璃升起。
整个后座立刻变成了一个与外界完全隔绝的密闭空间。
“你这个装备，比港督的专车还讲究。”娄半城摘下眼镜擦了擦。
浙大壮从不多言：“工作需要。”
“我们现在去哪里？”娄半城问道。
浙大壮抬起手腕，看了眼时间：“还早，我们先聊聊？”
“先聊聊。”娄半城点了点头。
车子启动，浙大壮压低了声音：“汇丰那个局，现在进展到哪一步了？”
“成了！”娄半城声音更低。
中国正式重返联合国、GATT后，随后几个月内与十几个发达国家签订了总额近六亿美元的大宗采购合同。
这一系列事件对港岛金融市场的冲击是深刻而复杂的。
从短期来看，中国大规模进口意味着巨额的贸易融资需求，这对汇丰这样的贸易结算银行本来是利好消息。但从中长期来看，有两个因素正在悄悄侵蚀汇丰的根本。
第一个因素，是结算货币的多元化。
中国在与英国、法国、日本等国的贸易协议中，刻意排除了美元，优先采用英镑、法国法郎和瑞士法郎结算。汇丰虽然在英镑结算中仍然占据优势，但中国通过设立在瑞士和法国的代理银行直接进行法郎结算，绕开了汇丰。
据估算，仅此一项，汇丰三个月内损失的手续费和汇兑收益就超过三百万英镑。
第二个因素，是信贷风险的累积。
汇丰在港岛的业务中，有相当比例是对英资洋行和地产商的贷款。这些贷款大多以港币计价、以港岛本地资产作为抵押品。
而港岛的经济前景，与英国对中关系密切相关。
当英国出现摇摆，当兰开夏的纺织机械工厂因为中国的订单而重新开工，当汇丰银行自己也在争取中国化工集团的结算业务时，市场开始产生一个疑问——如果两国关系因为港岛问题出现波动，汇丰的资产质量会受到多大影响？
这种不确定性，就是郝仁等待已久的催化剂。
1960年9月下旬，当中国在GATT的布局逐渐清晰、与英国的双边贸易协议进入履约阶段时，娄半城开始了一系列精心策划的舆论操作。
第一步，是研究报告。
太平洋再保险的投资分析部门在九月底发布了一份题为《1961年港岛经济展望：结构性调整的风险与机遇》的报告。
这份报告写得极为专业、极为克制，通篇没有一句敏感表述。
报告的核心论点是——由于中国重返GATT后可以直接与欧洲进行贸易结算，港岛作为转口贸易枢纽的地位将面临结构性下降，预计1961年港岛转口贸易额将同比下降百分之十五到二十。
这份报告通过正常的券商渠道分发给了港岛的主要投资机构。
因为报告署名是“太平洋再保险研究部”，没有任何内地背景，它的结论被市场视为一个中立机构的中性判断。
第二步，是媒体配合。
十月中旬，一家在港岛颇有影响力的英文报纸《远东经济评论》发表了一篇专题文章，标题是《汇丰：帝国余晖中的巨人》。
文章以大量篇幅分析了汇丰在东南亚市场的盈利结构，指出汇丰近年来利润增长的主要来源已经从贸易结算转向地产贷款，而港岛地产市场在经历了1958至1960年的连续上涨后，估值已经处于历史高位。
文章引用了一位不愿具名的金融分析师的话。
“如果港岛的转口贸易规模出现收缩，率先受到冲击的将不是贸易商本身，而是那些向贸易商和地产商发放了大量贷款的银行。”
第三步，是市场操作。
从十月下旬开始，太平洋再保险开始逐步增加对汇丰看跌期权的持仓。
同一时间，通过三家不同经纪商，开始在现货市场小批量地卖出汇丰股票。这个操作的目的不是为了打压股价，而是为了制造一个“有人在持续减持汇丰”的技术信号，引起其他投资者的关注。
到十一月中旬，这三步棋的效果开始显现。
汇丰股价从十月初的每股二十八港元，缓慢下跌至二十五港元，跌幅约百分之十。
期间没有恐慌性抛售，没有重大利空新闻，只是一个持续、缓慢的阴跌过程。这种走势最让投资者不安——因为找不到明确的下跌原因，就无法判断底部在哪里。
“老娄，上个月月初，我们收到了汇丰董事会发来的信函。”
“他们急了？”
“差不多吧。”
“是信函，不是电报……看来他们还是不够急。”
1960年11月4日，就在汇丰股价跌破二十五港元的第二天，汇丰银行董事长亲自签署了一封致中国化工集团总经理的信函。
这封信的措辞极其客气，但字里行间透露出一种难以掩饰的焦虑。
信中说，汇丰银行注意到中国化工集团近期的贸易结算业务有向法国和瑞士银行转移的趋势，汇丰非常珍视与化工集团多年来的合作关系，希望能够继续为化工集团的国际贸易提供结算服务。
为表诚意，汇丰愿意降低百分之二十的手续费率，并将结算周期从原先的七个工作日缩短至三个工作日。
沉默了片刻后，娄半城问道：“郝总经理怎么说？”
“郝总经理按照我们事先商定的口径回复的——说化工集团感谢汇丰的好意，但贸易结算对手的选择主要是基于客户的要求。这个回复合情合理，也给了汇丰一个台阶下。”浙大壮说着，话锋一转，“但汇丰不肯下这个台阶。十一月中旬，他们又来了第二封信。”
娄半城顿时来了兴趣：“还有第二封信？”
“嗯，大意是：汇丰银行董事会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在原有优惠方案的基础上，额外提供一项安排——汇丰愿意为化工集团在港岛发行存款证提供全额承销服务，利率参照伦敦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加二十个基点。首期发行规模建议不低于五千万港元，汇丰承诺全额包销。”
“存款证？全额包销？”娄半城轻轻笑了一声，“这是在送钱。”
“对。”浙大壮说，“他们的逻辑很清楚——只要能重新锁定化工集团的结算业务，就算在存款证上亏一点钱也在所不惜。因为结算业务的利润远高于发债承销。”
“所以你们同意了？”
“当然同意了。”浙大壮的嘴角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第一期一亿港元，十一月底已经发行完毕。汇丰包销，利率比伦敦同业拆借低十个基点。等于我们倒赚了二十万港元的贴息。”
存款证的发行，在金融技术层面是纯粹的商业行为。
但从宏观角度来看，它有一个微妙的附加效应：汇丰在包销这期存款证的过程中，动用了相当规模的自由资本金。按照港岛当时的金融监管规定，银行以自有资金承销债券，该部分风险资产需要计提相应的资本拨备。
这意味着汇丰的资本充足率会因为这笔“送钱”的买卖而出现边际下降。
下降本身微不足道。
但如果在未来某个时点，汇丰需要同时面对拨备上升和股价下跌的双重压力，情况就会变得微妙起来。
“一亿？”
“一亿，五千万我们可看不上。”
“现在看来，我们重返GATT影响最大的就是港岛金融业了。”
“是啊，逻辑是这个逻辑。”说罢，浙大壮问出了他最关心的一个问题，“老娄，我们现在手上有多少汇丰的筹码？”
娄半城没有立刻回答。
他按了一下车窗的按钮，示意司机开慢一些。
然后伸出三根手指：“三亿港元的看跌期权名义敞口。分散在八个交易对手手里，最晚到期的是明年六月。如果我们选择行权，需要准备的现货头寸大约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