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几天，郑辉像一台上了发条的机器，运转在环球安排的行程里。
十二月十四号上午，《洛杉矶时报》的记者在酒店大堂的咖啡厅里等他。
一个头发花白的老记者，叫肯尼思·图兰。
图兰是《洛杉矶时报》的首席影评人，在好莱坞圈子里有着举足轻重的话语权。
他的评价能直接影响一批核心评委的观影倾向。
两人聊了将近两个小时。
图兰的问题很尖锐，但也很专业。
“你在电影结尾的处理非常决绝。主角完成了那段独奏，他赢了，但他也失去了一切。父亲的眼神、正常人的生活、甚至他自己。
你觉得这是一个胜利的结局，还是一个悲剧？”
郑辉端着咖啡，想了一下。
“你觉得呢？”
图兰笑了：“我在问你。”
“这是一个关于代价的结局。”郑辉说。
“胜利和悲剧之间的界限，取决于你站在哪个角度看。如果你是他的父亲，这是悲剧。如果你是沈严，这是胜利。如果你是他自己…”
他顿了一下。
“他在那一刻，已经没有自己了。他变成了鼓声本身。”
图兰在笔记本上写了几行字。
“你二十岁。”他抬起头，语气里带着感叹：“二十岁的人不该说出这种话。”
郑辉笑了笑，没有接话。
下午两点，《综艺》的封面拍摄。
摄影师是好莱坞最抢手的人像摄影师之一，在环球大楼顶层的天台上搭了一整套灯光。
郑辉换了三套衣服，拍了两个多小时。
范彬彬坐在一旁的折叠椅上看着。
摄影师让郑辉坐在一面白墙前面，手里拿着两根鼓棒，但不要看镜头，看向窗外。
快门“咔嚓”一声，光线在他侧脸上切出锐利的轮廓。
范彬彬盯着监视器里的画面，忽然觉得这个人离自己很远。
不是物理上的距离。
是那种…他站在一个她还够不到的世界里的感觉。
……
十二月十六号，导演工会放映会。
这是郑辉这趟行程中最重要的环节之一。
比弗利山庄一间私人会所的放映厅，有八十三名导演工会成员到场。
环球影业提供了精致的晚餐和红酒，每个人的座位上还放着一份简洁的电影介绍册。
电影放映结束后，灯光亮起。
主持人介绍郑辉上台。
掌声热烈但克制，这是一群见过太多好电影的人，他们的赞赏从不廉价。
郑辉站在台上，面对一屋子的好莱坞导演。
他就那么站着，双手插在裤兜里，像在和朋友聊天一样开了口。
“我知道你们在想什么。”
“二十岁。中国人。第一部电影。凭什么？”
笑声变大了一些。
“我没有答案。”他说：“我只知道，在拍这部电影之前，我坐在京城的一间考场里，脑子里只有一个画面，一个人坐在架子鼓后面，手在流血，但他停不下来。”
“我不知道这个画面从哪里来的。也许是做梦梦到的，也许是我自己也经历过类似的东西，那种你知道自己在被吞噬，但你不愿意停下来的感觉。”
他顿了一下：“所以我就把它拍出来了。”
“至于它好不好，值不值得你们花两个小时坐在这里…”
他微微歪了一下头：“反正我已经拍出来了，我表达欲创作欲得到了释放。”
台下又笑了，这些导演们都了解这种感觉。
然后是四十分钟的问答环节。
有人问他为什么把反派教师拍得如此有魅力，有人问他有没有考虑过把结尾拍成开放式。
郑辉一个一个地接，当被问到“如果给你一亿美元的预算，你下一部想拍什么”的时候，他想了两秒。
“能再加一亿吗？我怕我想拍的这些钱不够。”
全场哄堂大笑，这很导演。
……
第二天是演员工会放映会，郑辉特意把范彬彬带上了。
“你去看看。”他在车上对她说。
“看什么？”
“看看这个行业最顶层的人是什么样的。”
范彬彬坐在放映厅靠后的位置，旁边是环球影业安排的翻译。
电影她已经看过很多遍了。每次看，感受都不一样。
但今天，她没有看银幕。
她在看观众。
那些好莱坞的演员，有些她认识，有些她不认识，在黑暗中表情各异。
有人皱眉，有人微笑，有人在某些段落不自觉地握紧了扶手。
当结尾那段极限鼓solo响起的时候，放映厅里安静得很。
然后灯亮了，郑辉上台。
范彬彬看着他站在那里，面对一群人侃侃而谈。
有人问他一个问题，回答的时候很松弛，好像说了个笑话。
台下的人被他逗笑了。
范彬彬也跟着笑了。
但笑完之后，她想起在国内的时候，他也是这样。
无论是在快乐大本营的舞台上，在北电的教室里，在央视的镜头前，还是在红馆的聚光灯下…
他好像在哪里都是这样。
从容，自如，如鱼得水，不管那片水域有多深、多陌生。
她忽然想，如果有一天，自己也能站在这样的舞台上就好了。
不是站在台下看他，而是和他一起站在台上。
……
十二月十九号晚上，制片人工会放映会结束。
郑辉和环球的几个高管一起出席。因为他既是这部电影的导演和主演，也是制片人，所以这一场他必须到。
回酒店的路上，范彬彬靠在车窗上，在想什么心事。
郑辉闭着眼睛养神。
这一周下来，他每天的行程都从早上八点排到晚上十点。专访、拍摄、放映会、晚宴、碰头会…
中间还要抽空和马修团队复盘每一场活动的效果，讨论下一步的策略调整。
累不累？累。
身体上不累，系统加持的体能让他的精力无限。
但精神上的消耗是另一回事。
每一场专访，每一个问题，他都要思考最合适的措辞，考虑怎么说才能既真诚又有策略，既不得罪人又不丢失自己的立场。
这种高强度的社交博弈，比拍电影累多了。
“辉哥。”
“嗯？”
“后天我就回去了。”
“嗯，我知道。”
范彬彬转头看他，车里很暗，路灯的光一闪一闪地从窗外掠过，在他脸上画出明灭不定的轮廓。
“你一个人在这边…还要待多久？”
“圣诞节会休息几天，然后飞纽约，一月初回国参与春晚排练和忙一些事情。”
“那不是还有半个多月？”
“差不多。”
范彬彬没有再说话。
车子驶过日落大道的时候，霓虹灯把整条街照得五光十色。
她忽然开口：“辉哥，下次…”
“嗯？”
“下次，我想以女主角的身份跟你一起来。”
郑辉睁开眼睛，侧头看她，范彬彬没有回避他的目光。
“不是坐在台下看你。”
“是和你一起站在台上。在放映会上，在派对上，在那些人面前。”
“我想让他们知道我是谁。不是你的朋友，是你电影里的女主角。”
郑辉看着她，然后他伸出手，握住了她的手。
“会有那一天的，只要你肯努力。”
范彬彬把头靠在他肩膀上，没有说话。
她知道他说的不是客套话，因为他从来不说客套话。
……
十二月二十号，LAX国际航站楼。
范彬彬拖着行李箱走进安检通道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
郑辉站在栏杆外面，旁边站着何岩和林大山。
他朝她挥了挥手。
范彬彬笑了一下，转过身，走进了通道里。
……
范彬彬走后的两天，郑辉进入了颁奖季的休整期。
但所谓的休整，在环球影业的字典里，不过是从每天五场活动减少到两场。
十二月二十二号，马修安排了一场针对两个特定评委的小型私人放映。
地点不是会所，而是比弗利山庄一栋私人宅邸。
花园里的暖灯在冬夜的空气中泛着昏黄的光，室内壁炉里的火在安静地烧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