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霞说：“你们进去吧，迟了导演发火啦！”
两个工人抬道具进了棚，她又对我父亲说：“干吗不进去呀？是不是怯场了？”
我父亲却问：“拍什么戏呀？怎么还有外国人？”
刘霞笑道：“没见过吧？是个抗战题材的故事片，白杨、谢添主演。”
我父亲惊叫一声：“嗬！大明星啊！我能见到他们？”
刘霞更笑弯了腰：“你呀！亏你还算个笔杆子，考工时的劲头没啦？”
我父亲脸红了，低声说：“大姐，我真没进过摄影棚啊。”
刘霞鼓励地：“没事儿。人常说，你最大的对手永远是自己。我就相信，事业和命运一样，战胜自己就能够把控。对吧？”
我父亲不由赞叹：“真有水平。哎，大姐，你哪个大学毕业的？”
刘霞像开玩笑似的：“跳秧歌儿的大学。”
我父亲不相信：“哪有这种大学呀？”
刘霞神秘地一笑：“有。好吧，要工作了。别担心，跟我来！”
当你踏进一片未知的领域，当你走进一处陌生的环境为生存而奋斗，如果有人给你微笑，帮你引路，细心指教，那你一定会终生难忘。我父亲非常幸运，在他考入中电三厂在剧务组作一名见习生后，遇到了几位好人，受到了热心的关照指引，才能很快走上了场记的岗位。
数十年后，当我父亲病危的时候，他仍然对我说过这么一句话：“我这辈子都忘不了大霞，她对我而言，不止胜过了亲姐姐，更让我知道了什么是真正的共产党人！”
在中电三厂人称“大霞”的普通场记，在当时刚刚复兴的北平电影界是位有特立独行的女性。那时候她还不到40岁，听说又是大学毕业生，在多部影片拍摄中担任过场记，但却是个和善可亲的人。旧时的电影界等级森严，厂方权势人物、大导演、大演员可以作威作福，底层的小人物只能唯唯诺诺，忍气吞声讨一口饭吃。
大霞非同一般，对上不卑不亢，对下亲切和蔼，连最下层的场工也敢叫她“大霞”。
在中电三厂里混事，男的必是西装革履，女的全是旗袍烫发高跟鞋，似乎是影界风尚。而大霞总是穿一件洗得掉了色儿的兰布大褂，穿一双布鞋，还留着显得年轻的短发，总显得与众不同。我父亲的身份是场记学徒，而老师就是大霞。大霞像大姐姐一样指导关心着初入此行的我父亲。场记份内的事务，几乎是大霞一样一样手把手地教，我父亲做错了她不是呵斥，而是耐心反复地指正，直到弄懂弄熟了为止。有这样姐姐一样的老师，我父亲又不差悟性，约半年后就走上了场记的岗位。
在中电三厂工作期间，我父亲还结交了两个知音，一位叫陈方万一位叫李汤，他俩都是1947年考入中电三厂的年轻演员。说是演员，其实也在当时电影界的底层。在官僚资本垄断一切的现实中，小演员们只不过是场景中的活动道具而已。
一般情况下求爷爷告奶奶之后，给你一个扫边儿的小角色吧，还得时时对大导演、大明星诚惶诚恐地小心待候着呢。那时陈方万、李汤与我父亲同样年轻，同在电影界底层，而且均属于文艺青年，故而惺惺惜惺惺，相互帮衬，很快成为朋友。陈方万聪明活泼，待人和气，而李汤文静腼腆，老成持重，我父亲因为在早年间已发表过文学作品有点文艺范儿，所以三个人在厂内交往甚密。那时中电三厂内也充满着斗争，有兄弟姐妹相助日子会舒坦一点儿。
解放后，陈方万成为着名导演，而李汤成为着名演员那都是当时做梦也想不到的事。
他们三兄弟有一个共同敬重的人，那就是大霞。大霞的影响和威望绝不是职务和地位决定的，而是人格、思想与作派。有一次，我父亲和陈方万闲话大霞在片场的调度有方，陈方万说：“大霞有导演的水平。”
