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条，是整份合约里，最让弗朗西斯-基林心动的地方。
其实，对于基林来说，虽然不能常驻伦敦并非离开Spotify的主要理由，但他也确实不希望在两个孩子成长的关键阶段随意更换居住地，哪怕瀚音乐提供了补助。
瀚音乐集团承诺将H-GDS的全球总部搬迁至伦敦，意味着他不需要举家迁往洛杉矶，不需要让两个正在上中学的孩子离开他们熟悉的学校和朋友，不需要让妻子放弃她在伦敦经营多年的室内设计事业。她可以继续住在汉普斯特德的那栋维多利亚式联排别墅里，每天早上在希思公园跑步，周末带孩子去温布利看球。
未来的两年里，他只需要独自往返于英美之间即可。
在西好莱坞租一间服务式公寓，或者是小别墅，平时在洛杉矶上班，假期回伦敦。
二十四个月，并不算长。
不过，韩易之所以会做出这样的决定，可不是为了招募一个子公司的负责人这么简单。
弗朗西斯-基林虽然重要，但还没有重要到可以决定H-GDS总部所在地的程度。
真实情况是，作为一个来自中国的重生者，韩易比这个时代的所有人，都能更清楚地听到远处滚滚而来的雷声。
2016年的冬天，商贸往来频繁，文化交流热络，太平洋两岸的航班上坐满了野心勃勃的投资人和创业者。
但韩易知道，这只是暴风雨前最后的宁静。
……
届时，作为一名拥有巨额资产的华裔富豪，他的处境将变得异常微妙。
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无异于在悬崖边上跳舞。
一旦那个名为国家安全的大网撒下来，无论你在好莱坞有多深的人脉，无论你在华尔街有多高的信誉，都可能在一夜之间变成待宰的羔羊。
即便他早就着手在国会山布局，即便在金钱攻势下，一定会有议员帮他奔走纾困……但一个真正聪明的人，面对问题，不能只依赖于一个解决方案。
他还需要一条路。
一条如果局势坏到不可调和、无可挽回时，可以全身而退的路。
他需要一个避风港。
一个既属于西方核心世界，能够享受成熟的法治体系和金融便利，又与华盛顿保持着微妙距离的地方。
一个既能让他继续掌控全球资本流动，又能在至暗时刻为他的商业帝国提供法律防火墙的地方。
退一万步说，即便抛开他的身份不谈，也不看那位房地产商人入住白宫之后会发生的。把公司的核心资产和业务分散到不同的司法管辖区，也是任何一个精明的跨国企业家都会做的事情。
不用在别的行业里找案例，环球音乐集团的母公司维旺迪就是这么做的，一家法国公司，选择在荷兰注册控股公司，在阿姆斯特丹的泛欧交易所上市，而不是在纽约的纳斯达克。
为什么？
因为荷兰的公司法更加灵活，税务结构更加友好。因为作为外国私人发行人，环球不需要遵守美国证监会那些繁琐到令人窒息的财务披露规则。因为在欧洲上市，可以避开华尔街那些嗜血的做空机构和激进投资者。
更重要的是，因为在一个日益分裂，旧秩序逐渐崩坏的世界里，把集团内部三家重要子公司的总部分别放在大西洋的两边，意味着无论哪边的天塌下来，集团都还有另一半身体站在安全的土地上。
不管你是中国人，是法国人，还是圣基茨与尼维斯人，不管未来动荡、战乱和萧条会发生在哪里，道理都是相通的。
乱世里做企业，不过四个字，趋利避害。
而在所有的欧洲城市里，伦敦是韩易眼中，各项指标最为均衡的选择。
它是旧世界的金融重镇，是盎格鲁-撒克逊文明的另一个极点。虽然它与美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在法律管辖权上，它依然保持着高傲的独立性。
它是全球第三大音乐市场的心脏，是欧洲现场音乐产业的绝对中心。华纳、索尼、环球，三大唱片集团都在伦敦设有重要的区域总部。Spotify、Apple Music、Amazon Music、Deezer，这些流媒体巨头也都把伦敦作为欧洲业务的枢纽。
从时区上看，伦敦恰好处于美洲和亚洲之间的黄金分割点。早上八点，纽约的同事刚刚起床喝第一杯咖啡。下午五点，东京的团队还没有下班。一个驻伦敦的高管，可以在一个工作日内与三个大洲的合作伙伴进行实时沟通。
从法律和监管环境来看，英国的普通法体系与美国高度兼容，合同的执行力和知识产权的保护都有充分的保障。更重要的是，在这个时间节点，英国正在经历属于它自己的历史性震荡——脱欧。
不确定的未来，让伦敦急需外部资本的注入，为了留住跨国企业，为了维持金融中心的地位，此时的伦敦政府，对于像韩易这样携带巨额资本入场的外国投资者，将会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宽容与渴望。
另外，脱欧之后，英国也会获得更大的政策灵活性，可以根据自身需要调整商业法规，而不必受制于布鲁塞尔那些僵化的欧盟指令。
