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当了五年的河道总督，手里要权没权，要钱没钱，要人没人，处处受气，处处掣肘，殚精竭虑，却一事无成。
如今看到皇帝给了李从心如此大的支持，他心里既羡慕，又感慨。
若是当年他也有这样的支持，黄河何至于年年决口，百姓何至于年年受灾？
朱由校看着跪倒在地的李从心，摆了摆手，道：
“起来吧。朕给你权力，给你支持，不是让你给朕磕头的，是要你把黄河治好，让沿线的百姓，不再受水患之苦，能安居乐业。
若是你治不好黄河，哪怕你说的再好听，朕也照样治你的罪。”
李从心站起身，朗声道：“臣明白！若是臣治不好黄河，臣愿提头来见陛下！”
朱由校点了点头，看向他，继续道：“还有什么其他的要求？一并提出来。”
李从心摇了摇头，道：
“回陛下，至于其他的事情，比如钱粮的拨付、堤防的修筑、河道的疏浚，这些细节，臣需要带着人，下到地方，亲自沿着黄河考察一遍，摸清每一段河道的情况，才能拿出具体的方案，再上奏给陛下。
现在纸上谈兵，都是空的。”
朱由校闻言，脸上露出了赞许的神色。
他就怕那种只会纸上谈兵，空谈义理，不切实际的官员。
李从心要亲自去现场考察，摸清情况，再拿方案，这才是真正干事的人。
“好！”
朱由校点头道：
“就该如此。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治河之事，最忌闭门造车，空谈方略，必须亲自到河道上走一走，看一看，才能拿出真正可行的方案。
朕给你时间，让你去考察。”
不过片刻之后，似想到了什么一般，朱由校看着四人，问道：
“朕问你们，若是堵上这次的决口，修复堤防，恢复漕运，需要多长时间？”
李从心立刻回道：
“回陛下，若是钱粮、人力充足，地方官配合得力，堵上决口，修复主要堤防，疏通漕运河道，一年足矣。”
朱由校点了点头，又问道：
“那若是要彻底根治黄河，让黄河不再年年决口，实现长久安澜，需要多长时间？”
这话一出，殿内瞬间安静了下来。
四人面面相觑，都没有立刻回答。
彻底根治黄河，这四个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难如登天。
黄河善淤、善决、善徙，根源在于中游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下游泥沙淤积，河床抬高，成为地上悬河。
历朝历代，无数治河名臣，用尽了办法，也只能做到一时的安澜，从未有人敢说，能彻底根治黄河。
良久，李从心才深吸了一口气，躬身道：
“陛下，若是要彻底根治黄河，理顺黄、淮、运三河的关系，修复整个堤防体系，疏浚河道，稳固入海口，非一日之功。
少说，也需要十年的时间。”
十年。
这个数字，说出来，李从心的心里也有些忐忑。
十年时间，三任皇帝，朝堂风云变幻，谁也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
他怕皇帝觉得时间太长，等不及。
可他没想到，朱由校听完，非但没有丝毫的不满，反而点了点头，语气平静地说道：
“十年，朕等得及。”
“朕要的，不是一时的堵决修堤，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是要彻底根治黄河，让它百年，甚至千年，都不再为患。
