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点站北京站到了，请您检查好自己的行李物品，提前做好下车准备……”长春直达北京的z62播报按时响起，满车的东北话随着火车进站渐渐收敛。
“我来了，北京！”每年9月开学季都是这样，总有一些“小镇做题家”用高考换来了这张直达北京的绿皮车票，他们昂首挺胸，在车厢内傲视群雄，每寸肌肤都在嚣张得表达着“我，靠自己的努力，实现了跃迁。”
王丞抿了抿嘴，轻轻一笑，仿佛看到了三年前的自己，他拉着行李箱走在队尾，看着刚刚欢呼的准大学生在双脚踏上北京土地的那一刻变得小心拘谨，他们不熟练的站在月臺上，左右张望找出站口。
刚刚还充斥在火车裏的东北话，在车厢打开接处北京空气的一瞬加，都变成了京腔，单单留下那几个准大学生，呆在原地。
三年前，王丞以低于平常模拟20分的成绩考到中国警官大学。
报考的时候他和家裏人吵的架数不胜数，当时高考还分文理，他是理科生，一心想学法律，奈何大批量的法学招生都要求高中学文，高考失利的他去不了家人认同的上海法律大学，无论他怎么解释自己敏感内向不适合当警察，家长还是在满满的一批次法律院校志愿前的提前批裏填上了中国警官大学，后来“不负众望”，王丞承载着家人的愿景成为了一名预备警官。
这三年的警校生涯，把王丞磨练的坚毅却疲惫，在自己不喜欢的领域，接受从未想过的警务化管理。
曾经他以为大学是午后、咖啡、图书馆，是暖色调的青春文学，来到警校后他面对的是烈日、操场、集合铃，是冷清凌厉的藏蓝火焰。
警校很好，但王丞却在考上警校的那一刻就在想着怎样离开这裏。
今年，他大四，“考研”在他脑子裏盘旋多年的两个字将成为现实，尽管不止一个人劝他好好准备公安联考找个工作，尽管他的前辈用自身向他证明三跨考研（跨学校、跨专业、跨地区）有多难，尽管他的爸爸妈妈再一次与他进行了激烈的争吵，他仍义无反顾，将靶向对准了上海法律大学，这一次，要把握住自己的人生。
北京站到学校的地铁只有三站，王丞提着行李挤上地铁，这是一趟通向学校的车，但王丞想的却是离开学校的路。
疫情三年，社会就业大环境十分窘迫，考研人数逐年上升，300万、400万、500万……以百万为单位上涨的报考人数和疯狂缩招的教育改革，让考研难度直线上升。
王丞，一个从吉林小镇考出来的“做题家”，一直认为考研要比高考公平很多，没有地域差距、没有自主招生，以实力作为唯一评判标准，努力终究会实现所有的期待。
进了学校回到宿舍，王丞开始收拾行李，宿舍是六人寝，两张上下铺和两个上床下桌，每张桌子供三人使用，王丞位于进门右手边的下铺。
在警校，下铺是一个让人又爱又恨的位置，爱在整理简单，无论是豆腐块还是直角床单都比上铺整理起来容易的多；恨在下铺靠门，是督察检查的首要目标，通常来说督察对下铺的内务要求都要高于上铺，整理起来要格外细致小心。
王丞整理完行李，刚关上行李箱，于浩就拖着拉桿箱走了进来“兄弟，来的挺早啊。”一边说着，一边把拉桿箱平铺在宿舍中央，打开拉链的那一刻，满箱书籍呼之欲出。
“好家伙，这么卷？”王丞笑着调侃道“准备发力了？”
“再不发力就晚咯。”于浩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考研120天倒计时了啊。”
于浩，河南农村长大的孩子，非独生子女，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在经历了河南地狱难度的高考后，大学疯狂摆烂，并声称“河南人只需略微出手，考研考公全都有。”
带着这份来自河南的自信，他决定大学玩三年，最后一年再开卷，果真，逃课挂科样样精通，连拖带拽到了大三，要将这几年积攒的力气全部发挥出去。
受疫情影响，很多省份无法按时返校，林林总总算下来，宿舍裏只有王丞、于浩和北京本地人张岩能在官方开学日这天回到学校。
当然，和这些“粗俗的异乡人”不同，京都大少爷张岩每次都在校门门禁前最后一刻走进校园，彰显着对时间支配的自由和对开学返校的不屑一顾。
“咚……”张岩左手提着拉桿箱，右手拎一个大包，肩上还背着旅行用的大双肩背，用拉桿箱撞开了门，把拎包和背包往床上一扔，坐在对面的下铺气喘吁吁“怎么每次我都得带这么多东西呢。”
说来也怪，好像越是本地人带的东西越多，警校封闭管理加上疫情防致使出校的机会寥寥无几，像王丞、于浩这样的外地人一般都只带些生活必需品，一个季节拿两件能换着穿的衣服就够了，平是在学校裏穿警服，还节省了一大笔服装开销。
但张岩的追求就不一样了，从他的拎包裏可以掏出一个小型咖啡机、拉桿箱裏能装半箱的洗护用品、双肩背裏能拿出三个大小不同的平板电脑……
不过，家境优越的他还是很接地气的，每次把带的东西折腾到柜子裏后都会从不知道哪个包裏拿出一整盒蛋挞或者牛肉卷，然后用淡淡的京腔说“嘿，快来尝尝，这都是我妈亲自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