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观，是哲学三观（世界、人生、价值）最严厉的父亲。
因为历史观是构建认知世界的底层逻辑，所有的认知都是建立在其之上，不同史观对三观的影响是伴随一生的，甚至与立场息息相关。
唯物史观偏向生产力为王，认为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发展是客观规律，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所以唯物、辩证。
唯心史观偏向宿命为王，认为历史是王侯将相精英群体主导创造，认为历史没有规律，并非线性发展全是偶然事件堆积，所以唯心，诡谲。
而史观来源于接触的历史信息积累以及个人解读。
从小看《三国演义》和看《三国志》的史观就是截然不同的。
前者是典型唯心史观，突出个人智慧和能力的影响力和作用，将视角局限在个人得失、性格等角度，忽视客观因素和大环境等影响。
这种看多了对于三观塑造的影响是天然相信英雄决定历史，道德决定命运，个人能力改变一切。
所以这类人长大后进入现实社会会显得‘单纯’‘老实’，相信个人奋斗是万能的，同时容易产生崇拜心理，对权威光环有着天生的倾慕。
成败归咎于个人主观因素，极少考虑客观影响，在人际关系方面更信奉浪漫主义构建的特质例如‘忠义’‘兄弟情’且容易被情绪道德绑架，被画饼被利用。
后者则是唯物史观，认为影响历史的是由实力、制度、人口、经济决定的，而个人意志和英雄主义只是时代的产物。
所以长大后会更加客观一些，不以自我为中心，清楚平台时代资源等客观因素的重要性，也不会轻易迷信权威光环和个人崇拜。
人际关系方面也偏向现实主义，看清人际关系本质是利益结构与社会关系，不会被轻易道德绑架和控制，也很少被画饼利用。
所以在社交中，第一时间打探对方从小阅读什么样的书籍，或者对某个热门历史人物的观点，就能大概判断出对方是什么样的人。
曾士强和李熬就是两个类型的代表，这两位虽然都博学多识，但两人即便都通过后天学习建立了客观体系，但并没有摆脱底层史观的影响，毕竟这是构建三观的底层代码。
面对王曜这个【构史行动】，双方很容易就展现出了个人特点。
曾士强是典型的唯心史观，可能是因为从小接触玄学方面的原因，虽然对明清看法还算客观，但是将视角过度集中在了王侯将相个人因素上。
比如他对朱元璋就很有意见，觉得其功绩可颂，但道德低劣，对其上位后的狡兔死走狗烹行为大为贬低，对于王曜给崇祯树立的新形象也提出了不少补充。
而李熬则是典型的唯物史观，而且还偏批判性，而且偏向原始档案和出土文物佐证，并且质疑所有信史，对明朝的评价也不高，尤其是对于皇帝都给出了负分，甚至有些反对王曜这种‘洗白’方法，
因为他觉得抛开清廷到底有没有重修整个华夏史不谈，让大众认清‘帝王神圣论’的谎言才是重要方法，而不是反向强化。
不过在反驳王曜之前，他与曾士强展开了辩论。除了文人相轻外，两人关系并不好，甚至在宝岛文化圈属于对立关系。
若不是王曜给的足够多，两人甚至都不太会出现在同一场合，更别说为了一个项目合作了。
曾士强是造庙者，李熬是拆庙者，而王曜给自己的定位则是守庙者。
王曜让手下将两人对弈的精彩内容全程记录回去复盘拓展，这些素材都可以说是目前华夏历史文化类争议选题的巅峰了。
“两位喝口水，歇一歇。”王曜见两人似乎要讨论出肝火了，笑着开口打断：“我觉得是这样的，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我们这个【构史行动】是为了开智并且引发大众对于华夏历史传统文化的兴趣，并非要聊出个对错，所以我们只要观点和推导不要结论。”
见王曜定下了基调，两位脸色稍微缓和了几分。
“还有就是，我也不是给历史人物洗白或者偏向哪个朝代，因为说实话，任何封建王朝都不值得推崇，但所谓为尊者讳耻，为贤者讳过，为亲者讳疾，
