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士，是李熬给自己的标签。
而斗士的特点就是主观且犀利，并且拒绝结党妥协，独行硬刚，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且谁都看不惯。
这种尖锐和‘混不吝’的特征也让他很难进入到某个圈子，当然，他也不愿意混圈子。
这种人从古至今都算是异类，与华夏这种以儒家君子提倡的致中和的行为准则格格不入，所以自然也会被很多人排斥。
但李熬从来不等别人排斥，他都是主动找茬，于是导致不管在宝岛还是在内地都树敌无数，但其中最著名的恩怨和对立者，自然就是金庸了。
起初是因为当年李熬和胡因梦的离婚报道有失偏颇，最后恶化为生死仇敌，所以当王曜提供这套阴谋论思路后，他一下子就想到了这位老朋友。
“嘿，没错，乔峰杀的阿朱也不是那个朱，日月神教的东方不败阉人也只是凑巧。”李熬笑容更甚：
“王总既然都清楚，那我也不多介绍，我只是想起来，之前不还是传闻乾隆姓陈，下江南寻亲的传闻嘛，
乾隆到底姓什么不可考，但是这个‘陈’倒是有不少巧合，陈家、袁家、查家、徐家这四家同属江南名门不只是近代才有交集联姻，从元末就扎根江南最少有三四百年的交情。
清初时这几家也都是科举大户，查徐两家最近属于深度绑定联姻，查家耕读传家、科举兴盛，徐家则世代商绅。
清末陈家出了位知州，三品官，袁家出了一位帝师，一位造币厂长，还有一位首任金融行长。
琼谣祖宗到底是不是这个陈确实有待商榷，但是乾隆的皇后也是唯一汉族血统的皇后魏佳氏，这两人写书都喜欢往上面靠，可见祖上肯定是受过恩惠的，毕竟乾隆带着令妃下江南，主要就是他们这几家人接待。
而这个魏佳氏的儿子嘉庆继位后娶了喜塔腊氏之后，陈家的发展就陷入了停滞，这个喜塔腊氏是努尔哈赤生母的家族，估计是用母系来保证血脉权力了，
清是最依赖母系血缘+姻亲纽带的统治者，因为前身是部落联盟制，康乾时把汉魏佳氏抬上来自然是为了控制目的，以及修史和钱袋子收割。
陈、查、徐深度参与盐务、漕运、田赋、海塘工程等业务，抓住并收编他们就能很好地梳理对江南的经济控制。
但是王总今天这个思路，倒是解开了我一直以来的有些困惑，若真是与白银贸易相关，那就绕不开洋货行（十三行），因为除了当时的江南，广粤也是白银主要流入地，
康熙二十二年施琅攻克宝岛，国姓爷政权灭亡，清朝面临必须开海的问题。若是从明成化前这生意就不可控，那就能解释开海后为何要直接面临外商、商船、流民、海盗等风险，
这说明一定有一些人能提供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案，并且能为康乾等帝王提供稳定的收益和价值，利大于弊所以才在康熙二十五年时建立洋货行，
康熙时洋货行建立后主要是为实现外贸行业隔离化，并且将贸易全部交给商行代理，杜绝与洋人接触，这点就可以看出主体文化强弱的本质区别，同样是对待外夷狄，唐开放包容，宋严辨夷夏、明驱逐光复、清以夷治夏。
于是货行的代理就成为掮客中间商的存在，而且直接向内库上缴，杜绝了地方中饱私囊，这些行商基本上等于外交+担保+管理者，清廷不出面，行商解决所有问题，那能够胜任这些任务的门槛就非常高了，毕竟给皇帝办事儿要是已处理不好，可是要株连九族的。
要么有足够的背景为红顶，要么就是跟外商打了很多年的交道，至少要语言沟通没问题，而且还要有一定信任，绝非一朝一夕可以建立，毕竟海商动辄都是按年结算的。
那这些事情怕是就落在王总口中的那些‘蒲家’‘摩尔人’身上了，至少是跟他们打交道多年的群体身上。
在康熙设立洋货行后一直到乾隆二十二年，这七十年间洋货行已经发展得十分成熟，每年可以给户部跟内库提供大量收益。
于是这一年乾隆带着魏佳氏南巡并且生下皇十四子永璐，这个孩子原本是有希望被立为储君的，
