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息在白河镇上没过两天，就定了。
林业局那头的干事跟公社的徐书记坐在一块儿商量了小半个下晌。
搪瓷缸子里的花茶续了三回水，茶叶泡得没了味儿，跟白水似的。
可两个人的嘴巴还没停。
林业局干事拿钢笔在一张黄纸上划拉了半天，最后把笔帽往笔杆子上一摁，在桌上。
“徐书记，转运站在深山老林子里头，要啥没啥。“
“这回给陈拙同志发奖，光发几块钱和几张票不够意思。“
“得给点实打实能用上的东西。“
他拿手指头在纸上那份物资清单上点了两下。
“煤油，批个几十斤。在山里头，夜里头没有煤油灯，就是两眼一抹黑。“
“防风马灯几盏，在风口上也不怕灭。“
“厚帆布、毡布各来两卷。在冬天糊窗户、铺炕面、搭棚子都使得上。“
“铁钉、铁丝来一批。在修房子、修栅栏、钉马棚上头都是紧俏货。“
“斧头一把、大锯一条。在老林子里头，这两样东西既能干活，又能防身。“
他把笔帽拧了两圈，又拧了回去。
“这些个东西，在咱们林业局的物资调拨表上，归到'保障偏远哨点运转'这一栏底下。“
“名目正，路子顺，上头那边不会为难。“
徐书记端着搪瓷缸子喝了一口凉茶。
“成。“
“物资的事儿你们林业局出面。“
“奖状和荣誉的事儿咱公社来办。“
“到时候去马坡屯搞个现场表彰。“
“锣鼓、大喇叭、横幅，一个不少。“
“该有的排场得有。“
“在这种年月里头，精神奖励和物质奖励得一块儿上。“
“让大家伙儿都瞧瞧，保护国家财产的人，咱公社不会亏待。“
……
三天以后。
一辆军绿色的解放CA10卡车从白河镇的方向开了出来。
卡车的车头和车厢两侧拉着大红布条。
布条是红绸子裁的，一丈来长，两头用铁丝拧在了车厢的铁杆子上。
红绸子上头用墨汁写着两行大字。
车头那条写着：
向保卫国家财产的英雄陈拙同志学习！
至于车厢右侧写的东西又不一样了：
严厉打击破坏林区生产的坏分子！
墨字是公社里写毛笔字最好的那个文书写的。
柳体楷书，一笔一画的，在红绸子上头端端正正的。
风一吹，红绸子猎猎地响，墨字在日光底下一闪一闪的。
在老远就能看见。
卡车还没进马坡屯的地界呢，车斗子上就响了。
先是铜锣。
当当当！
公社的基干民兵在车斗子上敲着。
铜锣是老物件，铜面上磨出了一圈包浆，敲起来声音洪亮，在山坳里头转了两个来回。
紧跟着是大喇叭。
喇叭是铁皮的，在卡车车厢的横杆上用铁丝绑着，喇叭口朝天。
里头放着歌。
《社会主义好》的曲调从喇叭里头飘出来，在山路上飘了老远。
歌声和锣声搅在一块儿，嗡嗡地响。
在马坡屯这种安安静静的小屯子里头，这动静跟炸了锅似的。
……
屯口。
歪脖子老榆树底下。
头一个听见动静的是栓子。
这小子蹲在老榆树的根底下玩泥巴呢。
手里攥着一截柳条棍子，在泥地上画圈圈。
铜锣声从远处传过来的那一瞬，他的两只耳朵竖了起来。
脑袋猛地抬了起来。
“锣响了！“
他嗷的一声蹿了起来，光脚丫子踩在泥地上噼啪响。
“有车来了！有车来了！“
他一路嚷嚷着往屯子里头跑。
紧跟着，三驴子也从旁边的矮墙后头冒了出来。
这小子嘴里还嚼着半截水萝卜呢，腮帮子鼓鼓的，口水和萝卜汁顺着嘴角往下淌。
两个小子前后脚地往屯子里头蹿。
一边跑一边嚷。
“公社来人了！公社来人了！“
