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忧参加完晚宴回到酒店，洗了澡，躺到床上，关了灯。他闭上眼睛，呼吸渐渐平稳，意识沉入黑暗。
他睡了，但他引起的风暴却在世界范围内爆发开来。
关于莎朗·斯通的言论，民众的反应并不算意外。那些话被翻译成几十种语言，在全球各大媒体的头版上循环播放。普通人的反应无非是愤怒、谴责、抵制，有些人跑去她的社交媒体账号下留言，有些人发起请愿要求她公开道歉，有些人只是在自己的页面上写了一句“这种人怎么还能出现在公众视野里”。这些反应在意料之中，没有超出任何一个类似事件的基本框架。
真正引发轰动的，是吴忧的那句“去他妈的言论自由”。
这句话像一颗炸弹，在舆论场上炸开了。不是因为它有多脏，而是因为说话的人是谁，在什么场合说，针对的是什么问题。吴忧不是一个靠脏话博眼球的小丑，不是一个小报上骂街的过气明星。
他是全球票房冠军的导演，是欧洲三大电影节的大满贯得主，是奥斯卡最佳导演，是本届戛纳评审团主席，是amfAR慈善晚宴的贵宾。这样的人，在那个位置上，当着全世界的面，用最粗鲁、最直接、最不留余地的方式，对“言论自由”这个被西方世界奉为圭臬的概念说出了那四个字。
在2008年这个时代，全世界都被北美的价值观牵引着走。冷战结束后的十几年里，北美主导的国际秩序塑造了全球化的基本面貌，它的文化产品、它的政治理念、它的生活方式，像潮水一样涌入每一个开放的国家。而北美也利用这一点，在文化和意识形态等方面，开始了润物细无声的逐步侵蚀。
而“言论自由”，被北美及其盟友经营成了万能的武器，一种可以解释一切、辩护一切、掩盖一切的万能钥匙。在这个保护壳下，北美的媒体可以肆无忌惮地攻击别国的内政，可以肆意污蔑别国的政策导向，可以对一个自己不喜欢的政权进行无休止的口诛笔伐。当别人发表抗议或者反对的时候，他们会轻描淡写地甩出一句，“我们这是言论自由，我们这是自由民主。”这句话像一块盾牌，挡住了无数本该砸在他们脸上的石头。
这种保护壳，一度让北美的对外言论无往不利。你说他们双标？他们说这是自由。你说他们干涉内政？他们说这是批评。你说他们造谣？他们说这是观点。你永远无法在一个他们自己定义的规则体系里打败他们，因为规则是他们写的，裁判是他们的人，连球场都是他们建的。
虽然吴忧的《宇宙收藏家》将北美政府的种种伪善面具揭露殆尽，但“言论自由”这个武器一直紧握在他们手中。不是因为他们真的相信这个理念，而是因为这个理念太好用了。它像一把万能钥匙，不管面对什么样的指责，只要插入“言论自由”这把锁，转一下，门就开了，你就可以走进去，继续做你想做的任何事。
这次，吴忧用最直接的方式表达了“言论自由”也应该有明确的界限。他是第一个如此毫无顾忌地在全世界面前骂出“去他妈的言论自由”这种话的公众人物。不是学者在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不是评论家在专栏里委婉地讨论，不是政治家在外交辞令中含蓄地表达。是吴忧，站在amfAR慈善晚宴的红毯上，对着几十家媒体的镜头，用所有人都听得懂的英语，说出了那句脏话。
整个欧洲都被吴忧的这句话震撼到了，现在的欧洲与北美正处于极其微妙的状态。他们依赖北美，但又提防北美。因此才会对吴忧的电影如此追捧。当吴忧说出那句“去他妈的言论自由”的时候，法国，英国以及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国家的观众觉得鸡皮疙瘩都起来了，他们不由想起了04年在柏林高唱《国际歌》的那个瞬间。
最为轰动的，要属德国。德国本身就是思想最为活跃的一个国家，近代以来，无数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的思想都在这个国家诞生。从康德到黑格尔，从马克思到尼采，从海德格尔到哈贝马斯，这个国家的思想史就是一部现代欧洲的思想史。
而思想的活跃，也带来了另一个结果，德国的“邪教”组织是整个欧洲最多的。当然，在德国，不能称之为“邪教”，只能叫“危险教派”。这些教派的思想非常边缘化，有的宣扬末日论，有的反对现代医学，有的鼓吹种族优越论，有的提倡性解放。很多教派的教义一直在变化，以适应时代的潮流和追随者的需求。
当吴忧在红毯上的发言传到德国的时候，整个国家都轰动了。不仅仅是媒体在报道，不仅仅是评论家在讨论，而是街头上、酒馆里、大学校园中，到处都有人在谈论这句话。一些危险教派的成员甚至举着吴忧的画像上街游行，横幅上写着“去他妈的言论自由”“去他妈的主流媒体”“去他妈的公共秩序”。
他们从吴忧的话里找到了一种认同感，觉得这个华国导演说出了他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话，虽然吴忧大概不会乐意跟这些人站在同一个阵营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