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商事件之后，港府开始认真考虑一个制度——存款保险。
每个储户的存款，由政府担保一部分。这样就算银行倒闭，储户也不会血本无归。
这个制度，后来花了十三年才真正落地。
2004年，香江《存款保障计划条例》正式生效，每位储户的最高保障额最初为十万港元，后来逐步提高到五十万。
不过那已经是后话了，回归后才有人真正关心百姓的死活。
而现在的港人，对港府来说，只是政府报告上的一串数字而已。
那些倒闭的银行，开始清盘。
清盘的过程很漫长，很复杂，很痛苦。
资产要拍卖，债务要清算，储户要登记。
一年、两年、三年，有人等了五年，才拿回一部分钱。
有人拿回了三成。
有人拿回了五成。
有人一分钱都没拿回来。
那些白发苍苍的老人，那些抱着孩子的女人，那些穿着工服的工人——
他们站在清盘办公室门口，排着队，填着表，等着那个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到来的结果。
余海东坐在书房里，想着这一个月发生的事。
国商事件让他明白了一个道理——这个城市比他想象的更脆弱。
那些高楼大厦，那些繁华街道，那些灯火辉煌——下面藏着多少暗流，多少风险，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
他想起城寨里的那些人。
他们虽然穷，虽然苦，虽然住在破旧的房子里，但他们的钱，不会一夜之间没了。
他们的手艺，是实实在在的。他们的生活，是靠自己双手挣来的。
也许，这就是他们能在那片贫民窟里活一百多年的原因。
阿苏的杂货铺，还是开着。
阿苏每天还是照常开门。早上七点开，晚上九点关。有人来就卖东西，没人来就自己坐着喝茶。
来的人越来越少了。
但那天，来了一位特别的客人。
是李师傅。他从观塘过来，提着一袋水果，一盒点心，来看阿苏。
“阿苏叔，最近怎么样？”
阿苏说：“还是那样。开门，等人，关门。”
李师傅在凳子上坐下。
“阿苏叔，国商银行的事，你听说了吗？”
阿苏点头。
“听说了。几十万人血本无归。”
李师傅沉默了一会儿。
“阿苏叔，你说，那些人以后怎么办？”
阿苏想了想。
“能怎么办？活一天，算一天。”
他看着李师傅。
“李师傅，你们搬出去的那些人，还好吗？”
李师傅说：“好。厂房干净，活也多。我的诊所，每天都有客人来。”
阿苏笑了。
“那就好。”
李师傅说：“阿苏叔，你什么时候搬？”
阿苏说：“不急。等最后一个搬了，我再搬。”
李师傅看着他，有些担心。
“阿苏叔，你一个人在这边，行吗？”
阿苏说：“行。我老头子一个，有什么不行的？”
他给李师傅倒了杯茶。
“喝茶。今年的新茶。”
七月的最后一天，余海东坐在前往公司的车里。
这个月，发生了太多事。
国商倒了。
四家银行倒了。
几十万人血本无归。
存款保险制度的构想，开始萌芽。
那些储户，还在漫长的等待中煎熬。
他想起那些排队的人，那些焦虑的脸，那些绝望的眼泪。
7月5日，凌晨四点，观塘工业区
天还没亮，叶继欢就醒了。
他躺在废弃厂房的水泥地上，睁着眼睛看着头顶那个破洞。
月光从洞里照进来，在地上投下一块白斑。
外面很安静，只有远处偶尔传来几声狗叫。
阿彪和阿荣还在睡，呼噜声此起彼伏。
阿彪张着嘴，口水流了一地。阿荣蜷缩在角落里，像一只虾米。
叶继欢坐起来，从口袋里摸出一支烟，点上。
今天是七月五日。
国商银行的危机已经闹了四天。
各种新闻媒体天天在报道，那些排队的人群，那些绝望的脸，那些和警察冲突的场面。
全城都在乱，警察顾头不顾腚。
这正是他等的机会。
“老大，醒了？”阿荣睁开眼睛，声音沙哑。
叶继欢点点头。
“叫阿彪起来。准备动手。”
凌晨五点，出发
三个人摸黑收拾东西。两把AK，三把手枪，几颗手榴弹，几个空袋子。
阿彪揉着眼睛，打着哈欠。
“老大，这么早？”
叶继欢没理他，检查着手中的AK。
“这次不一样。这次要干三间。”
阿荣问：“老大，为什么要抢三间？”
叶继欢说：“一家一家抢，警察追得上。三家一起抢，他们不知道追哪家。”
他把AK背在肩上。
“走。”
早上七点半，观塘辅仁街。
太阳升起来了。
街上的人慢慢多起来。
赶着上班的，买菜买早餐的，送孩子上学的。
路边的金铺一家一家开了门，店员开始打扫卫生，把金灿灿的首饰摆进柜台。
叶继欢站在街角，看着那间周大福。
店员是个年轻姑娘，正在擦玻璃。老板在后面整理账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