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大岭山，宏达机械厂。
车间里两台全新的天工机床正在运转，旁边的电脑屏幕上，盘古系统的内置通讯模块突然弹出一个红色窗口。
这是平台下发的定向竞价通知。
陶建华端着一个掉漆的茶缸走过来，屏幕上显示着一份加工图纸。
天津拖拉机二厂，农用三轮车变速箱二轴从动齿轮。
材质：45号钢。
数量：二十万件。
交货期：十五天。
建议加工单价：一角五分。
在1995年，这种粗糙的齿轮件利润极薄，通常都是北方国营大厂靠着庞大的人力堆出来的产量。
陶建华放下茶缸，看着一角五分的建议单价。
他算了一笔账。
天工机床是用韩栋的零首付政策拉回来的，不需要付本金。
这台五轴机器用来切这种低端齿轮，属于典型的降维打击。
切削速度开到极致，一台机器一天能出三千件。
二十万件，两台机器满负荷运转，一个月内就能交货。
扣除电费、刀具磨损和平台抽成。
“老刘！”陶建华冲着车间主任大喊。
“系统里填竞价，单件一毛钱，我们接了！”
一毛钱的加工费，这是把成本压榨到了骨头里。
但在不需要承担高额设备折旧费的民营车间里，这是一个极其可观的现金流补充。
系统接收指令，玄武协议瞬间完成数据匹配。
远在天津的拖拉机厂采购部传真机里，直接吐出了科软平台的接单确认函及报价单。
同一时刻，长三角。
上海MH区、苏州吴中区、无锡新吴区。
上百家刚刚装配了盘古系统的工厂，在控制屏幕上看到了潮水般涌入的低端订单。
这些订单通过玄武协议跨越了地理限制。
原本属于区域垄断性质的加工活，被彻底抛入了一个完全透明、极度内卷的全国算力网络中。
三天后，奉天市，第一机床厂下属第三齿轮分厂。
厂长赵德彪坐在办公桌前，用力吸着手里的一根红梅烟，烟灰掉在桌子上的几份退单通知书上。
办公桌对面站着分厂销售科的科长，满头是汗。
“赵厂长，保定水泵厂那边的二十万个法兰盘订单取消了。石家庄农机厂明年的齿轮采购意向书也撤回了。”
赵德彪把半截烟头按在烟灰缸里，站起身。
“胡闹！几十年的老关系，他们说撤就撤？我们这几百号工人等着接活吃饭！到底什么原因？”
“南方那边截胡了。”销售科长拿出几张复印件放在桌上。
“我托人搞到了那边的报价单，单件价格只有我们成本价的六成。
更要命的是，南方发过来的样品我也看了，表面光洁度和中心孔公差，完全是数控加工中心做出来的活儿，直接把我们车床车出来的质量碾平了。”
赵德彪看着报价单上的数字，脑子发懵。
用数控加工中心去做这种几毛钱的低端件？这种极其昂贵的机器一天的折旧费都赚不回来。
南方那些私人老板疯了吗？
“厂长。”财务科的出纳推开办公室门。
“总厂那边催缴这个月的统筹基金和职工医保费，咱们分厂账上的活期资金只剩三万块了。
如果这笔钱交上去，下个月一号的一线工人工资就发不出来。”
赵德彪感到一阵眩晕。
他抓起桌上的电话，直接拨给总厂副厂长。
燕京重型设备厂、津门数控机床厂。
同样的情况在这两家老牌重工业基地的分厂内同时发生。
底层现金流的断裂，沿着庞大的国营体制血管，迅速向总厂核心管理层蔓延。
没有外包加工订单，分厂就没有进项。
分厂没有进项，总厂就要从主营业务的微薄利润里拿钱出来补贴分厂，以维持职工的基本生活。
燕京，二环内某家属院，一座四合院的书房。
三大厂的三位最高负责人坐在沙发上。
茶几上放着西门子华夏大区总裁汉斯亲自签发的《华夏华东地区伺服电机代工意向书》。
“这份意向书，救不了我们眼前的火。”奉天第一机床厂的厂长首先开口。
他手里捏着一份总厂财务处刚送来的资金缺口报告。
“今天上午，我下面五个劳动服务公司的厂长堵了我的大门。
本月的轻工配件订单总量下滑了百分之八十，原有的民用市场份额，三天内被一家叫科软的平台全部吃干榨净。”
燕京重机的厂长脸色铁青。
“我的情况一样，南方的私人厂子拿到了一种不需要掏钱就能进厂的高级机床。
他们把加工费砸到了我们根本无法承受的地盘，据说科软平台背后就是启航集团。”
三人都明白这是一个极其明确的警告信号。
韩栋没有去找任何人打招呼，也没有动用行政资源去压制他们的反对意见。
韩栋只是极其冷酷地展示了，什么是真实的工业控制力。
体制内的壁垒固然存在，但发工资的现金流是维持这道壁垒的基础。
科赫能给他们技术，能给他们几个月后无法确定能否落地的外汇订单。
但韩栋现在就能立刻断了他们的粮草。
“西门子答应给我们的部分底层接口，手下的工程师看过了。”津门数控的厂长拿出几页技术分析报告。
“那全是应用层的废代码。
没有物理层和数据链路层的根权限，就算拿到这些接口，也开发不出属于咱们自己的控制系统，科赫在耍我们。”
书房内陷入长时间的沉默。
在工业体系的残酷博弈中，情怀和承诺一文不值。
生存，永远是第一位的。
西门子的排他协议是一把刀，但韩栋手里的玄武网络，是一整条工业流水线。
跟着西门子，他们永远只是打工仔，并且随时可能饿肚子。
如果不去阻击玄武协议，韩栋掌握着订单分发的阀门，至少能给他们一条属于自己的路，一条向前发展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