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甚至微微歪着头，像在饶有兴致地观察学生们的反应，好像眼前这一切再平常不过。
井上馨猛地放下手，用力拍了两下——教室里终于响起了掌声！虽然孤单又突兀，在嘈杂的低语声中显得很尴尬。
但周围的官员和教授们像是被惊醒了，连忙跟着鼓起掌来；随后学生们也如梦初醒，一起开始鼓掌。
讲台下掌声渐渐连成一片，淹没了那些低语和争论。
演讲结束了，莱昂纳尔挥了挥手，离开了阶梯教室。学生们也开始退场，但速度很慢。
许多人还坐在座位上，忙着补全笔记，或者拉着邻座争论刚才没听明白的地方。
过道里挤满了人，不是往外走，而是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比划着，争论着。
“他说我们还在给死了的时代守灵！”
“汉诗是身份标记……这话也太……”
“但他说得不对吗？你平时说话用汉文吗？”
“不用，可是……”
“那为什么写的时候就要用汉文？”
“我……”
问题被抛出来，却没人能立刻回答，一种模糊的震动在人群里传递。
莱昂纳尔的那些话像楔子一样打进了他们顽固的文学观念里，撬开了一道深深的裂缝。
他们忽然意识到，“文学可以完全不是他们以为的东西”！
它可能不是风花雪月的吟唱，不是道德教化的工具，不是高人一等的学识炫耀。
它可能是粗糙的、刺耳的，甚至可能反过来质疑一切，包括他们正在奋力追逐的“文明”。
这种意识来得太突然，太猛烈，让这些东京大学的精英们一时间失去了方向。
坪内雄藏是最后一批离开教室的人之一。他走得很慢，低着头，看起来很冷静，甚至比平时更沉默。
但只有他自己知道，胸腔里那颗心跳得有多快，多乱。
他已经在写《小说神髓》了，正处于理论摸索最焦灼的阶段。他感觉到日本的小说需要变化，但变向哪里？怎么变？
他原本的构想，是提升小说的地位，让它从“稗史戏作”变成值得严肃对待的文学，核心是“人物的描写应当逼真”。
但今天，那个法国人轻描淡写地，就把他正在艰难摸索的理论，一下子推到了更远、更危险，也更深邃的境界。
不是“应当逼真”，而是必须“忠于人”。而一旦忠于真实的人，就必然触及人所处的社会。
那么小说就不再仅仅是文学形式的问题，它就成了……
坪内雄藏停下脚步，抬起头，看着天花板上昏暗的煤气灯，用只有自己能听到的声音，喃喃道：
“我以为我是在替小说辩护……但他是在把小说变成……”变成什么，他心里清楚，但不敢说出来。
他担心把那个词写进《小说神髓》里，这本书在日本就再也出版不了
不远处，长谷川辰之助正被几个东京外国语学校的同学围住，他们的情绪激动得多。
长谷川辰之助的声音十分亢奋：“……如果汉文不能写出让所有人懂的小说，那就用我们真正正在说的语言来写！”
“你是说……言文要一致？”一个同学迟疑地问。
“对！他说的对，写活人的话！我不要再琢磨那些汉文的语调了！我要写能让街上的普通人看懂、听懂的句子！”
长谷川辰之助重点点头，之前受到的“羞辱”，此刻全部化为了行动的能量。
夏目金之助没有参与任何一群人的讨论，而是独自一人，沿着走廊慢慢往外走。
他表面看起来很冷静，但内心极度不安。
莱昂纳尔在整个演讲中都贯穿了一种理念：文学不是文明的装饰品，而是文明的审视者，甚至是批判者！
如果这是真的……如果文学必须面对社会，书写社会……
那么，这个他们正在拼命学习西方，努力走向“文明开化”的日本社会本身，是否真的值得被书写？
这个念头一闪而过，却让他心底发寒，他发现自己竟然开始怀疑“文明”本身了。
他知道这是一粒危险的种子，但是他抗拒不了这粒种子落在自己的心田当中，生根发芽。
正冈常规和几个汉诗社的同好走在一起，他的态度很明确：“日本有诗道，俳谐、和歌，精微深远，不必模仿西洋。
小说归小说，诗是另一回事。”
但同伴沉默了一下，说：“可他说的‘真实’……俳句里的季语、物象，难道不也是为了捕捉某种‘真实’吗？
如果我们写的俳句，只是套用古人的意境，远离我们眼前真实的春日或冬夜……”
正冈常规没有立刻反驳。他想起自己有时为了凑一个漂亮的季语而绞尽脑汁，却忽略了窗外真实的风物。
形式可以不同，但必须真实——这个念头开始动摇他……
年轻的尾崎德太郎听着周围人的议论，情绪十分复杂。
一方面，莱昂纳尔描绘的那种有力量的文学让他心神激荡；另一方面，一种强烈的羞辱感攫住了他。
他忽然觉得，自己呕心沥血雕琢的那些诗句，在“写现在”、“写活人”的面前，显得那么苍白，那么无关紧要。
汉诗忽然显得“无用”。这个认知刺痛了他，也让他陷入了深深的矛盾当中。
……
这些东京的文学精英们，原以为自己只是来听一场演讲，却没想到亲眼看见了一种新文学在日本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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