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一年十二月。
文科楼三〇六教室门口的走廊里，总是挤满了人。
许成军的“大学语文”课，被安排在每周三上午两节，周五下午一节。
这是全校性的公共选修课——不限专业，不限年级，甚至不限本校。
八十年代初的大学课堂，本没有后来那么严格的“蹭课”概念，只要你进得来、坐得下，老师一般不会赶人。
第一堂《诗经里的中国》讲完，消息就传开了。
等到第二周讲《尚书里的中国》时，教室里已经坐满了外校来的面孔。
“《尚书》里有一篇，是周公写给小皇帝成王的信。”
“周公说：君子所，其无逸。意思是，当官的人，不能贪图安逸。”
“周公告诉小皇帝：你要知道稼穑的艰难。你要知道老百姓的痛苦。你要知道，你吃的每一粒米，都是人用汗换来的。”
“你们觉得，这是说给皇帝的，还是说给所有人的？”
没人回答。
教室里很安静，安静得能听见叶子落在地上的声音。
然后他说了那句话。
那句话他背了一辈子，此刻说出来，声音不高，却像石头落进深井里，荡出看不见的波纹——
“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
他解释：诗是说出心里的志向，歌是把说出的话拉长，声音要跟着歌唱走，韵律要让一切都和谐。这是《尚书》里的话，也是中国人对艺术最古老的解释。
“你们知道这句话最动人的地方在哪儿吗？”
他看了看台下。
“它说的是‘言志’，不是‘言理’，也不是‘言事’。它承认人心里有东西要说，有东西要喊出来。三千年前的人就知道，一个人活着，不能光吃饭干活，他得有话要说，有志要伸。”
第三周讲《楚辞里的中国》，他选了《离骚》里的几句。
“屈原写这些诗的时候，已经被流放了。他在湘江边上走来走去，蓬头垢面。有人问他：你怎么落到这步田地？他说：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
他顿了顿。
“你们觉得，这是骄傲，还是悲哀？”
教室里一片安静。
三节课上完，许成军的“大学语文”课，在全校出了名。
中文系的孙教务是个细心人，他在课程表上“大学语文”的后面，用红笔加了个括号，里面写了几个字：“典籍里的中国”。
有学生看见了，问是什么意思。
孙教务说：“意思就是，许教授讲的不是一般的大学语文，是让典籍活过来的语文。”
这话传开之后，来听课的人更多了。
章培横只好跟教务处商量，把课换到了二楼的大阶梯教室——那是全校最大的教室，能装两百多人。
那段时间，来听过许成军课的人，除了复旦本校的学生，还有华东师大的、上海交大的、同济的、上海音乐学院的、上海戏剧学院的。甚至有从南京赶来的，从杭州赶来的，从合肥赶来的。
他们有的是学生，有的是青年教师，有的是已经成名的学者。
从历史意义上说，这是八十年代初思想解放浪潮中一个独特的缩影。
当“伤痕文学”在文坛掀起波澜，当“反思文学”开始叩问人性，高校的课堂也在悄然发生变化。
学生们不再满足于字词解释和段落大意，他们想听的是更深处的东西——那些典籍里活生生的人，那些跨越千年依然能刺痛人心的情感。
许成军的课，恰好回应了这种期待。
华东师大中文系的徐中玉教授，就是慕名而来的学者之一。
那天他坐在最后一排，从头到尾听完了许成军的课。下课后，他找到许成军，说了三句话。
第一句：“我们讨论中文往往局限于考据、义理、辞章，但成军你讲的是人本身。”
第二句：“这和文坛最近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很像，都是人性的觉醒。”
第三句：“许教授已经走在了我们前面。”
徐中玉和许成军已经是老相识了。
老早就打过交道。
许成军听完，沉默了一会儿，说：“徐教授，不是我走在了前面，是人本身走到了时代前面。”
———
“许教授已经走在了我们前面”这句话传开后，来听课的人更多了。