最关键的是，伦敦仍然是西方世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说英语，用英镑，喝下午茶，看BBC，也看CNN。它与华盛顿的关系，比与BJ的关系亲密得多。把公司放在伦敦，不会像放在香港或新加坡那样，引发美国政客的警觉和猜忌。
这是一步精心计算的棋。
进可攻，退可守。
而这，也是韩易把他的音乐版权管理基金放在这里的核心原因，没有之一。
正当他坐在西好莱坞的办公室里，与弗朗西斯-基林握手，欢迎他加入瀚音乐大家庭的同时，莱昂纳尔-里奇也在这座城市的另一头，以浪潮音乐基金董事会主席的身份，与基金会的管理层见面。
贝弗利山庄的山脊上，莱昂纳尔-里奇那栋意大利风格的豪宅静静俯瞰着整个洛杉矶盆地。
十二月的阳光从落地窗倾泻而入，在深色胡桃木地板上投下温暖的光斑。客厅里陈列着他四十年演艺生涯的印记，三座格莱美奖杯在壁炉架上泛着金属光泽，墙上挂着他与莱昂内尔-汉普顿的合影，与迈克尔-杰克逊在《We Are the World》录音棚里的留念，以及那张他与戴安娜-罗斯在奥斯卡颁奖典礼上的经典瞬间。
但今天，这位情歌王子的身份不是歌手，不是词曲作者，而是一只十亿美元基金的掌舵人。
“各位。”
客厅里，莱昂纳尔-里奇张开双臂，爽朗地笑道。
“首先，欢迎光临寒舍。”
在他面前，是浪潮音乐基金会履新的四位高管。
史蒂夫-巴特尔斯坐在靠窗的位置，阳光打在他银灰色的头发上，勾勒出这位唱片业老将的轮廓。他穿着一件剪裁考究的深蓝色西装外套，里面是一件没打领带的白衬衫，领口随意地敞开两颗扣子，这是他从DJ时代就养成的习惯，哪怕在唱片公司的办公室里坐了几十年，也未能改变。
五十四岁的他，刚刚从Def Jam唱片的CEO位置上被挖角过来，带着与Jay-Z、坎耶-韦斯特、蕾哈娜共事的辉煌履历，带着在克莱夫-戴维斯和L.A.里德身边浸淫数十年炼成的毒辣眼光，带着三十五首Billboard Hot 100冠军单曲的彪炳战绩。
三十五首冠军单曲。
听上去，很不错吧？
但很可惜，Island Def Jam，和环球音乐集团，不看这个。
冠军单曲固然好，但是上市公司，最想看到的数据，是营收、是利润，是市场份额。
而在这方面，史蒂夫-巴特尔斯交出的答卷，并不太完美。
2011年，L.A.里德离开Island Def Jam去执掌Epic，史蒂夫以为自己终于等到了出头之日。毕竟，他在里德身边鞍前马后十年，以首席运营官的身份，把厂牌的日常运营打理得井井有条。
结果呢？
环球从外面空降了一个巴里-韦斯，让这位RCA和Jive的老将来坐镇东海岸，同时监管Republic和Island Def Jam两大厂牌。
巴特尔斯依然是那个干活的人，依然是那个每天第一个到办公室，最后一个离开的人，依然是那个在深夜接到艺人经理的电话，一定会立刻回复的人。
但决策权？不在他手里。
他又等了三年。
三年里，他眼睁睁看着坎耶越来越难以捉摸，蕾哈娜的续约谈判陷入僵局，厂牌里最有才华的A&R一个接一个被竞争对手挖走。
直到2014年，韦斯终于离开，Island Def Jam被拆分，他才终于接任Def Jam的首席执行官，如愿以偿地拿到了一家大型厂牌的独立管理权。
可那时候，这个曾经叱咤风云的头部唱片公司，已经不复当年之勇了。
2014年，Def Jam的市场份额是2.04%。
2015年，略微回升到2.19%。贾斯汀-比伯的《Purpose》专辑横扫全球，《What Do You Mean》、《Sorry》、《Love Yourself》三首冠军单曲接连登顶，他以为转机来了。
2016年，1.92%。
自由落体。
更让他窒息的是那份厂牌排名，所有的大型厂牌里，Def Jam排在第九位。
第九。
Interscope在前面，Republic在前面，Capitol在前面。就连索尼旗下的RCA和Epic，华纳旗下的Atlantic，都排在他前面。
他带领Def Jam拿下了84首Billboard Hot 100上榜歌曲，12首Top 10热单，包括Desiigner那首病毒式传播的《Panda》，Iggy Azalea和Charli XCX合作的《Fancy》，还有DJ Khaled那首星光熠熠的《I'm the One》。
可那又怎样？
在环球的高层会议上，集团CEO卢西安-格兰奇爵士的目光越来越少地落在他身上。预算分配的时候，Interscope和Republic永远是优先级。当其他厂牌的CEO在讨论收购和扩张的时候，他还在为保住现有的市场份额焦头烂额。
他开始意识到一个残酷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