别说十年，就算是二十年，三十年，朕也等得起。
朕会给你持续的支持，钱粮、人力、权力，只要是治河需要的，朕都会给你。
朕在位一日，就会支持你一日，绝不会半途而废。”
这句话，让殿内的四人，瞬间浑身一震，眼眶都红了。
历朝历代的皇帝，治河都只求一时之功，求的是任期内不决口，能给朝野一个交代，很少有皇帝，愿意用十年，甚至二十年的时间，去彻底根治黄河。
而眼前的这位年轻皇帝，竟然有如此的魄力，如此的远见，愿意用十年的时间，去做这件利在千秋的大事。
陈道亨再也忍不住，噗通一声跪倒在地，老泪纵横，哽咽着说道：
“陛下有此心，是黄河之福，是天下百姓之福啊！
臣虽年迈，愿以残躯，辅佐李大人，治理黄河，哪怕死在河工上，也心甘情愿！”
张九德和苏茂相，也跟着跪倒在地，朗声道：
“臣等，愿辅佐李部堂，鞠躬尽瘁，治理黄河，不负陛下，不负百姓！”
朱由校看着四人，心里也有些动容。
他走下御座，亲自扶起了四人，道：
“诸位爱卿，快快请起。
治理黄河，不是你们一个人的事，是朕的事，是整个大明的事。
朕与你们，一同担起这份重任。”
四人被皇帝亲手扶起，心里更是激动不已，浑身的血液都仿佛沸腾了起来，恨不得立刻就奔赴黄河前线，投身到治河的大业中去。
接下来，朱由校又和四人，详细地商讨起了治河的具体事宜。
陈道亨结合自己五年治河的经验，详细说明了黄河如今的问题所在：
潘季驯的束水攻沙体系，为何会失效；缕堤、遥堤、格堤、月堤，如今的损毁情况。
高家堰大坝的问题，清口淤塞的根源，入海口泥沙淤积的现状，每一个细节，都讲得明明白白。
张九德则详细讲解了石堤的修筑之法，灵州石堤的成功经验，如何用石材修筑堤防，提升抗冲刷能力，如何在黄河下游的软土地基上，修筑石堤，解决了传统土堤年年修、年年毁的难题。
苏茂相则从基层的角度，讲了徐州、淮安一带的河道民情，漕运与治河的矛盾，地方豪强如何霸占河工夫役，如何侵占河道滩地，导致行洪能力下降，基层治河的难点与痛点，都讲得清清楚楚。
李从心则结合四人的讲述，提出了自己的治河总方略：
先堵决口，后固堤防，再浚河道，然后理顺黄淮运三河的关系，最后疏浚入海口，形成一套完整的治理体系。
同时，在险工险段，全面推行石堤替代土堤，大幅提升堤防的防洪能力。
设立专门的河兵，建立常态化的堤防岁修维护制度，避免重蹈之前年久失修的覆辙。
朱由校坐在一旁，认真地听着，时不时地提出问题，参与讨论。
他虽然不是治河专家，可也从潘季驯的《河防一览》，还有科学院的水利典籍里，学到了不少治河的知识，提出的问题，都精准地切中了要害。
让四人都暗自佩服，这位年轻的皇帝，绝非对治河一窍不通的昏君，而是有着自己的深入思考。
这场讨论，从午后未时，一直持续到了傍晚酉时。
窗外的太阳，已经渐渐西沉，金色的余晖，透过窗棂，洒进了广寒殿内，落在了御案上的黄河全图上，也落在了君臣五人的身上。
殿外的魏朝，已经第三次进来催促了，躬身道：
“陛下，时辰不早了，御膳房已经把晚膳备好了，您该用晚膳了。”
李从心四人这才反应过来，竟然已经谈了整整三个时辰，连忙站起身，对着朱由校躬身请罪：
“臣等有罪，耽误陛下用膳了，请陛下恕罪。”
朱由校笑着摆了摆手，道：
“无妨。与诸位爱卿商议治河大事，朕只觉得时间过得太快，丝毫没有察觉。
今日谈得尽兴，朕心里也踏实了。
你们也都辛苦了，就不要回去了，留下来，陪朕一同用膳吧。”