到了十二月下旬，阶梯教室已经挤不下。
有人提前两小时来占座，有人带着小板凳坐在过道里。
很多年后，一些中文系新生入学，听师兄师姐讲起当年的盛况，忍不住抱怨：“你们那会儿多好啊，能亲耳听许老师讲课。我们现在只能看他的书，看他的论文。”
老复旦人听了，只是笑。
然后他们会说：“那年冬天，阶梯教室的窗户上都结着霜花，屋里挤满了人，热气把霜都化了。许老师站在讲台上，穿着一件灰色的中山装，就那么讲着。我们坐在下面，听得大气都不敢出。”
———
十二月十五号，上海下了一场大雨。
雨点砸在梧桐叶上，噼里啪啦的。
风裹着雨，从窗户的缝隙里钻进来。
远处传来隐隐的雷声，闷闷的。
许成军坐在书桌前，翻译《百年孤独》。
苏曼舒坐在他对面，面前堆着一大堆信。
自从许成军出名之后，每天都有几十封信寄来——读者的、学生的、文坛好友的、过去人生中的一些知交的。
苏曼舒一封一封地拆，一封一封地看。
读者的信，学生的信，文坛好友的信。
还有一些是从安徽寄来的，从凤阳寄来的，从许家屯寄来的。
那些信，苏曼舒会仔细地放好。
外面雨声哗哗的，屋里却很安静。
只有钢笔划过纸面的沙沙声，和苏曼舒拆信时轻轻的撕纸声。
她偶尔抬头，看一眼对面的许成军。
他低着头，专注地写着什么，眉头微微皱着。
灯光照在他脸上，把那张年轻的面孔映得格外柔和。
她想起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
那是前年夏天，在中文系资料室。
她正在找书，看见他坐在窗边，面前摊着一叠厚厚的稿纸。
她请他帮忙拿书架最上面的一本书，他站起来，够下来递给她。
她认出他是写《向光而行》的那个许成军，来复旦参加面试的知青。
她告诉他，资料室西角那排铁柜里有1957年版的《文心雕龙注释》，对“通变”篇的解读特别透，或许对他的论文有用。
他说谢谢，等面试结束请她去豫园吃点心。
后来她才知道，那天他在楼梯间听见她唱《无锡景》了。
她没有问。
他只是说，声音很好听。
再后来，就成了她的他。
她笑了笑，继续低头看信。
雨越下越大，窗玻璃上全是水痕。
苏曼舒又拆开一封信。
信封上的字迹歪歪扭扭，寄信地址写着：安徽省凤阳县许家屯。寄信人：赵刚。
她的手顿了一下。
赵刚他在许家屯最好的朋友，一起割过麦，一起扛过锄，一起蹲在田埂上啃窝头。
赵刚也是知青，但留在了许家屯，没考上大学，也没回城。
当年许成军身子弱，干不动重活，赵刚没少帮他，是个有担当的人。
雨声继续哗哗地响着。
不知过了多久，许成军终于从稿纸上抬起头，揉了揉发酸的眼睛。
“雨还没停？”他看了一眼窗外。
“没停。”苏曼舒说。
许成军站起来，走到窗前。
苏曼舒走过去，把那封信递给他：“赵刚寄来的。”
许成军愣了一下，接过信，抽出里面的信纸。
信纸是那种最普通的作业本纸。
许成军看着那些字，眉头慢慢皱起来。
苏曼舒站在一旁，没有打扰他。
过了很久，他才把信放下。
苏曼舒轻声问：“怎么了？”
许成军没有说话。
他只是看着窗外那哗哗的大雨。
———
赵刚的信写了好几页。
他说，成军，好久没给你写信了。这几年许家屯变化挺大的，包产到户之后，日子比以前好过了。我家的地分了八亩，种了玉米和小麦，去年收了三千多斤。
他说，二娃去年去城里招工了，在建筑队干活，一个月能挣三十多块。
他说，杏花……还是老样子。她男人腿没好利索，干不了重活。她婆婆嫌她生不出儿子，天天指桑骂槐。村里有些碎嘴的，还在背后说闲话。杏花瘦了好多。俺劝她想开点，她就哭。
他说，王奎老汉……走了。
上个月的事儿。他那个肺病拖了好几年，一到冬天就喘不上气。那天早上，他儿子去叫他吃饭，发现他躺在炕上，已经没气了。脸上还带着笑，像是睡着了。
许成军看着这几个字，手微微抖了一下。
王奎老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