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论迅速从线上蔓延到线下。
沪上某高校的电影社团当晚的例行放映活动临时更改了片目，换成了《一代宗师》。
放映结束后，社团成员分成两派，在教室里争得面红耳赤。
支持任夏的学生激动地敲着桌子：“你们看看现在的港片，北上之后拍的都是什么？还在消费那点警匪片的存量，还敢看不起内地市场？这就是任导说的殖民地傲慢！”
反对的学生则针锋相对：“艺术批评不能搞株连！王家卫有他的艺术追求，你不能因为他没拍刘黑仔，就说他拍的是毒草！”
类似的争论，在全国各大高校的电影社团、网络论坛和文艺青年的聚会上同步上演。
很快，任夏的影评引发了前所未有的“文化事件”，它不再仅仅关乎一部电影，而是让每一个人在看完后去选择自己的立场：你眼中的香港，是一段被美化的民国旧梦，还是一段需要被正视的、与祖国命运相连的真实历史？
内地网友的讨论如火如荼，而隔着一道浅浅的海峡，香港影视圈在经历了最初的震惊和沉默之后，终于有人按捺不住，站了出来。
最先发声的，是香港影视行业的导演和影评人们。
1月22日，导演尔冬生在其个人专栏中率先发声。
这位以《新不了情》和《旺角黑夜》闻名华语影坛的金像奖导演，尔冬生此时还是香港导演会的会长。他的文章标题克制而分量十足：《我不同意任夏先生对〈一代宗师〉的批评》。
文章开篇，尔冬生出人意料地先对任夏表示了尊重：“任夏先生，你的《南京照相馆》是一部令人肃然起敬的电影。你对历史的执着、对细节的考究、对民族记忆的坚守，值得每一位中国电影人学习。如果你批评的是某部粗制滥造、歪曲历史的烂片，我尔冬生第一个为你鼓掌。”
但紧接着，笔锋一转，他提出了自己的质疑：
“然而，你的影评犯了两个致命的错误。第一个错误，是混淆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电影不是历史教科书。”
“一个从教科书和档案里走出来的叶问，干瘪、枯燥、正确，但没有人会为他买票。”
“王家卫用他独有的电影语言，将这个真实的武师升华为一个承载美学理想和时代感伤的艺术符号。你当然可以批评这种升华是否成功，但你不能用‘叶问抽大烟’的历史记录，去否定一个作为艺术形象的‘叶问’。”
“这不是批评，这是拿着照相底片去审判一幅写意水墨画。”
“第二个错误，是混淆了‘个人审美’与‘集体罪责’。这个问题更严重，也更危险。你喜欢蔡李佛拳，你推崇东江纵队，你希望大银幕上多呈现这些红色历史，这可以理解。”
“但你因为王家卫没有拍你想看的，因为叶问的人生轨迹不符合你的英雄标准，就否定《一代宗师》的艺术价值，甚至将其打为‘殖民地文化精英的自我美化’，这是一种极其专横的批评逻辑。”
“这等于在说：所有不拍抗日英雄的民国电影，都有原罪；所有不按某种特定方式演绎历史的人物，都不配称为‘宗师’。”
“照此逻辑，全世界最伟大的反战电影，从《西线无战事》到《现代启示录》，是不是都应该被销毁？因为它们的镜头里，没有展现战争的正义一方？”
文章最后，尔冬生故作悲凉而和善地发出劝解：“任先生，你手握巨大的影响力，你的粉丝将你视为真理的代言人。正因如此，你更应慎用自己的权力。一场真正健康的文艺批评，应当是百家争鸣，而非万马齐喑。”
“如果你的每一次批判，都旨在将对手从道德和历史上彻底批倒批臭，那么最终，我们的银幕上只会剩下一种被你自己定义的正确。那一天，或许才是中国电影真正的悲哀。”
尔冬生的文章以电影导演的专业视角，精准地指出了任夏影评中可能存在的逻辑破绽，用一种不卑不亢的姿态，为那些被任夏压在舆论大山下的“另一面观点”提供了理论弹药。
如果说尔冬生的文章是一次正面阻击，那么1月23日，影视评论家舒琪的文章则是一次侧翼偷袭，其切入角度更加刁钻致命。
舒琪以在香港演艺学院教书育人的身份，没有纠缠于电影本体，而是直接对任夏影评的“动机”提出了诛心之论。
