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宗师》这部电影暴露出的问题，可以说是整个香港影视行业问题的缩影，甚至连缩影都算不上，只能算是以影视行业为代表的香港文化精英群体诸多问题的冰山一角。
想要说清楚香港影视行业存在哪些问题，则需要先搞清楚一件事。
为什么，被神话的是咏春和叶问呢？
《一代宗师》里面，叶问和咏春被拍成了一种近乎神圣的武学：招式简洁优雅，哲学深邃圆融，传人谦逊有礼。
而在甄子丹出演的《叶问》系列电影中，这一点同样被神化得不成样子。
而其他拳种，不管是在哪一部电影中，不管是哪一种拳法，如八卦掌、八极拳也好，形意、洪拳也罢，他们要么被边缘化为功能性配角，要么干脆从银幕上彻底消失。
所有的一切，都在为叶问和咏春的神化做铺垫。
为什么？
为什么这套造神的流水线，选中的是叶问，而不是别的什么人？为什么被封神的是咏春，而不是别的什么拳？
这才是问题的根源。
在中国近代史上，尤其是在广东、香港一带的近代史上，最应该封神的拳种是什么？
毫无疑问，是蔡李佛拳。
因为从来没有哪一门拳种，比蔡李佛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更紧密。
1841年三元里抗英，蔡李佛第三代传人韦绍光率领弟子和乡民，用锄头和扁担迎战英军火枪，喊出了“旗进人进，旗退人退，打死无怨”的悲壮口号。
太平天国时期，蔡李佛传人陈松年在太平军中担任武术教官，起义失败后清廷对蔡李佛弟子展开残酷清洗。
辛亥革命前后，大批蔡李佛弟子加入同盟会，第四代传人陈铁笙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
1924年黄埔军校成立，伍豪亲自聘请蔡李佛拳传人担任军校武术教官。
抗日战争时期，蔡李佛弟子在粤港澳地区组织抗日义勇队，其中最著名的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其武术教官几乎全部出自蔡李佛门下。
解放战争时期，大批弟子参加人民解放军，抗美援朝战争爆发，第七代传人陈华灿作为志愿军武术教官奔赴朝鲜战场。
这个拳种，用几代人的鲜血和生命，在近代中国的每一次民族危亡时刻都冲在最前面。
然而在香港功夫片里，蔡李佛拳是什么待遇？
七十年代邵氏电影里，练蔡李佛的永远是地痞流氓，或者是给主角当沙包的陪衬。
九十年代徐克的武侠世界里，这门拳法几乎被彻底遗忘。
到了新世纪的《叶问》系列和《一代宗师》，依然不见踪影，即便偶尔出现，也往往被歪曲成反派的武艺。
一门与中国革命血肉相连的拳种，被系统性地从银幕上抹去了。
为什么被抹去？因为它是“红色拳种”。
它的传人在三元里抗英、在黄埔军校、在东江纵队、在朝鲜战场，每一个名字都和革命、和共产党、和新中国紧紧地绑在一起。
这样一门拳法，怎么可能被供奉在香港电影的万神殿里？
把咏春和蔡李佛放在一起对比，答案就昭然若揭了。
咏春随叶问传入香港后，在香港本土落地生根，成为可以被包装成“香港本土文化名片”的品牌标签。
更重要的是，叶问的人生轨迹与红色革命毫无关联：抗战期间没有抗争过，1949年后逃到香港，在殖民地秩序里安静地教拳维生。
他身上浓缩了殖民地精英的全部特征：国难时置身事外，在殖民统治下逆来顺受，将武术商品化。
他没有站在任何一边，没有得罪过任何人，干净得像一张白纸。
这张白纸可以被任意涂写成任何模样：民族英雄、武学宗师、儒雅绅士，随你怎么需要，你就可以怎么画。
而蔡李佛拳的传人呢？
他们是革命者，是共产党员，是游击队员，是志愿军战士。
他们的名字和一场改变了中国的革命紧紧绑在一起。要供奉他们，就等于承认那场革命的合法性，承认新中国的合法性。
对于那些1949年后带着刻骨仇恨逃到香港的旧势力来说，蔡李佛拳必须要消失，这不是审美偏好，这是政治选择。
在文化战场上，想要打倒和抹杀一面旗帜，就必须要举起另一面旗帜来替代。
于是，咏春和叶问，因为其可以任意涂抹的属性，以及同属殖民地文化精英的立场，成为被选中的那个拳种。
这才是，咏春和叶问登上神坛的根本原因。
