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立德站起身，走到他面前。
“你叫什么名字？”
“阿里。”年轻男人说，“阿里·侯赛因，巴基斯坦人。”
“阿里。”
瓦立德重复了一遍这个名字，然后问，“除了腰伤、女儿生病，你们还有什么困难？都说出来。”
棚屋里的人们互相看了看。
一个看起来更年轻的孟加拉劳工忍不住开口，语气里带着压抑的愤懑，
“埃米尔殿下，我叫法鲁克。这里的工作时间太长了。
每天非工作十二个小时！最少！两班倒，没有休息日！
说是八小时，但完不成定额就不让下班，经常干到十四、五个钟头！”
瓦立德看向法鲁克：“你多大了？”
“二十一，殿下。”
法鲁克抹了把脸，脸上除了灰尘，还有晒伤的痕迹。
“工资呢？一个月能拿多少？”
这次，好几个人都低下了头。
法鲁克苦涩地笑了笑：“说好的一千八，能拿到一千五就算雇主仁慈了。
上个月……只拿到一千二。”
“为什么克扣？”
“理由多了去了。”
一个年纪稍大、头发花白的菲律宾裔劳工插话，他说话有些喘，声音沙哑，
“迟到一分钟扣五十，工具损坏扣一百，不管是不是你用坏的！”
他咳嗽了几声，指着自己的胸口，
“像我这样，年纪大了，干不动重活了，咳嗽，喘，工头就说我偷懒，扣得更狠。
上个月看病花了两百迪拉姆，这个月工资就被扣了三百，说是补上个月的‘误工’。”
“看病？去哪里看？”瓦立德问。
“能去哪里？街边的小诊所，自己买点药。”
老劳工摇摇头，“不敢去大医院，去不起。也怕被雇主知道，觉得你身体不行，直接辞退。”
“护照呢？”瓦立德问出了一个关键问题。
房间里瞬间安静了。
法鲁克和其他人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里看到了无奈和恐惧。
法鲁克低声说：“押在老板那里。我们……没有护照。”
“没有护照，怎么出门？怎么换工作？怎么……回家？”
“出门要请假条，老板心情好才给。换工作？”
法鲁克苦笑，“想都别想。老板不放人，其他雇主也不敢收。
回家……得求老板把护照还给你，还得自己掏钱买机票。
三年了，我一次都没回去过。”
他的声音哽了一下，“我儿子……今年该上小学了，我连他长多高都不知道。”
说到这里，他满怀期待的看着瓦立德，“殿下，您之前在新闻里说的是真的吧？你会废除卡法拉制度是吧？”
瓦立德点了点头，“是的。但一夜之间废除不可能，会逐步废除。
不过你们等不了多久，三个月之内，我保证。”
板房里第一次响起了欢呼声。
而后，更像是一把钥匙，打开了更多苦难的闸门。
一个蹲在角落、一直没说话的埃及青年突然抬起头，眼睛通红，
“殿下，我们这些人，十八岁到四十岁，是这里最能干的，也是最惨的！
沙漠工地的太阳有多毒，您知道吗？
我们就在那下面，搬砖、扛水泥、挖沟，一天下来，衣服能拧出水，皮肤晒脱一层又一层！
中暑是常事，晕倒了，泼盆水，醒了继续干！
不敢停，停了就没钱，家里老婆孩子，还有父母，都等着我寄钱回去吃饭、上学、看病！”
他越说越激动，扯开自己破旧工装的领口，露出脖颈和胸口一片暗红色的、反复晒伤留下的痕迹，还有几道新鲜的擦伤。
“工伤？谁管你工伤！从脚手架上摔下来，腿断了，老板给点钱打发你回家算好的！
大部分时候，自己忍着！
我们就是阿布扎比那些高楼、那些豪华酒店下面，最不值钱的耗材！
累死了，拖走了，换一批人上来，照样干！”
“还有孩子！”
另一个巴基斯坦劳工接口，语气急促，
“我们的孩子，根本没法带过来！
公立学校不收我们外劳的孩子！
私立学校？那是给有钱人开的，我们做梦都不敢想！
孩子只能留在老家，给老人带，或者……干脆辍学。
我们在这边拼死拼活，挣的钱寄回去，就盼着他们能好好读书，将来别像我们一样。
