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的北京，落了第一场雪。
雪不大，薄薄的一层，把安都府外的路盖成了一片整齐的白，踩上去发出极轻的嘎吱声，像是有人在远处捏碎了什么东西。
安都府的值房朝北，不见阳光，这个时节里头烧着两个炭盆也只是勉强暖和。
田尔耕坐在主案后面，手边的热茶早就凉了，他也没去管它，只是低着头把案上摆着的一叠文书一页一页地翻过去。
那是风纪司这个月的汇报。
反腐，反贪，内部整风，查人，查账，查关系网.....风纪司干的就是这些，用田尔耕自己的话说，这是一帮专门替安都府盯着安都府自己的人。
翻完最后一页，他把文书合上，搁在案角，用两根手指按了按封面，没有立刻松开。
这一年，安都府在外头的事做得不算差。
南洋的战事有安都府的影子，西北的布局有安都府的脉络，大明本土各处的情报网越铺越密，消息越来越快，哪怕是边陲的一点动静，都能落到安都府的案头上.....这些事，放在崇祯元年，田尔耕连想都不敢想。
但是。
田尔耕把手从文书封面上拿开，端起那杯早已凉透的茶，喝了一口，没有换。
东厂的人带着皇帝的手谕来安都府，从上到下里里外外撸了一遍。
那个撸字是田尔耕自己想的，他觉得找不到比这个更准确的字了。
那种感觉叫耻辱。
不是因为被查.....皇帝有权查任何人，这一点田尔耕从来没有异议。
是因为那些问题是真实存在的，是在他眼皮底下生长出来的，是他没能在东厂来之前自己发现自己处置的。
一个做情报的人被人在自己家里翻出了底细，这件事本身，就已经是最大的问题。
查完之后，皇帝没有大动干戈，该杀的杀，该撤的撤，该降的降，整个过程干净利落....但田尔耕知道这件事不是完了，是刚开了个头。
他把茶盏搁回原处，拿起风纪司的汇报重新翻开，翻到最后一页，在空白处用炭笔写了几个字：
*对内监管，常态化。
写完，他盯着这几个字看了片刻。
常态化....这个词，又是皇帝的词儿。
田尔耕这七年从皇帝那里学了不少新词，什么系统化，什么标准化，什么制度化，什么常态化“....每一个词单拎出来，听着都不像是从大明人嘴里长出来的，却偏偏每一个词背后都有一套完整的逻辑，拆开来看，竟全是扎扎实实的东西。
他有时候在想，皇帝脑子里那些前所未有的想法和新玩意，究竟是从哪里来的。
没有答案。
但这七年里，皇帝的那些天马行空，件件落了地，事事见了效。
大明从那个风雨飘摇四处漏风的架子，一点点变成了眼下这个模样.....
内政顺了，国库有钱了，军队有甲有炮了，连百姓的日子都在一年年地往好处走。
田尔耕是锦衣卫出身，不是书生，不会把这些说得多好听。
他只知道一件事.....跟着这个皇帝，做事是真的能做成的。
他把炭笔放下，把风纪司的文书和那几个字一并推到一侧，打算等会儿叫风纪司的主事进来，把这件事当面交代清楚。
就在这时，外头传来敲门声，轻轻两下，是他那个做事极稳的副手的节奏。
“进来。”
门开了，陈应全捧着一份公文走进来，靴底踩在地砖上没有声音，走到案前，把公文双手呈上：
“大人，承政院发来的会议通知。“
田尔耕接过来，展开看了一眼。
公文的格式是新式的，这也是皇帝三个月前推的新规，公文抬头先写发件机构、收件机构、文件编号、发文日期，正文简洁，事项分条列明，落款处有承政院的印鉴。
整张纸看下来，没有一个多余的字，要什么信息在哪里一目了然。
田尔耕把内容扫了一遍。
崇祯七年十一月·安都府东西二厂联席靖密会议。
明日，皇帝亲自主持，安都府、东厂、西厂三方，各携本部近期要务汇报，同堂议事，内容涉及靖密级别情报，与会人员名单须提前报承政院备案，会议记录由承政院指派专员负责存档，非经皇帝批准，任何内容不得外传。
田尔耕把公文看完，重新折好，搁在案上，用手按了按。
他笑了一下。
不是大笑，就是嘴角往上动了动，带着一点复杂的意味。
承政院。
皇帝三个月前推出来的这个新玩意，在那段时间里，把整个朝廷上上下下炸得够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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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政院这三个字，单独拿出来，听着像是个文书机构，像是个替皇帝整理奏章的地方。
但凡是个在朝廷里混过几年的人，听完承政院的全部职能，都不会再这么觉得了。
司礼监的那几位掌印太监，在得知承政院成立、批红权收归皇帝本人的那一天，据说在内廷里沉默了很长时间，沉默的那种质感，大约与一个人突然发现自己多年赖以为生的东西被人从根上拔走了差不多。
批红权。
大明朝两百多年，司礼监的掌印太监靠着这两个字，一步一步从内廷的服务人员，走成了朝野上下人人侧目的内相，走成了历代文官集团又恨又畏的那堵墙。
批红权的本质是皇帝把代为批示奏章的权力交给了太监，由此形成了一套皇帝...太监....内阁的三角制衡.....这套东西的弊病，大明上下谁都看得见，但谁都没能把它动得了。
不是没人想动，是动不了。
因为这个制度是皇权的一部分，皇帝不点头，谁来动都是找死；而皇帝点头的前提，是皇帝本人愿意亲自接手那些被太监代批的政务.....
这意味着大量繁杂琐碎、事无巨细的奏章，要全部落到皇帝自己手上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