“任夏导演，你用东江纵队、刘黑仔、罗家英烈的壮举，来反衬《一代宗师》中‘逆来顺受’的武林人士之卑微，这手法很高明，因为它天然站在了道德的制高点上，让人无从反驳。谁能否定英烈？谁敢不敬英烈？但我有一个萦绕心头挥之不去的疑问：为什么你只苛责香港？”
舒琪的笔锋如同剥洋葱，一层层将问题剥开：“你拍过《南京照相馆》，那是一部控诉侵华日军暴行、彰显中国人不屈灵魂的伟大作品。但你有没有想过，在你的电影里，那个用生命保护底片的照相馆学徒阿昌，他的行为逻辑是什么？”
“阿昌是朴素的家国情怀，是亲眼目睹同胞惨死后的本能反抗。可为什么，当香港电影人在他们的作品中展现另一种同样朴素的人性，既在乱世中艰难求生的卑微、在殖民统治下守住一份体面的挣扎、在历史洪流面前无力回天的怅惘时，到了你的笔下，就成了‘殖民地文化精英的自我美化’？”
“同样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下普通人的反应，为什么你电影里的是人性光辉，而香港电影里的就成了精神顽疾？”
舒琪更进一步，将矛头指向了任夏影评的潜在盲区：“你批判香港电影对叶问的‘偶像化’，但你有没有想过，当你在你自己的电影里，让那个十七岁的少年在刺刀下说出‘历史掩盖不了’时，你是否也正在塑造你心目中的完美英雄？”
“你拒绝为你的英雄赋予任何瑕疵，他必须勇敢、必须觉醒、必须视死如归。这，是不是另一种形式的偶像化？”
“作为一位影评人，你选择性地施展你的道德义愤。香港电影，这个在两岸三地最为弱势、最常被拿来当靶子的文化孤岛，如今成了你建立批评帝国的第一块砖。”
“你炮轰徐克，炮轰王家卫，下一个是谁？”
“你会用同样严苛的标准，去审视那些同样充斥着魔改和戏说的内地历史大片吗？”
“你不敢，或者说，你暂时还不敢。因为你知道，批评香港电影没有风险，只会为你赢得‘爱国斗士’的美名；而批评某些内地资本和名导的大作，可能会引来真正让你焦头烂额的官司和报复。”
“如果真是这样，你所谓的批评，究竟是出于对电影的爱，还是出于对权力和名声的精明算计？”
尔冬生和舒琪两人的开火，只是整个香港影视行业对任夏还击的前奏。
伴随着越来越多香港影视行业人员注意到了任夏的影评，接下来的几天内，超过三十位香港知名的导演、演员、编剧，通过微博、推特、个人社交媒体亦或者是电话采访的形式，对任夏的影评文章进行了猛烈的炮轰。
1月24日，导演陈可辛在其微博上连发三条动态，语气粗暴而不屑：“任夏，你一个拍了部电影就自封‘质检员’的后生仔，有咩资格对我哋香港几十年的电影指手画脚？你识得拍喜剧吗？你识得拍赌片吗？你识得拍古惑仔吗？香港电影的黄金时代，你还在玩泥沙！依家企在道德高地上，唔怕冻死你？”
紧随其后，以“毒舌”闻名的导演彭浩翔也加入了战局，他绕开了所有关于历史的争论，直接攻击任夏的创作能力：“你批王家卫不懂叙事，我只想问，你懂吗？《南京照相馆》的成功，是题材的成功，是民族情绪的成功，不是你的导演功力！你拍的东西，除了贩卖苦难，还有什么？”
而曾与王家卫合作过《春光乍泄》的摄影师杜可风，则在1月26日接受港媒电话采访时发出了一声悲鸣。
这位被无数文艺青年奉为光影大师的澳大利亚人，用他磕绊的粤语夹杂英语说道：“他在谋杀电影。他用一种法西斯式审美，要求所有影像都必须服从于他的政治教条。王导的镜头里是美，是诗意，是人的孤独。但在任夏眼里，只有‘错误的历史观’。这是对电影的亵渎。”
然而，如果说上述这些人在表达反对时还保留着些许理智，那么另一群人，也就是在2014年那场蔓延全港的非法“占中”运动中，或站上街头、或在社交媒体上为暴徒们张目叫好、或公开表达对警方执法不满的香港艺人，他们此刻的反应，则只能用“癫狂”来形容。
任夏那篇痛斥“殖民地文化精英”的文章，像一把烧红的烙铁，死死地按在了他们最无法示人的地方，他们被彻底踩中了那条从未公开声张、却深埋心底的尾巴。
整个港圈，仿佛一个被竹竿捅了的马蜂窝一样，癫狂而扭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