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报》《法兰克福汇报》以及《南德意志报》都用大量篇幅报道了吴忧的言论，并加以论述。它们不是娱乐报纸，而是德国的严肃媒体，读者是那些关心时政和社会问题的知识分子。
它们普遍认为，吴忧所表达的愤怒以及愤怒之下的思考，正是当前主流意识对于“言论自由”这种行为应该进行反思的地方。一篇评论文章写道：“当‘言论自由’被用来为一句话辩护，而这句话本身是在为屠杀和灾难辩护的时候，‘言论自由’已经偏离了它最初的轨道。它不是自由，是放纵；不是权利，是特权；不是盾牌，是遮羞布。”
另一家报纸的专栏作者从法律角度进行了分析，指出德国的《基本法》第五条确实保障言论自由，但这项权利不是没有边界的，它受到“一般性法律”的限制，受到“保护青少年”的限制，受到“个人名誉权”的限制。对灾难的嘲讽，对逝者的侮辱，不属于言论自由的保护范围。吴忧说的那句“去他妈的言论自由”，不是在否定言论自由本身，而是在否定“言论自由等于什么都可以说”这个谬误。
其实这些观点在法律层面上早已有了定义，但是在以北美为首的自由世界里，宣传套路和法律是两回事。当法律定义不符合他们的宣传理念的时候，他们就会隐藏甚至忽略掉这一点。
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法国、英国和日本。一些被主流排斥的人群或组织，越来越觉得吴忧的言论符合他们的“调性”。
在巴黎郊区，一群反对移民政策的极右翼青年在墙上涂鸦，写着吴忧那句脏话的法语版。在伦敦，一个环保激进组织的集会上，有人举着写有“去他妈的言论自由，我们只要行动”的牌子。在日本，一些反对主流教育体制的“自由学校”的学生们在毕业典礼上齐声喊出了这句话的日文版。
瑞典一支重金属乐队甚至只用了半天时间就创作了一首名叫“F**K Freedom of Speech”的歌曲，并当天就在他们的巡回演唱会上作为压轴曲目演唱。主唱在台上对着几千名观众嘶吼着那些歌词，台下的观众举着金属礼的手势，跟着节奏疯狂地甩头。这首歌的MV在YouTube上的播放量几小时内就突破了五百万，评论区里有人说“这是今年最好的政治声明”，有人说“Eddy Wu应该来当我们的主唱”。
与此同时，北美的报纸则是更加关注事态的后续发展。《华盛顿邮报》的头版头条是“Eddy Wu Confronts Sharon Stone at Cannes Gala， Sparks Free Speech Debate”，“Eddy Wu在戛纳晚宴上对峙莎朗·斯通，引发言论自由大讨论”。报道详细还原了红毯上的冲突过程，并采访了多位法学教授和言论自由活动家。有人支持吴忧，有人反对他，有人试图为他找到一条中间道路，但没有人能忽视他的影响力。
《纽约时报》更是用了大量的篇幅，完整报道了整个事件的过程以及接下来可能造成的影响。从莎朗·斯通接受香江有线电视台采访的那一刻开始，到吴忧走上红毯，到他质问她，到他在晚宴上宣布抵制，到amfAR和她切割，到各大品牌纷纷解约，到最后她经纪公司放弃她。一篇长达五千字的特稿，配上多张现场照片，占据了整整两版。文章将此次事件升格为“有可能对未来产生深远影响的一个事件”。
文章写道：“这不是一个导演和一个演员之间的个人恩怨，这是一场关于言论自由的边界的全球性辩论。吴忧的愤怒不是他一个人的愤怒，是那些无数次被‘言论自由’这个盾牌挡回去的人的愤怒。他替他们说出了那句话。他替他们骂出了那四个字。”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吴忧所引发的所有报道，都不是娱乐版，而是社会版或者时政版。这不是娱乐新闻，不是八卦杂志关心的话题。没有人在讨论莎朗·斯通的礼服是什么牌子，没有人在分析吴忧的发型是谁做的，没有人在意娜塔莉·波特曼的红毯造型。
人们关注的是那些更根本的东西，言论自由的边界在哪里？公众人物的言论应该受到什么样的约束？灾难和生命的尊严，是否应该被纳入“自由”的考量范畴？这次事件不再是娱乐圈的一次矛盾，而是上升为具有深远影响的社会冲突。
网络上的帖子和视频更是说什么的都有。国际社交媒体上，很多崇尚言论自由的人士对吴忧发出批评，认为他是在“打压自由”，是在“用暴力语言压制不同意见”，是在“把个人情绪凌驾于普世价值之上”。
一位拥有几百万粉丝的北美时政博主发了一条推文：“Eddy Wu骂了一句脏话，全世界都在为他鼓掌。但如果换一个人，换一个立场，他说出同样的话，你们还会鼓掌吗？言论自由不应该有双重标准。”这条推文被转发了数万次，评论区里吵成了一锅粥。
也有很多支持者对吴忧疯狂赞颂。一位法国哲学家在电视节目上说：“吴忧不是在反对言论自由，他是在反对‘自由’这个词被掏空了内涵，只剩下一个空壳。真正的自由，不是说什么都行，而是知道什么不该说。一个不知道‘不该说什么’的人，不配谈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