可很多时候，连学费都凑不齐！
骨肉分离，一年到头，连个电话都打不了几次，因为话费太贵！”
他颤抖着手，从贴身的衣袋里摸出一张皱巴巴的照片，递给瓦立德。
照片上是一个穿着旧衣服、眼神怯生生的小女孩。
“我女儿，六岁了。她上次问我，‘爸爸，阿联酋是不是到处都是金子？你什么时候回来？’我……”
男人说不下去了，用力抹了把眼睛。
瓦立德接过照片，看了很久。照片的边缘已经磨损，小女孩的笑容却清晰得刺眼。
他想起了穆斯塔法，那个在篝火旁因为结不起婚而绝望的贝都因青年。
苦难的形式不同，但内核何其相似。
都是被剥夺了希望，被挤压在生存线边缘的挣扎。
“埃米尔殿下……”一个老者缓缓开口。
他看起来有五十多岁，头发已经花白，脸上刻满深深的皱纹。
“其实我今年六十一了。”
老者的声音沙哑，“按理说，超过四十五岁，阿联酋就不允许外籍劳工再就业。
但我没办法，老家还有老伴要养，儿子死了，媳妇改嫁，留下两个孙子。
我不出来打工，一家人就得饿死。”
他顿了顿，苦笑。
“所以我托中介，办了假身份证，把年龄改成了四十一。
现在在工业区做保洁，每天早上四点起床，扫大街、倒垃圾、清理厕所。
每个月工资八百迪拉姆，是正常劳工的一半。
就这，还得时刻提心吊胆，怕被移民局查到，直接遣返。”
瓦立德看着他。
老者的手在颤抖，指关节粗大变形，是长期劳损的结果。
“生病了怎么办？”
“硬扛。”
老者说，“去年冬天得了肺炎，咳嗽咳出血。不敢去医院，医院一查身份证就露馅。
自己在棚屋里躺了半个月，靠工友从食堂偷偷带回来的剩饭活下来。
后来好了，但肺落了病根，现在稍微干点重活就喘不上气。”
他说得很平静，像在说别人的事。
但棚屋里的所有人都低下了头。
瓦立德把照片递还给男人，声音低沉：“你们说的，我都听到了。
孩子上学，老人看病，青壮年卖命还毫无保障……这不是人该过的日子。”
他转向劳工部长伊赫桑。
“记下来。”
伊赫桑立刻拿出笔记本。
“外籍劳工年龄限制问题。”
瓦立德一字一句地说，“现行政策对劳工过于严苛。
四十五岁一刀切，不考虑实际家庭困境，太不近人情，要改。”
伊赫桑快速记录。
“怎么改？”他问。
“年龄上限放宽到五十五岁。”
瓦立德说，“五十五岁以上，确有特殊困难的，经劳工部审核，可颁发特殊工作许可，允许从事保洁、看守等轻体力工作。
工资不得低于法定最低标准的百分之八十。
同时，要求雇主为所有签订正式合同的外籍劳工购买基础医疗保险，覆盖范围必须包括你们刚才说的常见病和职业病。
任何因年龄或普通疾病随意辞退劳工的行为，都将受到重罚。”
他看向老者。
“您这样的情况，不会再发生了。”
老者愣住了。
他呆呆地看着瓦立德，嘴唇哆嗦了几下，想说什么，却发不出声音。
最后，他颤抖着从地上爬起来，想要跪下亲吻瓦立德的鞋子。
瓦立德扶住他。
“不用跪。”他说，“这是你们应得的。”
……
萨娜玛那边。
她带着两名女侍卫，走进了棚屋区另一侧的女性居住区。
这里的条件更差。
女性劳工的数量远少于男性，但居住空间却更加拥挤。
一间十平米的板房里，住了十二个女人。
床铺是通铺，所有人挤在一起，连翻身的空间都没有。
萨娜玛走进来时，女人们正围坐在地上，缝补破旧的工装。
看见她，所有人都愣住了。
萨娜玛摘下脸上的面纱。
她的容貌让女人们屏住了呼吸——那种美，和这个脏乱破败的环境格格不入。
“我是萨娜玛。”她轻声说，“瓦立德埃米尔的妻子，阿联酋大王妃。”
女人们面面相觑，没人敢说话。
萨娜玛在她们面前蹲下，目光扫过每个人。
这些女人大多三十到四十岁，皮肤粗糙黝黑，手上布满老茧和裂口。
她们穿着洗得发白的工装，头发用简单的头巾包着，眼神里满是疲惫和麻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