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山跟苏民盯着眼前这份国发〔1988〕11号文件，仔仔细细地读了一遍。
1988年，是新中国房地产商业化发展历史的元年。
这一年，国家发布政策，计划用三、五年时间，在全国城镇分期分批把住房制度改革推开。
这个改革的核心目标，就是住房的商品化。
在此之前，对于任何一个“有单位”的职工来说，除了数量稀少的个人购买行为，大多数人想改善居住条件，唯一的办法就是等单位的福利分房。
而福利分房之所以有“福利”二字，是因为住房建设的资金都是上面掏的，对于分到房的人来说，这相当于国家给个人生活一份巨大的“补贴”。
可是职工分房子不花钱，代价又是什么呢？
代价就是职工到手的工资非常低，直到今天职工平均工资一个月依然不到两百元。
如今改开已经十年，国家拿出大量资金搞建设、促发展，在建设福利住房上面的投资就难免捉襟见肘。
导致的结果就是，到了1988年，上面一算，人口增长、住房建设滞后等各种因素叠加在一起，如今的人均居住面积比三十年前还低。
再加上现在经济发展，什么东西都比工资涨得快，连银行五年期的定存利息都能飙到10%，还要开办“保值储蓄”业务，足见钱“毛”得有多猛。
除此之外还有分房这个“等、靠、要”的过程存在不公平的问题；分房过后，房屋管理、修缮的费用对财政的负担问题，这些种种因素的推动，让住房商品化逐渐成了主流的呼声。
所以国家也终于计划放弃福利分房这种“暗贴”工资的方式，准备把工资提上来。
至于房子，大家自己掏钱买吧。
苏民看完了文件，抬头问于适之，“按照市里的意思，咱们单位这个试点，都是试什么？”
于适之喝了口茶，比出两根手指。
“两条，一个是计发住房券，鼓励员工买公房；二一个呢，就是允许单位进行房屋买卖——当然这一条具体规定还没出来，总之意思是单位可以掏钱买房，然后转手卖给、租给职工。”
苏民一听，立刻蹦出一大堆问题。
“住房券？那是什么？买公房？哪些公房能卖？卖出去公房的钱给谁啊？”
于适之解释道，“住房券，你就理解成津贴就行！总之就相当于涨工资了。至于卖出去的钱，统一划到指定银行的专款账户，还是咱们单位的钱，不过只能作为住房基金，用的时候，房管局还得批准。”
这一番逻辑理下来，苏民皱起了眉头。
“鼓励职工买公房，这不就是又从大伙儿口袋里把钱拿走了吗？这谁能愿意？除非补贴给的多！”
“就是说嘛！”
于适之一摊手，“搞试点期间，津贴的发放是单位自己衡量，要不然为什么找咱们？”
钟山关心的却是细节，“这房子卖给职工了，产权就归给个人吗？”
于适之摇头，“不清楚，不过我听那意思，产权是不变更的，估计还是单位所有。”
苏民身子直接垮了，“合着职工干掏钱，住的还是那一套哇！”
“但房子名义上是个人的了，至少公家不能收走了，哪怕人死了，还可以给孩子，孩子不住，也能租出去，租金给个人。”
于适之说完这一句，又补充道，“这句是我在会上听专家讲的。”
这就算是部分产权。
话虽如此，大家都知道这话意义不大。
虽说人死了、调走了单位可能收房，但是具体执行的时候，除非此人犯下重大错误，否则根本没有这种力度。几乎所有人都是默认这房就是个人用的，偶尔有调走的，如果新单位不分房，想继续住也就是打个报告的事。
可想而知，对于绝大部分已经分到房子的人来说，让他们再掏钱买一遍这个房子，可能性有多低。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还硬要人买，”苏民咂巴着嘴，“我看这个试点啊，办不成！”
于适之并不意外，“都这么说！虽然说是要提租金，让之前分房的职工，以后按一平方一个月一块钱交租，这点钱跟买房的钱比，谁都会算账。”
“所以会上市领导都拍桌子了，口号是‘卖出一套房子就是伟大的胜利’！”
他讲最后这段时，一边说边拍桌子，直把领导发言的样子演得惟妙惟肖，看得钟山连连赞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