四人闻言，都愣住了，随即，脸上露出了受宠若惊的神色。
能留在皇宫里，陪皇帝一同用膳，这是何等的殊荣，何等的天恩！
四人连忙跪倒在地，谢恩道：“臣等谢陛下隆恩！”
朱由校笑着扶起了他们，道：“不过是一顿便饭，不必多礼。
魏朝，传膳吧，就在这广寒殿里摆桌。”
“奴婢遵旨。”
魏朝连忙躬身应道，快步退了出去，安排御膳房传膳。
不多时，一众太监宫女，鱼贯而入，在殿内摆下了餐桌，端上了一道道精致的菜肴。
朱由校坐在主位，让四人依次坐下，亲自给他们倒了酒，道：
“这杯酒，朕敬你们。
治理黄河，千难万险，日后就要辛苦诸位爱卿了。
朕在这里，先谢过诸位了。”
四人连忙站起身，端起酒杯，激动地说道：“臣等不敢当！为陛下分忧，为百姓谋福，是臣等分内之事！臣等敬陛下！”
五人一同举杯，一饮而尽。
席间，朱由校没有再谈国事，只是和四人拉着家常，问起了他们过往的经历，问起了河工上的趣事，气氛轻松而融洽。
李从心四人，也渐渐放下了拘谨，和皇帝谈笑风生，心里对这位年轻的皇帝，越发的亲近和敬佩。
用膳完毕，撤下餐桌，天色已经彻底黑了下来。
广寒殿内，点起了数十盏宫灯，灯火通明，亮如白昼。
朱由校看着四人，道：
“今日时辰不早了，你们也都回去歇息吧。
明日一早，你们就出发，前往黄河沿线，考察河道，摸清情况，尽快拿出具体的治河方案，上奏给朕。”
说着，他对着魏朝示意了一下。
魏朝立刻捧着一个托盘，走了过来，托盘上，放着一面明黄色的王命旗牌，还有一柄尚方宝剑，在灯火下，泛着冷冽的寒光。
朱由校拿起王命旗牌和尚方宝剑，递给了李从心，郑重地说道：
“李卿，这面王命旗牌，这柄尚方宝剑，朕赐给你。
便宜行事，先斩后奏。
黄河沿线，所有文武官员，但凡有敢违逆治河政令、贪墨舞弊、玩忽职守、掣肘河工者，五品以下，先斩后奏
五品以上，先革职，再上奏。朕，给你做主！”
李从心双手接过王命旗牌和尚方宝剑，只觉得这两样东西，重逾千斤。
他噗通一声跪倒在地，对着朱由校，重重地磕了三个响头，声音哽咽，却无比坚定：
“臣李从心，谢陛下天恩！
臣在此立誓，定要治好黄河，河不清，臣不还！
若违此誓，天诛地灭！”
陈道亨、张九德、苏茂相，也跟着跪倒在地，齐声立誓：
“臣等，定辅佐李部堂，治好黄河，不负陛下所托！”
朱由校看着四人，点了点头，道：“好！朕等着你们的好消息。都起来吧，回去吧。”
四人再次谢恩，捧着王命旗牌和尚方宝剑，躬身退出了广寒殿。
走出西苑，夜风吹来，带着盛夏的凉意，四人看着手里的王命旗牌和尚方宝剑，依旧觉得如同做梦一般。
他们心里都清楚，从今日起，治理黄河的千古重任，就落在了他们的肩上。
前路千难万险，可他们的心里，却充满了前所未有的坚定。
因为他们知道，在他们的身后，有皇帝毫无保留的支持，有整个大明做后盾。
李从心四人离开之后。
广寒殿内，再次恢复了寂静。
宫灯的光芒，柔和地洒在殿内，朱由校独自一人，坐在御案后的龙椅上，手里端着一杯微凉的茶水，望着窗外沉沉的夜色，久久没有说话。
魏朝和魏忠贤，都识趣地退到了殿外，不敢打扰皇帝的思绪。
晚风从窗棂吹进来，带着太液池的荷香，也带着一丝凉意，吹起了他额前的碎发。
刚刚和李从心四人，商议治河之事的意气风发，渐渐散去，取而代之的，是深入骨髓的疲惫，还有一丝无力感。
他放下手里的茶杯，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轻声呢喃道：