随后洋货行再次改制，这次实行了一种叫做‘一口通商’的策略，正式将洋货行变成了‘天子南库’，一半收益都要上交内库。
并且关闭闽、浙、江三海关，仅留粤海关做垄断生意，其他的不清楚，就记得最初有一家陈广顺行，说是粤本地家族，但这么高的门槛，这个垄断牌照的稀缺程度可不是一般家族能够拿到的，怕是一笔写不出三个陈字，
然后广粤多了一家陈广顺行和一家徐万源行，开始扩张发展为寡头，行商的定位相当于乾隆的变相私募经理，而这些年间通过这些行商，他不只是拿到了小金库，而且还看到了当时所谓的西方科技，这可能是他关闭其他三关只留下一关、实行闭关锁国以杜绝西洋文化输入的主要原因，
都说他因为傲慢拒绝科学，但这么多年的历史文物佐证记载，乾隆这个家伙不但对西洋文化很懂，还跟乔治三世等通信过，并且涌现了蒋友仁、钱德明等洋人客卿。
乾隆二十五年，十四子永璐夭折，过两个月十五子永琰出生，同年外洋行出现一家最著名的商行，名为同文行，行主姓潘，泉州人，说是在陈氏商行任职后出来单干，联合其他几家行商设立公行（外洋行）上书，专门负责欧美各国商贸，达成垄断，不许其他小商行插手相关业务，
潘氏被乾隆任命为首任商总，之后陈家商行则逐渐销声匿迹。
王总是生意人，应该知道这种垄断生意，在封建时代绝不可能交给非心腹势力，要么是这潘家商行是皇室套皮，要么就是陈家商行有更重要的任务。
所以毫无疑问，在这种皇家私商的竞争中，每个商行可被视为皇族内部的一个派系，潘家商行一直发展到道光末年才因林则徐销烟而淡出，
但是这两家商行分别代表着乾嘉一脉与魏佳氏的汉系关联，并不可能败落的无声无息，就像财富一样，不会凭空消失只会转移，
所以可以假设一下，这个外洋行并非之前洋货行单一的贸易功能，而是变成了乾隆对外贸易+外交+管理的类似金融类的机构，之后几十年内为他提供了天量的小金库，每次他下江南都会捐赠百万两黄金，
而且实现了他以商制夷、华洋隔绝的策略，让西洋外交成为了真正的‘黑箱’，公众90%的洋货以及外籍官员都与其相关。
再结合王总对白银金融手段的重要性来看，所谓的康乾盛世完全有可能是康乾和江南商行们合作创造出来的经济上行期啊，跟能力和生产力都没有关系，完全是因为货币调控大放水造成的。”李熬说到情绪激动时还手舞足蹈。
他能在没有丝毫提前准备的情况下，临场发挥出如此长篇大论。
可见对于金庸他确实下了很多功夫琢磨研究。
王曜都有些诧异。
“李老师这个角度倒是解释了，乾隆一朝怎么能在那么频繁的天灾人祸环境下，还能做那么多事儿的核心原因。”王曜拍手称赞。
“曾老师，您是经济管理的专家，你怎么看我这个脑洞？”李熬笑眯眯地看向曾士强。
曾士强虽然面无表情，听得也饶有兴致，但心情并不太好。
因为王曜点出的‘蒲氏’大本营，也是他的祖地。
与李熬这种‘泥腿子’出身的草莽不同。
曾氏在明末就在漳州落脚，靠着耕读传家、行医济世以及曾子后裔深耕乡里，曾氏对这些的了解显然要比王曜和李熬这两个阴谋推论者多得多。
现代人因为义务教育所以对古代知识的珍贵性没有认知，更不明白耕读传家在当时的含金量，虽然曾家没出过什么大人物，但是在当时乡绅结构社会环境下，曾家靠着家传经学和医学就足以站在地方权力核心中了。
史书中那些波澜壮阔的王侯将相故事，背后真正的推动者正是他们，尤其是到现代还传承未断的家族，掌握的信息更是无法臆测。
李熬长篇大论的推断对他来说并没有吸引力，但这些推断最终想要表达的核心倒是在牵动着他敏感的神经。
比如那句‘一笔写不出三个陈’。
那自然一笔也写不出‘两个曾’，曾士强祖上虽然是旁支，但闽系曾确实鼎鼎大名，从唐末辅佐开闽三王称龙山衍派，在宋城达到巅峰，史称曾半朝，代表者是三朝宰辅《武经总要》的曾公亮，家族还有一门四相、九位宰执、七世 11国公的记录，明清时大量族人入宝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