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本来要像往常一样径直走向马车站，可这次脚步却停下了。他掏出一个铜币，丢给报童，买了一份《费加罗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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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早晨，在圣奥诺雷街的一栋老公寓楼里，六十六岁的皮埃尔·杜瓦尔，正坐在厨房的椅子上，望着天花板发呆。
他是退伍军人，当年在克里米亚做过下士，后来在巴黎邮政局当了一辈子职员，五年前退了休，退休年金不多，刚够过日子。
他有三个孩子，两个女儿已经出嫁，嫁妆掏空了他一生的积蓄，甚至不得不卖掉自己的房子，搬到这里节俭度日。
现在只有小儿子菲利普·杜瓦尔还跟他住在一起。他在保险公司做抄写员，每月180法郎，家里一半的开销由他负担。
皮埃尔·杜瓦尔昨夜读完《变形记》之后就没有睡好，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脑子里全是格雷高尔父亲用苹果砸儿子的画面。
他想起自己也朝儿子扔过东西。那是去年秋天，菲利普嫌上司刻薄辞了上一份工作，在家里闲了两个月才找到现在这个差事。
他当时拍着桌子骂菲利普：“你知不知道多少人等着干这份活？你不干，有的是人干！你凭什么挑三拣四？”
那句话和萨姆沙先生的口气有什么不同？好像没有。他是“为了儿子好”，就像老萨姆沙先生是为了“保护家人”，才扔了苹果。
他听见隔壁房间传来响声，菲利普起床了。
这个年轻人先是在床上翻了个身，然后踢踢踏踏地找拖鞋，接着走到水盆边上洗脸，水声哗啦哗啦的。
皮埃尔·杜瓦尔悄悄起身，站在门后面，从门缝里往外看——儿子正对着墙上那面小镜子系领结，嘴里嘟嘟囔囔的：
“上星期的报表那个混蛋根本就没看，今天又找我重新做，好像我的时间不值钱一样。一个月180法郎，就能买我一整条命？”
皮埃尔·杜瓦尔听见这句话，胸口堵得慌。
以前每次儿子抱怨工作，他都说：“你年轻，多辛苦一点也是应该的，我们年轻的时候哪有你这么好的条件？”
可今天他忽然意识到，那句话的底气和老萨姆沙先生有什么区别呢？
儿子挣回来的钱，一大半都是给这个家花，他在家里像格雷高尔的父亲一样坐享其成，然后转过头批评儿子不够感恩。
他有些后悔之前的态度。可是又不免想到，如果儿子真的再次丢了工作，没法带回来钱，他能保证自己不发火吗？
他能保证自己不会像老萨姆沙先生一样，从果盆里抓起苹果一个一个扔过去吗？
他想起自己在克里米亚的日子，他见过冬天里的士兵为了最后一块面包互相殴打，人到了极限的时候什么都能干出来。
收拾完仪表，穿好衣服，菲利普又走到门口，弯腰穿鞋，然后直起身来回头看了看，发现父亲正站在卧室门口看着自己。
他露出一个笑容：“我走了。”
皮埃尔·杜瓦连忙喊住儿子：“菲利普。”
“嗯？”
皮埃尔·杜瓦走到儿子面前，拍了拍他的肩膀：“晚上早点回来。我让楼下肉铺留了两块牛排。”
菲利普看了他父亲一眼，笑容更加灿烂了：“行。我尽量。”
门关上了。
皮埃尔·杜瓦站在空荡荡的玄关里，听到儿子的脚步声沿着楼梯往下走，越来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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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八点，巴黎街头出现了一种奇怪的景象：许多人没有像平日那样先买面包，而是先买报纸。
报童们喊得嗓子发哑：
“《费加罗报》！索雷尔的新小说！甲虫！格雷高尔！”
“《小巴黎人报》！巴黎人今后起床都得摸摸自己的背！”
“《小日报》特别评论！小说的新时代！”
那些刚刚在床上摸过自己背的人，装作若无其事地买下报纸。
他们不是为了知道故事结局——故事昨晚就读完了——他们是为了寻找解释。
他们希望《费加罗报》能告诉他们：这不过是一篇怪诞小说，不必当真。
他们希望《小巴黎人报》能告诉他们：索雷尔只是用了夸张手法，意在批判某种特殊的家庭，而不是所有家庭。
他们希望《小日报》能告诉他们：文学史上早已有过类似作品，奥维德、阿普列尤斯、霍夫曼、爱伦·坡……它没那么可怕。
然而当他们在咖啡馆里翻开报纸，读到评论家的第一句话时，许多人更不安了，因为所有报纸都没有安慰他们。
那些最会给巴黎人提供漂亮解释的批评家，这一次也在发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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