“改革，改革，改革难啊！”
登基六年，他做了无数的改革，可只有他自己知道，这条路，走得有多难。
他不是历史上那个只会做木工的天启帝，他带着后世的记忆，穿越到了这个风雨飘摇的明末，登基为帝。
他知道大明未来的结局，知道崇祯朝的煤山自缢，知道满清入关，神州陆沉的百年黑暗。
所以，从登基的第一天起，他就下定决心，要改变这个结局，要挽救这个摇摇欲坠的大明，要让这个王朝，重新焕发生机，要建立一个日不落的大明帝国。
先是平定了辽东建奴之乱，彻底解决了困扰大明数十年的辽患；安抚了蒙古诸部，让九边烽烟尽息，百姓得以休养生息。
军事上的胜利，让他牢牢掌控了兵权，也让他在朝堂上，拥有了前所未有的威望。
借着这份威望，他开始推行一系列的改革，想要从根子上，解决大明的沉疴痼疾。
首先是盐税改革。
大明的盐税，一直是国库的重要收入来源，可到了明末，开中制早已崩坏，盐政被世家大族、地方豪强、大盐商垄断。
他们和官员勾结，偷税漏税，囤积居奇，哄抬盐价，百姓吃不起盐，朝廷的盐税收入，也年年锐减，大部分的利润，都进了豪强盐商的腰包。
朱由校登基之后，力排众议，推行纲盐法，整顿盐政，打击垄断盐商，核定盐引，统一盐价，严查偷税漏税。
使得国库瞬间充盈了起来。
可盐税改革，也让他得罪了天下的盐商和世家大族，尤其是江南的世家，他们掌控着两淮盐运，盐税改革，断了他们的财路，对他早已是怨声载道，只是碍于他手握兵权，威望极高，不敢公然反抗，只能在暗地里，处处掣肘，阳奉阴违。
其次，是火耗归公和养廉银制度。
明末的官员，俸禄极低，正一品的大员，年俸也不过一百多石米，根本不足以维持生计。
所以，地方官征收赋税时，都会在正税之外，加收“火耗”，也就是碎银熔铸成银锭的损耗，火耗的多少，全凭地方官说了算，少则加二三成，多则加五六成，甚至翻倍。
这些火耗银，全部进了地方官的腰包，成为了他们灰色收入的主要来源，也导致了官场贪腐成风，百姓负担沉重。
朱由校推行火耗归公，将所有的火耗银，全部收归国库，统一管理，不许地方官私自加收。
同时，推行养廉银制度，根据官员的品级和任职地区，发放高额的养廉银，保证官员的生活所需，从根源上，杜绝贪腐。
这项改革，大大减轻了百姓的负担，也让国库增加了一笔不小的收入，官场的贪腐之风，也得到了极大的遏制。
可这项改革，却得罪了整个大明的官僚集团。
火耗归公，断了几乎所有地方官的财路，哪怕朝廷给了养廉银，也远远比不上他们私自加收火耗的收入。
所以，这项改革，在北直隶，在天子脚下，推行得还算顺畅，可到了其他省份，尤其是江南、河南、山东这些地方，却遭到了地方官的强烈抵触。
他们明面上不敢违抗皇帝的旨意，暗地里却阳奉阴违，明着火耗归公了，暗地里却又加收各种苛捐杂税，换汤不换药，百姓的负担，依旧没有减轻。
甚至有官员，联合地方士绅，隐瞒赋税，抵制改革，让火耗归公的政策，在很多地方，都流于形式，无法真正落地。
然后，是全国清丈土地。
明末最大的问题，就是土地兼并。
皇室、藩王、勋贵、世家、豪强，大肆兼并土地，却又利用各种特权，隐田瞒税，不缴纳赋税。
而失去土地的百姓，却还要承担沉重的赋税，最终只能卖儿鬻女，流离失所，成为流民，这是明末民变四起的根源。
全国的土地，一大半都掌握在不交税的特权阶层手里，而赋税，却全部压在了少地、无地的百姓身上。