咏春封神，蔡李佛失踪，这场造神运动的本质，是把一部充满抗争与牺牲的中国近代武术史，篡改成一部精致的、去政治化的、与革命毫无瓜葛的“宗师传奇”。
任夏写到这里，把电影的部分已经完全讲完，但仍然没有停笔，而是继续向下，直接转入了对以影视行业为代表的，香港文化精英们的批判。
为什么，香港人要用叶问和咏春，来埋葬蔡李佛拳的历史？
一同被埋葬的内容，还有哪些？
真实的历史是什么？香港人在国破家亡的时代里做出的选择，真的只如叶问一样，逆来顺受，甘当顺民吗？
任夏把工作室早就查找好的资料调了出来。
1942年2月，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在香港西贡黄毛应村成立。
在三年零八个月的沦陷岁月里，这支由香港市民组成的队伍，是香港唯一一支成建制、由始至终坚持抵抗的抗日武装力量。它的故事，不需要任何虚构，就足以让《一代宗师》里所有的“宗师”无地自容。
沙头角石涌凹的罗家大屋，罗氏家族先后有十一人参加抗日游击斗争，其中四人成长为港九大队的骨干。
他们的后人黄俊康后来回忆：我的三个舅舅原本都要去巴拿马继承家业，护照都办好了，但他们选择了留下来。
十七岁的少年，放弃了唾手可得的安稳生活和万贯家财，选择了钻山沟、送情报、和日本人拼命。
十一口人，一个家族，举家赴国难。
什么叫宗师？这就叫宗师。
港九大队短枪队队长刘黑仔牺牲时只有二十五岁。
他把驳壳枪的枪柄当记事本，每消灭一名日军就在上面划一条线。
日本人贴出悬赏告示通缉他，他哈哈一笑说“我枪柄还未划够条条呢”。
1944年，美军飞行员克尔中尉被击落跳伞，日军漫山遍野搜捕。刘黑仔带队潜入启德机场，在油库里放了两枚定时炸弹，把日军驻守的机场炸成一片火海，逼得搜山日军撤兵回防，克尔中尉因此获救。
后来接受采访时，克尔中尉说刘黑仔是他的“再生父亲”。
1946年，刘黑仔在与国民党军作战时中弹牺牲，年仅二十五岁。
二十五岁，王家卫的叶问在这个年龄还在佛山金楼里饮茶。二十五岁，刘黑仔已经打完了他的仗，流干了他的血，永远留在了那片他保卫过的土地上。
什么叫宗师？这就叫宗师。
1942年9月，日军包围乌蛟腾村，强迫村民交出自卫武器、供出游击队员。
全村约五百人，没有一个人出卖游击队。村长李世藩在威逼利诱和严刑拷打下壮烈牺牲。
村民李源培被拷问至休克，仍守口如瓶。他们不是游击队员，没有练过一天功夫，不知道什么叫“见天地见众生”。
他们只是普通的农民、普通的村民，在刺刀和枪口面前，选择了不跪下。
什么叫宗师？这就叫宗师。
这些人，才是香港电影永远不应该忘记的人。
他们不需要慢镜头来修饰，不需要交响乐来烘托，不需要金句来包装，他们做的事就摆在那里，像一座巍峨的高山。
而香港电影人花了二十年时间，给一个抽大烟、逛窑子、从未抗争过的武师镀上了民族英雄的金身，却从未拍过一部罗家的电影，从未拍过一部刘黑仔的电影，从未拍过一部乌蛟腾村民的电影。
他们不是不知道这些故事，是这些故事不符合他们要讲的那个叙事：那个把“隐忍”当美德、把“不抗争”当智慧的叙事，那个需要一尊精致的、不惹事的、和殖民者相安无事的神像来代言自己的叙事。
他们心里很清楚，蔡李佛拳在战场上流的血，比咏春拳在银幕上流的汗更烫，但香港电影人选择性地失明，因为真英雄的事迹会戳破他们的迷梦。
上述病灶遍布《一代宗师》的每一帧画面，但病灶的总根子，是一种深植于香港殖民地文化精英骨髓里、从未被清算过的精神顽疾：
殖民地精英的文化乡愁。
这种乡愁不是无缘无故产生的，它有两条清晰的历史脉络。
第一条脉络：1949年后大陆逃亡资本家的涌入。
1949年，旧中国的大厦轰然倒塌。在这场历史巨变中，有一群人没有去台湾，而是选择了香港。
他们是上海滩的资本家、广州城的买办、各省各县的地主乡绅，他们是在旧秩序里拥有特权的那个阶级。
土地改革没收了他们的田产，公私合营接管了他们的工厂，世世代代被他们踩在脚下的泥腿子翻身做了主人。
他们恨这场革命，恨之入骨。但他们打不过，所以他们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