“拉着大红布条的大卡车！“
不消一盏茶的工夫。
整个马坡屯都动了。
在屋子里头喝苞米面糊糊的社员们，碗还没搁下呢，就听见了外头的锣鼓声和喇叭声。
苞米面糊糊在碗底还剩着半口，可也顾不上了。
在这年月，公社开着大卡车、敲着铜锣、拉着横幅进屯子，那就是大事。
大食堂门口蹲着吃饭的几个社员，碗往地上一搁就站起来了。
有人拿手在裤腿上蹭了蹭嘴角的苞米渣子，跟着人流往屯口涌。
卫建华在知青点的门口站着。
他手里攥着一只搪瓷缸子，缸子里泡着半缸子凉白开。
一听到这动静，还以为是出了什么好事，腿脚就不自觉往屯子门口迈。
……
歪脖子老榆树底下。
挤得黑压压一片。
老的少的、男的女的，裹着粗布褂子的、系着围裙的、打着赤脚的，全挤在了一块儿。
几十双眼睛齐刷刷地盯着屯口那条土路。
土路的尽头，军绿色的卡车轰隆隆地拐过了最后一道弯。
车头上那条大红布条在风里猎猎地抖着。
红绸子上头的墨字在日光底下格外扎眼。
人群顿时就炸锅了。
“英雄……陈拙？“
“虎子？“
“这不是咱屯子里头的虎子吗？“
“保卫国家财产？这是之前在山上的事情？”
“卧槽，虎子这小子是真发达了！”
嗡嗡声在人堆里转了一圈又一圈。
……
卡车在屯口的打谷场上停了。
打谷场是马坡屯最大的一块空地，平时碾谷子、晒粮食用的。
在眼下这个季节，场子上空荡荡的，泥地被日头晒得硬邦邦的。
卡车停稳了以后，车斗子上跳下来了几个人。
头一个下来的是公安分局的代表。
腰间别着一个牛皮枪套，枪套的皮面磨出了一层暗沉沉的包浆。
枪套里头搁着的是五四手枪。
在这年月的屯子里头，腰间别着牛皮枪套的人跟长了三头六臂似的，看一眼就让人心里头发紧。
这人的神情严肃得很。
两只眼珠子在人群里头扫了一圈，在谁身上都没多停。
紧接着，林业局的干事和徐书记也纷纷下来了。
车斗子上的基干民兵把铜锣搁下了，大喇叭的歌也停了。
这几个人一出现，打谷场上的小老百姓顿时连话都不敢讲了。
几十号社员挤在场子边上，鸦雀无声。
陈拙是从人堆后头走过来的。
他穿着那件粗布工装褂子，裤腿上还沾着泥渍。
脚上蹬着一双林曼殊纳的千层底布鞋，鞋帮子上沾着干了的鱼鳞片。
褡裢挎在肩上，里头鼓鼓囊囊的。
在一群穿中山装、披军大衣、别着钢笔的公家人跟前，他这副打扮跟刚从地里收工的庄稼汉没两样。
徐书记看见陈拙走过来，搪瓷缸子往腋底下一夹，两手伸了出来。
“陈拙同志！“
他的嗓门在打谷场上转了一圈。
“过来过来。“
陈拙走到了徐书记跟前。
两个人握了握手。
徐书记的手掌宽厚，攥着陈拙的手用力晃了两下。
“辛苦了。“
他拍了拍陈拙的肩膀。
“你这么多天来，在山里头不容易。“
还没等陈拙开口呢。
从徐书记身后头忽然蹿出来了一个人。
是公社的妇女主任。
四十来岁的老娘们儿，身材墩实，穿着蓝底白花的粗布褂子，手里攥着一样东西。
那东西在她手里头，大得出奇。
一朵花。
用红绸子扎的大红花。
在她手里头攥着，比脸盆还大了一圈。
红绸子是崭新的，在日头底下红得刺眼。
花瓣一层一层地叠着，中间缀着一个金纸剪的圆。
金纸圆上头印着一个红色的“奖“字。
花的底下拖着两条红绸带子，有一尺多长，在风里头飘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