朝廷的赋税收入，年年锐减，百姓的负担，却越来越重，形成了恶性循环，最终只会拖垮整个大明。
朱由校登基之后，就下定决心，要在全国范围内，重新清丈土地，摸清全国的田亩数量，按照田亩数量征税，摊丁入亩，让占有大量土地的特权阶层，承担起赋税，减轻百姓的负担。
可这项改革，是真正的捅了马蜂窝。
清丈土地，触及了皇室、藩王、勋贵、世家、豪强，所有特权阶层的核心利益。
他们霸占了全国大半的土地，怎么可能愿意把土地清丈出来，缴纳赋税？
所以，这项改革，推行得最为艰难。
地方官和当地的世家豪强勾结在一起，百般推诿，拖延时间，虚报田亩，隐瞒土地，甚至煽动百姓，抵制清丈。
朱由校派下去的清丈御史，被地方官刁难，甚至被暗杀的事情，屡有发生。
哪怕他雷霆手段，杀了一批，革职了一批，可依旧挡不住整个特权阶层的抵制。
毕竟，他不可能把全天下的官员和士绅，都杀光。
这项改革，就像是陷入了泥沼之中，明明看得见目标，却每走一步，都无比艰难。
还有币制改革，推广银元。
明末的货币体系，混乱不堪。市面上流通的，有碎银、银锭，还有各种铜钱，私铸铜钱泛滥，成色不足，钱法混乱。
商人交易，用银两要称重、验成色，极为不便，还经常被银匠克扣，百姓更是深受其害。
朱由校规定了银元的重量、成色，统一币值，在全国推广，同时严禁私铸铜钱，整顿钱法。
统一的银元，方便交易，有利于商业发展，也有利于朝廷掌控金融，增加国库收入，还能杜绝私铸和克扣，对百姓和朝廷，都有好处。
可这项改革，推行得也并不顺利。
银元推广了许久，在北直隶、天津、登州这些开海通商的港口城市，流通得还算顺畅，可在广大的内陆省份，尤其是乡村地区，百姓依旧习惯用碎银和铜钱，不愿意接受银元。
更严重的是，假币之事，屡禁不止。
银元的铸造工艺，虽然复杂，可依旧有不法商人，和地方豪强勾结，私铸假银元，扰乱市场。
哪怕朱由校下了严旨，私铸银元者，一律斩首，抄家灭族，可依旧有人铤而走险，假币屡禁不止，也让百姓对银元的信任度，大打折扣，推广起来，更是难上加难。
除此之外，还有开海通商，整顿市舶司，打击海寇走私。
还有军制改革，打造新式军队
还有农桑改革，推广新的农作物，兴修水利，鼓励垦荒……
一项项改革，每一项，都切中了大明的沉疴痼疾，每一项，都利国利民，可每一项，推行起来，都无比艰难。
哪怕他平定了辽东，手握兵权，掌控了朝廷，在朝野上下，拥有着前所未有的威望，可面对整个官僚集团，面对整个士绅豪强阶层，面对延续了两百多年的沉疴积弊，依旧感到了深深的无力。
他就像是一个医生，明明知道病人的病灶在哪里，也开出了药方，可病人的身体，却处处抗拒，药方很难真正起效。
居于深宫之中，他能看到的，听到的，都是锦衣卫、东厂、西厂送上来的奏报，都是官员们想让他看到的东西。
他下的旨意，出了紫禁城，到了内阁，到了六部，再到地方州县，层层传递，层层折扣，到了最后，早已面目全非。
他以为自己的改革，正在全国各地，轰轰烈烈地推行，可实际上，在很多地方，都只是流于表面，阳奉阴违，根本没有真正落地。
或许，一直待在京师，一直待在紫禁城，真的不是个事。
这个念头，如同野草一般，在朱由校的心里，疯狂地生长起来。
他要南巡。
他要亲自走出紫禁城，走出北京城，到地方上去，到江南去，到黄河沿线去，亲眼看一看，这个天下，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亲眼看一看，他的改革，在地方上，到底推行得怎么样了。
