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哥一愣。
“不要钱？”
大D说：“不要钱。你是阿苏介绍来的，帮你就当帮阿苏。”
权哥握着大D的手。
“大D哥，谢谢你。”
大D摇摇头。
“别谢我。要谢就谢余老板吧。”
1月14日的《信报》，在第二版发表了一篇社评，标题是《城寨拆迁：一场关乎城市未来的考试》。
“九龙城寨拆迁，是香江开埠以来最大规模的城市更新工程。
三十二亿港元的投入，四年多的准备，数万居民的搬迁——这场考试，正在考验港府的执政能力。”
“从目前进展来看，港府的答卷可圈可点。
居民登记有序推进，公屋建设按期交付，小作坊安置方案逐步落地。
城寨居民从最初的抵触、怀疑，到现在的配合、期待，说明政府的诚意得到了认可。”
“但考试尚未结束。接下来还有三大难题需要破解。”
“其一，如何帮助小作坊主完成正规化转型。
这些人在城寨里干了二三十年，有自己的手艺，有自己的客户，有自己的生存方式。
搬出去之后，租金涨了，成本高了，客户少了，他们还能不能活下去？
政府应该提供更多的技术培训、贷款扶持、市场对接服务，帮他们度过转型期。”
“其二，如何防止城寨流散人员成为新的治安隐患。
去年警方的大搜查，缴获了大量枪支、毒品、炸药，证明城寨确实是犯罪分子的藏身地。
这些人一旦流散出去，可能成为新的隐患。
警方应加强监控，并与内地有关部门建立信息共享机制，防止犯罪分子流窜作案。”
“其三，如何在城寨原址建设一个真正属于市民的公园。
城寨原址有三十二英亩，位置优越，交通便利。
未来的公园，应该既有历史记忆，又有现代功能，让市民有地方散步、健身、休闲。
同时，应该保留一部分历史遗迹，让后人知道，这里曾经发生过什么。”
“我们期待，四年之后，当九龙城寨公园正式开放时，香江市民可以自豪地说——这座城市的过去，我们记住了；
这座城市的未来，我们建好了。”
《东方日报》，在第三版发表了一篇专访，标题是《城寨最后的见证人——阿苏老人的故事》。
“在九龙城寨这片即将消失的土地上，有一位老人守到了最后。
他叫阿苏，六十二岁，在城寨里开了四十年杂货铺。”
“阿苏是城寨里最有威望的人。居民们有事找他，政府有事也找他。
四十年间，他见证了城寨从鼎盛到衰落的全过程。”
“记者问他：城寨要拆了，你舍得吗？”
“阿苏沉默了很久，然后说：舍不得。但该拆，还是得拆。”
“记者问他：你对城寨的居民，有什么想说的？”
“阿苏说：好好活着。不管在哪，都要好好活着。”
“记者问他：你自己以后怎么办？”
“阿苏说：我在城寨旁边找了间小铺子，继续开杂货铺。以后他们有空，来找我喝茶。”
“记者问他：你不跟他们一起去观塘吗？”
“阿苏笑了笑：我去观塘干什么？那里有大超市，谁还来我的小铺子？”
“采访结束时，阿苏送记者出门。他站在杂货铺门口，指着前面城寨说：
你看，那些楼，那些巷子，那些窗户，我都记得。
四十年了，一万四千多个日夜。现在，都要没了。”
“记者回头看去，夕阳西下，城寨一片金黄。阿苏的身影，在这片金黄中显得格外孤独。”
《南华早报》，在评论版发表了一篇文章——
“九龙城寨的消失，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
这个曾经的‘三不管’地带，在香江的历史上留下了复杂的印记——
它既是犯罪的温床，也是底层民众的避难所；
既是城市的毒瘤，也是草根创造力的体现。”
“有学者指出，城寨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在制度真空的环境中，发展出了一套自发的秩序。
这套秩序虽然不符合现代法治标准，却让数万人在夹缝中生存了下来。
他们有自己的规矩，有自己的权威，有自己的生存方式。
这套秩序，是底层民众在极端环境下创造出来的生存智慧。”
“如今，这套秩序即将被正规秩序取代。
那些在城寨里生活了几十年的人们，将面临一场前所未有的转型。
他们的命运，将成为衡量这次城市更新成败的重要标尺。”
“有人担心，正规化转型会让这些人失去自己的手艺和特色。
城寨里的那些小作坊——牙科诊所、五金加工、塑料花制作、鱼蛋生产。
虽然不规范，但有自己的特色，有自己的客户，有自己的生存空间。
正规化之后，他们还能不能保持这些特色？”
“也有人认为，正规化转型是必然的。
香江是一个法治社会，不能容忍非正规经济长期存在。
那些小作坊，要么正规化，要么被淘汰。
这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
“无论如何，城寨的消失，都将是香江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节点。
一百多年后，当人们回顾这段历史时，会如何评价这次城市更新？
会如何评价那些在夹缝中生存的人们？
会如何评价这个时代的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