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公？好个齐公！”听朱晃提起段龛受封之事，苟政终于有了反应，两眼微眯，讥笑道：“这便是大晋朝廷，一群鼠辈！”
苟政语气中的怨愤几乎不加掩饰，当然也是有缘由的，当初攻取长安后，苟政曾遣通事程宪南下建康奏捷，顺便求取朝廷认可与封赏，其中就包含“秦公”爵。
而结果，就算不如前年苟范出使时那般自取其辱，也差不了多少，因为与司马勋在郿县一番鏖战，导致程宪差点死在建康，在后续的封赏中，也只是个略阳郡公，建康朝廷俨然不愿把统治关西的名爵赐与苟政，防范之心，几乎不加掩饰。
苟政这一路，也算是披荆斩棘、浴血搏命，方才收服关中。不管建康朝廷上那干虫豸究竟作何考量，作为正式册封过的“大晋宁北将军”，苟政对关中的收复，在北伐委顿的背景下，于晋廷都是有功的。
然而，晋廷的反应与态度，除了让人失望与寒心之外，实无多少可谈者。至于段龛，不过趁青州空虚，率众东进，占了广固，然后派人往建康递了一份降表，然后便受封“齐公”重爵。
两者间的差距，不在功绩、影响的大小，只在出身，段龛属于段氏鲜卑残部，而苟政虽然只是略阳土豪一小枚，但毕竟是华夏英杰，这就是薄内厚外的根本原因。
这固然是晋廷的一贯作风，但对于苟政这等于北方搏杀的军阀而言，除了离心背德、反目成仇，还有其他选择吗？
当然，在这个时候，苟政也实在顾不得抱怨和数落东晋朝廷的蛇鼠行为了，朱晃带来关于苻氐在中原的异动，让他心头感到沉甸甸的。
不过，念头急转，仍旧忍不住问道：“去岁秋晋廷不就宣告要出兵北伐吗？这又是半年多过去了，其军至何处？有何建树？”
对此，朱晃只有摇头，答道：“回主公，我们的探骑，还未及铺向南方，此前注意也多放在北方，对朝廷之事，实无了解......”
苟政默然，在这方面，他也能理解，这细作眼线的布置，从来不是容易的，远不是把人派出去就行了的，尤其在北方形势如此紧张、混乱、危险的大环境下。
就算把人派出去，其忠诚、能力等各方面的素质，也都要经受相当大的考验，朱晃的出现，对苟政来说都是一件意外之喜。
而事实上，对朱晃能在关东走一圈，完好归来，还带回那么多要紧情报，苟政已经是格外满意了。因此，对一些不足、不及之处，也不至于提出一些过分要求。
不过，思及东晋北伐之事，苟政头一次表现出不满的情绪，当场骂道：“一年多了，这个殷浩，北伐北伐，喊得大声，寸步不出。如此使命，交给这等虫豸，岂能功成？”
这该是朱晃第一次见苟政如此失态，不过也只能听着，苟政的“二象性”也从其中展露无疑。
要知道，在大部分时候，哪怕在与司马勋交战之后，苟政对殷浩的态度还是很尊重的，人前多呼之为“殷公”抑或“殷中军”。
除了殷浩是苟政在晋廷的政治靠山之外，更因为在大局上，由殷浩掌东晋北伐大权，于他是有利的。就和苟政不希望慕容鲜卑迅速平定河北、南下中原，给自己造成威胁一般。
在晋廷事务方面，苟政更希望看到的，是殷浩掌握大权，预备北伐，缓行北伐，尽可能地拖延晋军北上的脚程。
但这种考量，仅限于永和七年以前，到了如今，燕军在河北已经占据胜势，隔着两三千里，都能感受到其峥嵘锋芒。
而眼下，苻氐也明显不安分，有西进寻自己晦气的迹象，这就让苟政下意识地对北伐晋军提出更高的需求了。
但现实是，都永和七年了，距离殷浩掌权已经一年有余了，比起去年，北方形势又发生了天翻地覆般的变化，苟政两个儿子都出生了，他还在预备北伐，原地踏步......
以当前中原的纷乱局面，都不需晋军做什么过分艰难的事，只需其遣一师渡淮，对苻氐都是一种牵制。而事实上，殷浩主持的北伐，连淮南地区都还没有完全控制在手，很多郡县地区，实则仍掌握在北方将吏手中。
当然了，苟政这种想法若是为殷浩所知，只怕得来的同样是蔑视与讥讽。你苟政算什么东西，焉知天下大势，焉敢对北伐大业指手画脚，何来的妄想？
甚至于，如果苻健真的引中原之众西进找苟政的麻烦，或许晋廷那边更乐于见之，苟苻之间，不论谁胜谁负，于中央政权来说，都是有利的。
最好能够两败俱伤，那么等王师北进之后，就可以兵不血刃，一举收服河南、关中之地了......
事实上，倘若仅从名义上来讲，到永和七年，东晋的北伐已经“卓有成效”了。至少，到永和七年三月为止，西起雍凉，东至青徐，可都打着东晋的旗号。
这种声势可是几十年不曾有过，这等气象可是大晋复兴之象，如今这等局面，可都是在殷中军掌权之后实现的。正所谓，帅不出建康，军不过大江，而中原皆复......
当然，东晋朝廷虽则早无什么体面可言，但节操也还没有碎到这等自欺欺人的地步，至少北方苟、苻、段、张、周等降晋诸军阀势力，显然不可能被晋室当做自己人。
只要不是自己人，那么北伐就远未至功成，坦白点讲就是毫无建树，而这也是桓温一直攻讦殷浩的地方。因为去年的郿县之战，作为苟政恩主的殷浩在晋廷内部也承受了不小的压力，尤其是来自荆州桓温集团的逼迫。
鉴于此，殷浩也知得有所作为，以缓解内部压力，于是他与荀羡、谢尚等人商议，原本打算先把淮南地区彻底收复，为北上中原打基础。
但就这种实际的初步计划，最后仍未能成行，掣肘来自于自身，源头则在荆州，在桓温。却是自长江上游屡有消息东传，桓温在荆州整兵经武，大规模囤积粮草军械，其总督之八州士众，悉为其资调私用，而不为国家左右。
这些情况，足以让建康朝廷神经紧绷，菊花一紧。桓温如此，若为北伐准备也就罢了，怕就怕他沿江东下，那才是大危机。
比起北伐，显然压制桓温这只野心勃勃的猛虎，要更为重要，扬州之师若擅出，建康的安危如何保全？
基于这种考虑，也就导致在北方至少在中原已无单独抗衡晋军势力的情况下，殷浩统筹下的北伐，依旧寸步难行，毫无建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