这些历史人物和朝代毕竟是构建华夏文明的重要基石，也是民族自信的具象载体，在目前一片散沙和混沌迷雾的情况下，还是要把这些锚点的影响力放大才能吸引更多的视线，
给虚无时代寻一个根源，给自卑奴性找一个自信源头，然后将其凝聚筑底。
所以必须要有一个靶子，再有一个受害者，先选明的原因就是它的底子好，毕竟是有史以来第一个验证‘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成功建立的朝代。”
“朱元璋外祖父是是崖山张世杰亲兵，应该也不算完全赤贫。”李熬笑道。
“对，就是这种角度，暗合天道循环，君子以自强不息，这就是华夏文明传承的力量，假设没有崖山殉国，那是不是就没有后面再造华夏的根基了？”王曜笑道。
“王总这个思路倒是用心良苦啊。”曾士强笑了笑。
“立崇祯这个牌匾有两个目的，第一个是他符合我们网络时代宣发造神的标准，第二就是要配合高丽那边的行动，万历在高丽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对于崇祯的好感度也很高，虽然明末没有向高丽提供实际帮助，导致丁卯之役跟后金的城下之盟，但后面崇祯大方的原谅了他们‘藩邦困厄，朕所悯焉’这点很能满足高丽那边的奴性情结。
而且崇祯时期对高丽贸易文化优待级别很高，方便丝绸、茶叶、瓷器等商品后续出口，再加上崇祯天子守国门也符合那边人的道德推崇，也方便后续影视内容改编。
毕竟光是宣传没用，还是得有实际利益才能以战养战，然后在国内树立好崇祯的招牌，再把反面例子明英宗叫门皇帝给拉出来晒晒。
作为历史有名的丢人皇帝，这个话题的争议性可以扩展到非常大，第一就是土木堡之变，第二就是斩杀于谦，借着网文《明事儿》的热度可以大书特书，
不过真正要引出的则是明英宗时期时真正的一桩悬案，‘禁银令’。”王曜笑道。
邀请这两位来可不只是为了学术探讨，后面还有商业合作，王曜这么一解释就相当于保证了双方的收益，于是态度又有了细微变化。
“禁银令？”曾士强皱起眉。
“朱元璋滥发大明宝钞限制民间金银货物交易，类似现在美刀跟石油/黄金绑定，目的是为了货币集权，重塑新的法币体系，想法是好的，但是把重塑金融系统想得太过简单，差点把财政搞崩了。”李熬解释道。
“没错，但是从洪武到永乐用了四年，两代皇帝都强令执行，也算是一桩趣事，我们不讨论纸币或信用货币当时能不能成功，只把问题锚定到一个方向，为什么我们不产银，反而要冒险用银？
秦汉统一了货币和度量衡，构建了上层用金、下层用铜的金铜双本位，魏晋到隋时礼乐信用崩塌回到以物易物谷帛本位，一直到唐宋，由于本土矿产和铸造技术进步，再次确定了铜本位，元朝时纸币复起，
原因说是宋金长期战乱导致铜矿开采萎缩，铸钱量暴跌，元庭屠戮匠人过多导致技术断代跟不上，加上疆域辽阔需要一种便于携带打破地域壁垒的货币，所以被迫采用纸币。
这些都说得通，但是到了明英宗这边，却突然选了银子，为什么？”王曜笑道。
“纸币体系滥发信用崩塌，金铜产力不够，银的价值高、重量小，适合长途大额交易，易分割、易熔铸，不损失价值自然是不二人选。”李熬皱眉道。
曾士强瞥了他一眼，默不作声。
这都是开卷考吧，王曜既然能提出来自然不会不清楚，你这么回答肯定不对啊。
“不错，但李老师，产能不够是真，但不是产能消失，而且上千年的实物积攒也不会凭空消失，从秦汉到宋末这么多的货币实物去哪儿了？”王曜笑道。
李熬闻言一怔：“大概率，是被大户氏族藏起来了吧。”
“我也是这么想的，从宋的繁荣促生了金融体系的重要性，并且改变了生产力的关系，甚至可能产生了初期资本萌芽，而纸币在当时的出现作用被所有史书淡化了，这里面有我一个假设，朱元璋为什么要屠了蒲家？”王曜摇摇头。
“啊？”李熬一怔，似乎没想到突然跳跃如此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