他要打破信息茧房，不再只听官员们的奏报，不再只看锦衣卫的密折，而是要亲眼去看，亲耳去听，听听百姓的声音，看看民间的疾苦。
一方面，借着南巡，亲自推动各项改革。
他亲自到了地方，那些阳奉阴违的官员，那些抵制改革的士绅豪强，就再也没有了遮掩的余地。
谁敢拖延改革，谁敢阳奉阴违，谁敢贪墨舞弊，都是他一句话的事情。
他可以借着南巡，整肃吏治，打击那些抵制改革的豪强士绅，把各项改革，真正地推行下去。
另一方面，是让天下的百姓，知道大明的主人是谁，知道他们的皇帝，是什么样子的。
百姓们只知道有皇帝，却从未见过皇帝，他们对皇帝的认知，都来自于地方官的宣传，来自于士绅的口中。
他要亲自走到百姓中间去，让百姓们知道，他们的皇帝，心里装着他们，装着天下苍生。
收拢民心，打破士绅阶层对民间舆论的垄断。
还有，他要亲自去黄河沿线，看一看治河的情况，慰问河工，督查治河工程，确保治河的钱粮，真正用到河工上，不被贪墨，不被克扣。
他要亲自去淮安、徐州，看一看受灾的百姓，安抚民心，监督赈灾事宜。
他要去南京，祭拜明孝陵，告慰太祖皇帝的在天之灵，安抚江南的民心。
南巡的好处，数不胜数。
可朱由校心里也清楚，南巡，也有着巨大的风险和顾虑。
首先，就是花费巨大。
万历皇帝当年，为了立太子之事，和文官集团赌气，三十年不上朝，却也数次动过南巡的念头，最终都因为花费巨大，朝野反对，而不了了之。
正德皇帝南巡，更是铺张浪费，沿途官员借机盘剥百姓，闹得民怨沸腾，朝野非议。
他不想重蹈覆辙。
他的南巡，是为了体察民情，推动改革，督查吏治，而不是游山玩水，铺张浪费。
可哪怕他再节俭，皇帝出巡，千乘万骑，沿途的安保、食宿、供应，依旧是一笔巨大的开销，也难免会有地方官，借机铺张浪费，盘剥百姓，最终苦的，还是老百姓。
这是他最不愿意看到的。
其次，是安全问题。
他虽然平定了辽东，可那些因为改革，被断了财路、丢了权力的官僚、士绅、盐商，对他早已恨之入骨，难保不会借着南巡的机会，铤而走险，行刺皇帝。
还有民间的白莲教等宗教势力，也一直蠢蠢欲动，他离开京师，安保压力，会成倍增加。
稍有不慎，就可能出现意外，动摇国本。
第三，是京师的稳定问题。
他离开京师，南巡数月，甚至半年，京师必须有人监国，处理日常政务。
还有内阁，还有各党，这些派系斗了十几年，势同水火。
他在京师，能牢牢掌控住局面，让他们互相制衡，为己所用。
可他一旦离开，两派会不会借机内斗，掀起党争，导致朝局动荡？
这些，都是他必须考虑的问题。
第四，是日本前线的战事。
东征日本的战事，还在进行之中，贺世贤率领的东征大军，和德川幕府，依旧在本州岛僵持。
荷兰东印度公司，也在一旁虎视眈眈，随时可能插手战事，偷袭大明的沿海，切断明军的补给线。
他离开京师，远赴江南，会不会影响前线的指挥？
会不会让德川幕府和荷兰人，抓住机会，扭转战局？
一个个顾虑，在朱由校的脑子里，不断地盘旋着。
最终，他的眼神，变得无比坚定。
南巡，必须去。
哪怕有再多的风险，再多的顾虑，他也要亲自走出去，看一看这个天下。
困在紫禁城里，永远也解决不了大明的沉疴痼疾，永远也无法真正地推动改革，永远也无法实现他的宏图伟业。
他要把南巡，提上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