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民说着各自的方言，却没有记录方言的文字；拉丁语拥有成熟的文字系统，却失去了真实鲜活的读音基础。
十字军东征后，民族意识的萌芽在欧洲各地出现。强大的王国开始寻求文化上的独立。
西班牙人率先行动，他们在收复失地运动中，推动了卡斯蒂利亚语的书面化；阿方索十世组织学者用卡斯蒂利亚语编纂法典史书，奠定了西班牙语的基础。
之后，意大利的但丁用俗语写作《神曲》，乔叟用中古英语创作《坎特伯雷故事集》，都在挑战拉丁语的垄断。
而胡斯，早在他于查理大学求学时，便开始在前人的基础上，系统性地规范捷克语的拼写与语法。他主张用变音符号（如č，š，ž）来准确表示斯拉夫语特有的发音，让书写更贴近口语。
然而，在保守势力强大的布拉格，他的努力举步维艰。彼得离开前，胡斯将一份珍贵的手稿《捷克语区分正字法》交到他手中，眼中带着无奈与期望：“也许在边疆，在新的土地上，它有生长的机会。”
这正是彼得决心推行小学教育的底气之一。比起抽象、难学、与日常生活脱节的拉丁文，用本民族语言教学，无疑效率更高，更容易被接受，也更能将知识传播到平民阶层。
但问题随之而来。
推广捷克语，固然能加强波西米亚内部的凝聚力，却也必然在神圣罗马帝国内部竖起一道文化屏障。
拉丁语纵然有千般不是，但它确实让一个德意志诸侯、一个意大利主教、一个佛兰德商人，能在某种程度上进行书面与口头的交流。它是一种超越民族的“上层语言”，维系着基督教世界脆弱的统一感。而捷克语不行。
若彼得的目标仅止于波西米亚国王，推行捷克语自是良策。但他的目光，却盯着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那顶诱人的冠冕。过早强调民族语言，是否会在帝国诸侯间制造隔阂？
更何况，即便在波西米亚王国之内，也并非铁板一块。除了占多数的捷克人、摩拉维亚人、斯洛伐克人、以及德意志移民聚居区的巴伐利亚人、萨克森人等等。方言众多，口音纷杂，统一语言本身已是巨大挑战。
烛光摇曳中，彼得忽然想起前世那个古老东方国度的智慧。
汉语，一种表意文字，同样面临方言繁多的困境。天南地北，口音迥异，但无论操何种方言，只要写出汉字，意义便豁然贯通。初学之时，先学拼音（基于拉丁字母），借助这套简单易学的注音工具，理解汉字的读音与含义。待掌握一定汉字后，拼音便逐渐退居幕后，阅读与思考直接通过汉字进行。
“逆练九阴真经……”彼得喃喃自语，眼中光芒渐盛。
何不借鉴此法？创造一套基于胡斯正字法的“捷克拼音”，用于标注读音，辅助学习。但更进一步，引入一种“表意符号”作为锚定意义的基石。这种符号本身不依赖特定语言的发音，只表达核心概念。
比如，无论捷克人读“nebesa”，德意志人读“Himmel”，摩拉维亚人读某种变音，只要他们看到代表“天空”的那个表意符号，就能明白指的是同一事物。
初期学习，可以在表意符号下方标注各自的拼音注音。熟练之后，表意符号便能独立传达概念，实现跨语言的书面理解。
这就像华夏人到了日本、韩国、越南的餐馆总能点中自己想吃的菜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