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哦？看来你是真的看过一些。”
厉以宁的语气缓和了不少，但还没完全放下戒心。
他开始随意地考校起瓦立德的学业基本功，从宏观经济的热点问题，到微观经济的基础理论，甚至穿插了一些自己书里的思想。
瓦立德对答如流。
他不仅回答了问题，还能引申开去，结合沙特的实际情况或者国际案例进行分析。
当厉以宁问到“如何理解转型经济体中的政府与市场关系”时，瓦立德不仅谈到了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还特别结合沙特的石油经济特性，阐述了“在有明确后发追赶目标的情况下，政府在培育新兴产业、克服市场失灵方面可以发挥更积极作用”的观点。
他甚至引用中国光伏、高铁产业的发展案例作为佐证。
厉以宁问到“如何看待经济发展中的公平与效率平衡”时，瓦立德在阐述了基本理论后，直接联系到海湾国家面临的社会矛盾，提出了“动态平衡”的概念——
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侧重点应该有所调整，而转型期的核心是“通过提升效率来扩大可供公平分配的总量”。
当话题深入到“制度变迁与路径依赖”时，瓦立德的回答让厉以宁眼睛一亮。
他不仅准确阐述了制度变迁理论，还能用沙特“王室-民众契约”作为案例进行分析。
有些观点虽然略显青涩，但框架清晰，逻辑严密，显示出扎实的经济学训练和出色的悟性。
更让厉以宁惊喜的是，瓦立德的不少观点，和他的学术思想完全是一脉相承。
厉以宁甚至隐隐感觉，眼前这个年轻的沙特王子，在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上，比他所有弟子在刚入门时都更为契合。
这种契合不是简单复述观点，而是一种内在的、思维方式上的共鸣。
瓦立德似乎天然就能理解那些基于中国实践经验提炼出的经济学智慧，并能迅速将其“翻译”成适用于沙特语境的分析工具。
其他弟子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才能理解并接受的某些理念，比如政府在经济转型中的特殊作用、制度变迁的渐进性、公平与效率的动态平衡之类的，瓦立德几乎一点就透，甚至能举一反三。
这固然有瓦立德本身就是政客的因素，但这种“心有灵犀”的感觉，对于一个毕生致力于构建经济学理论体系、并希望其智慧能够惠及更多发展中国家的学者来说，是极为难得的。
只是厉以宁不知道的是，眼前这货，在另一个时空里，是他徒孙的弟子。
黄毛当年的导师，是刘伟的弟子。
复试通过后布置的任务便是一个书单，上面不仅有厉以宁的，还有整个师门里的核心著作。
穿越回来，师父变师侄，师公变师兄，太师公变师父，也是挺戏剧的。
这一番考校下来，厉以宁心底最后那点疑虑也烟消云散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复杂的情绪。
有惊讶，有欣赏，也有点……后悔。
后悔自己一开始把话说得太死。
瓦立德是何许人物？
前世的学术黄毛，今生的政治动物，二者都是没脸没皮的，结合到一起，脸是什么玩意？
察言观色之下，他立刻敏锐地捕捉到了厉以宁眼神里那细微的变化。
打蛇随棍上！
趁着厉以宁考校完毕、心情明显不错的当口，瓦立德立刻收敛了刚才那副“学术粉丝”的表情，换上了一种混合着深沉忧虑和真诚求教的郑重神色。
“老师……”
他自然而然地换了称呼，身体微微前倾，
“学生这次来，除了拜见老师，确实还有两个困扰我许久的难题，希望能得到您的指点。
这不仅仅是学术问题，更关乎我的祖国沙特的未来。”
厉以宁端起茶杯，抿了一口，只是点了点头，“你说说看。”
瓦立德深吸一口气，开始阐述他思考已久的“两难困境”。
“第一个困境，我称之为‘福利刚性陷阱与财政可持续性矛盾’。”
“您知道，我们沙特通过一种隐形的‘王室-民众契约’，在过去石油美元充裕的时代，建立了一套覆盖广泛的高福利体系。
免费医疗、教育、住房补贴、极低的税费……
这套体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有效地保障了社会稳定和王室政权的合法性。”
他的声音变得低沉：“但是，这种福利具有极强的刚性。
几十年下来，民众早已将其视为与生俱来的、不可剥夺的既得权利。
这导致了众所周知的‘高福利养懒人’痼疾。
年轻人的主动失业率，长期居高不下，整个社会的创新活力和奋斗精神也被严重抑制。”
“如今，我和我的兄长穆罕默德殿下，立志要推动沙特的经济结构从单一的石油依赖，转向多元、可持续的发展模式。
我们提出了‘绿电里亚尔’的构想，要大力发展光伏、海水淡化、绿色工业等新兴产业。”
瓦立德皱起了眉头，“这需要将大量的财政资源，从过去的政府补贴消费性福利支出，转向对生产性的教育投资、科技研发、基础设施和新产业培育。”
“但是，老师……”
他话锋一转，眉头拧成了一个川字，
“任何试图削减现有福利的尝试，都很可能被民众视为王室单方面撕毁‘契约’，会引发巨大的民怨和政治风险。
老师，您也知道，‘阿拉伯之春’过去才两年多。
当初我们沙特就是靠着对民众进行史无前例的巨额补贴，才勉强压下了那股燎原之火。
王室内部对此也是心有余悸。
摆在学生面前的，这是一个典型的‘福利刚性陷阱’：
不改革，财政和增长不可持续，坐吃山空；
改革，又势必会动摇统治根基，引发社会动荡。
学生现在是进退维谷。”
厉以宁静静地听着，手指在桌面上无意识地轻轻敲击，脸上看不出什么表情，但眼神却越来越专注。
瓦立德没有停顿，继续抛出第二个更根本的难题。
“第二个困境，是‘人口激增的表象与工业化的内在人口瓶颈’之间的矛盾。”
“从表面数据看，我们沙特的人口在石油财富支撑下实现了爆炸式增长，从1960年的约330万，增长到如今的近3000万。
这常常被外界视为巨大的‘人口红利’。
但这里面有着一个巨大的认知误区。”
他抛出了那个冰冷的数字：“沙特，真正的有效劳动力，只有大约421万。
那些外劳，贡献了生产力，但也通过侨汇带走了财富，让本来应该在沙特境内从生产流向消费的资金变少。”
但按照工业化的‘人口门槛理论’，沙特如此稀少的有效劳动力，要不是我们大量雇佣外籍劳工，恐怕连以轻工业为主的初级工业化都支撑不起来，只能维持资源型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