我父亲回道：“何止啊。要让大霞管中电三厂，恐怕中国电影更有希望。”
那时候，他们谁也不知道，大霞是共产党的地下党员。
我父亲对大霞心存感恩和真正认识，缘于在拍摄现场的一件小事。
能进入中电三厂，能在片场当个场记学徒，能遇到大霞这样年轻的师傅，我父亲已经十分知足了，只想学点真本事。其实那个时代电影厂的场记只是个片场的工具，地位低下，被人俗称为“打板的”。
场记的主要职责就是拍摄准备妥当后，手举一个写有当日所拍镜头编号的木板，对准摄影机喊一声“开幕啦”，然后木板一合“啪”地响一声，此镜头拍摄便正式开始。场记的其它任务，就是在片场打杂。
在进厂没多久的某一天，大霞就对我父亲说：“明天，你正式上场打板。”
我父亲诚惶诚恐地问：“我刚学徒，能上场吧？”大霞笑笑，宽慰道：“不上场去打板，永远练不出来。你行！”
这天下班后，我父亲回家兴奋地把这个喜讯告诉了我母亲，我母亲也非常高兴，反复说：“大霞真是好人哪！”
第二天上班之前，我母亲特意翻出当年我“洗三”时她娘家亲戚给“添盆”的一块银元现大洋，对我父亲说：“你把它带身上，讨个吉利。
要是打板顺利的话，拍完了用它请大霞吃个饭吧。”我父亲接过那枚银元，郑重地用手帕包好，揣在裤兜里，就兴冲冲地奔赴拍摄现场了。
当天拍的是场棚内戏，剧情也很简单，就是一位阔人家的老爷接待访客，谈论一些生意场上的事。开拍前我父亲信心十足，用粉笔在板上写镜头号时特别认真仔细，导演喊“准备”时心情也还镇定。当所有灯光打亮，我父亲走到摄影机前要举板时，感觉却变了。
平时在场外看和站在场中央的确不一样，十几台聚光灯照射下顿时令人紧张，周围什么都看不见了，只是觉得热。就在导演喊“开始”前几秒钟，我父亲额头已沁出大滴大滴的汗水，他就从裤袋里掏出手帕来擦汗。
当导演一声令下说“开始”那一刻，只听“当啷啷”一串响声，我父亲手帕里包着的那枚银元恰恰滚落到地上，直向坐在太师椅上的扮演老爷的男演员身边滚去。我父亲慌了，忘记了打板，就顺着银元滚落方向追去，俯下身去寻找捡拾那枚宝贵的银元。
此时，摄影机已经嗡嗡响着开始了拍摄……导演忙喊一声“停！”
接着冲进场内，对我父亲大吼：“你搞什么名堂？就为捡这一块钱吗？你知道胶片多少钱一尺吗？”
我父亲诺诺连声：“对不起！对不起！”
导演并未罢休，手指场外，厉声道：“你滚出去！换人！”
这时，场外响起一声清脆的喊声：“慢着！”
随声走出一位身穿蓝布大褂的短发女子，正是我父亲的师傅大霞。大霞不慌不忙地走到我父亲身边，从他手里接过那块刚捡起来的银元，举起来四面示众，然后朗声道：“不错，这是一块钱、一块现大洋。各位同仁，谁都知道吧，在金圆券贬值的当下，一块现大洋能买一袋面。厂子拖欠我们工资几个月了？我们老百姓哪家有饱饭吃？导演，你说话过头了吧？这一块钱是我们穷人一个月的温饱，那几尺胶片只是老板赚钱的零头。这怎么相比？”
顿时，场工们、小演员们群中响起一片掌声。大霞接着说：“谁人都有万事开头的时候，得饶人处且饶人。导演，让他再来一遍，你看怎么样？”
导演没应声，走回摄影机后头，重新喊了声“准备”。大霞拍一下我父亲的肩膀，平静地说：“上场打板。”
那天下班后，我父亲再三恳请，大霞也没吃那顿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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