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数字像一下下夯击着他几十年内地体制内生涯构建起的价值认知。
这笔钱，太烫手了。
更让他辗转反侧的是背后盘根错节的问题。
对方可是背景复杂的巨富。
接受他的邀请，会不会授人以柄？
再加上高林是公派交流人员，私下接如此天价的“私活”，制度上允不允许？
最终的是钱！那笔钱！
如果去了，这五万港币怎么办？
上交组织？可这又不是公款。
给高林？这又算什么性质？会不会让他犯错误？
而且有了第一次，会不会有第二次、第三次？其他富豪闻风而来，又该如何应对？
他这个小处长，根本挡不住这种级别的风浪。
焦虑几乎要将他淹没。但另一方面，内心深处又有一丝难以言喻的兴奋。
昨天领导才在电话里表扬了这次交流活动的巨大成功和积极反响，让他脸上有光。
现在有人如此看重高林，这岂不是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此次交流会的成功和影响力？
理智与顾虑疯狂拉扯。
他知道，这已远远超出了他的决策权限。
他猛地掐灭烟头，走到电话旁，深吸一口气，用略微颤抖的手指，拨通了那个通往内地的长途号码。
线路滋滋作响，等待音漫长无比。
电话接通后，他尽可能客观地汇报了情况，
他没有添加任何个人倾向，只是陈述事实。
电话那头沉默了。
那沉默比他之前的等待更加难熬，仿佛能透过电缆，感受到千里之外同样凝重的思考。
良久，一个沉稳的声音传来，没有过多解释，只有简洁明确的指示。
“情况知道了。这件事，原则上，交由高林同志自己权衡决定。”
“至于资金问题，事后再议。”
“喀嚓。”
电话挂断了。
刘国栋拿着传来忙音的话筒，站在原地，半晌没动。
“交由高林同志自己权衡决定。”
这意味着组织上给予了高林前所未有的信任和自主权，也巧妙回避了直接批准可能带来的程序风险。
“事后再议”这四个字更是充满了微妙的弹性，既没说不收，也没说怎么收，一切留待将来，见机行事。
他缓缓放下话筒，坐回沙发，忽然觉得无比疲惫，又隐隐有一种巨石移开后的虚脱感。
领导把最难的球，踢回给了高林，也把那份沉甸甸的压力，真正放在了那个年轻人的肩上。
既然上级已有指示，刘国栋也只能耐下心来，等待高林回来，再将一切告知，由他做最终的抉择。
只是他心中始终萦绕着一个疑问：对方为何要花如此大的代价，专门请高林做一顿家宴？真的只是单纯欣赏高林的厨艺吗？
他思来想去，终究没能找到答案，最后也只能无奈地归咎于，有钱人的特殊情调，常人难懂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