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刚才说一九九七年的储油罐项目。”老关忽然把话题拉了回来，“你说那时候西方笑我们疯了。”
现在他们不笑了吧？
叶回舟靠在椅背上，仰头看着天花板上的仿古吊灯。
灯罩是磨砂玻璃的，里面透出来的光温吞而均匀，把他的脸照得很柔和。
“他们现在在忙别的事。”
没空笑。
“忙什么？”
“忙着卖黄金。”
忙着抢柴油。
忙着算自己的战略储备还能撑几个星期。
他把视线从吊灯上移下来，看着老关，“你知道老美的战略石油储备现在还剩多少吗？”
“四亿桶左右？一月份的数据好像是四亿多一点。”
“一月份是四亿零三百万桶。”
三月份老董下令释放了一亿七千二百万桶。
四月份又追加了大约三千万桶。
加在一起，两个月放掉了两亿桶。
现在还剩多少？
大概两亿桶出头。
这是老美战略石油储备自一九八三年建立以来的最低水平。
他把这个数字说完，茶室里又安静了。
“一九八三年。”老关重复了一遍这个年份，“就是你刚才说的，黄金上一次跌百分之二十七的那一年。”
“对。”
“那一年黄金从高点跌下来，也是因为中东？”
“不完全是。”
一九八三年的黄金暴跌是沃尔克加息的尾声效应。
但底层的因果链是同一根——石油危机推高通胀，美联储暴力加息，黄金暴跌。
然后美联储转向，黄金暴涨。
一九八三年之后，黄金从三百多美元一路涨到一九八七年的五百美元。
虽然没有七〇年代那波翻八倍那么夸张，但涨幅依然可观。
叶回舟把茶杯端起来，发现茶又凉了。
他没有再倒新的，就着凉茶喝了一口。
“所以你现在问我怎么看黄金。”
我的回答是——我不知道明天它会涨还是会跌，不知道下周它会涨还是会跌，甚至不知道下个月它会涨还是会跌。
但我知道一件事。
“什么事？”
“两年之后回头看今天，四千七百美元的黄金，跟一九九七年十九美元的原油、二〇二〇年负三十七美元的原油、二〇〇八年七百美元的黄金，在K线图上的位置是一样的。”
都是那条被所有人事后拍大腿说‘我当时怎么没买’的底部区域。
老关把这番话消化了很久。
他不是一个容易被说服的人，做了二十年大宗商品。
他见过太多信誓旦旦说“这次不一样”最后被市场打脸的案例，也见过太多信誓旦旦说“这次还一样”最后被市场教育的情况。
但他不得不承认，叶回舟今天下午在茶室里摊开的这一整套逻辑。
从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量缺口算起，到全球战略储备的消耗速度，到两年期美债的再融资压力。
到美联储的政策空间被三十九万亿美元债务锁死，再到黄金在历史上每一次能源危机中的暴跌-暴涨模式。
每一个环节都是可以独立验证的事实。
把它们串在一起的那根线，不是阴谋论，不是宏大叙事，是最朴素的经济学约束条件：
当一个政府欠了还不清的债，它最终一定会选择印钱。
这不是预测。
这是在已知约束条件下推演出的唯一可行解。
老关站起来，走到窗边，跟叶回舟刚才一样往下看。
水贝的太阳已经偏西了，街道上的人流开始变稀，金店的灯光陆续亮起来，把整条街照成一条暖黄色的光带。
街对面那家回收黄金的小店门口，排队的人已经少了很多。
那个穿碎花衬衫的中年女人不见了，大概是已经卖完了手里的金首饰，拿着换来的现金去办她必须要办的那件事了。
“她明天会后悔吗？”老关忽然问。
叶回舟知道他说的是谁。
“不会。”他说，“因为她是真的需要那笔钱。”
卖掉金镯子给儿子凑首付的人，不会后悔。
后悔的前提是你有的选。
她没得选。
“那谁在后悔？”
“那些明明不缺现金流、只是因为看到金价跌了百分之二十七就恐慌性清仓的人。”
他们在后悔。
或者很快就会后悔。
老关把窗户关上，转过身来。
他的表情变得很平静，是那种做完一个大宗商品交易决策之后才会出现的平静。
不是因为笃定自己一定对，是因为把所有可能出错的地方都检查过一遍之后，剩下的只能交给时间。
“我明天去一趟东莞。”他说。
“去看那个注塑厂？”
“不。”
去看那条街上到底有多少家厂在‘检修’。
如果超过一半，我就把手上那批铜的现货先锁着不出。
等他们重新开工的时候，铜价就不是现在这个价了。
叶回舟笑了。
这一次他笑得很轻，但眼睛里有光。
“你这不就是在用你自己的方式，做跟我一模一样的事吗？”
老关也笑了。
“不然你以为我为什么每次你叫喝茶我都来？”
老关走了以后，叶回舟没有马上离开茶楼。
他一个人坐在包间里，把那壶已经泡了不知道多少泡的普洱又续了一次水。茶汤淡得几乎没有了颜色，喝进嘴里只剩下一丝若有若无的甜。他把杯子攥在手心里，拇指沿着杯沿一圈一圈地转，目光落在窗外的水贝街道上，但没有在看任何具体的东西。他在等。
等刘同学的消息，等刘慧玉从香港传回来的数据，等两年期美债收益率在四点八这个关口上做出选择。他不喜欢在信息不全的时候做决定，哪怕那个决定在他心里已经有了百分之九十的把握。剩下的百分之十不是留给概率的，是留给意外。做了二十年宏观策略，他见过太多次“这次不一样”的市场教训，也见过太多次“这次还一样”的盲目自信。两者的区别从来不在于分析框架的优劣，而在于分析框架里有没有给意外留出座位。
手机震了一下。
他拿起来看了一眼，不是刘同学，是一个他不认识的号码。归属地显示东莞。他犹豫了零点几秒，接了。
“喂，是叶先生吗？我是老关介绍的，姓陈，在东莞开厂的。”
声音带着浓重的东莞口音，普通话里夹着白话的尾调，听起来像是一个在工厂车间里吼了二十年才练出来的嗓子，沙哑但中气十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