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给过去的那个许成军留下极大震撼的人。
哪怕现在许成军翻找那片记忆时，都会有微微的震颤。
六十来岁，在这个年代，已经不算小了。
可他就这么走了。
赵刚说，他走之前，还念叨着麦子的事。
说今年的麦种好，是成军那年引进的良种，产量高，咱许家屯的麦子比周边的村子都收得好。
他还说，他这辈子没啥遗憾的，就是有件事一直记着——那年屁逗他的时候，成军你也在台下站着。
他说你是大作家，是屯子里最厉害的人，是天上下来的文曲星，他怕你觉得他是坏人，以后到了地下被阎王爷看轻了。其实他不是。他就是想让那三户最穷的人家，多吃几口饱饭。
许成军读到这里，揉了揉眼眶。
他想起那年散会后，王奎老汉的小孙子蹲在老槐树下，眼泪掉在土上，洇出一个个小坑。他走过去，想摸摸那孩子的头，孩子抬头看了他一眼，那眼神里全是恐惧。
他什么都没说，转身走了。
他不知道，那个眼神，当时他也是。
赵刚最后说，成军，我知道你忙，不该拿这些事烦你。但我想着，你应该知道这些。
———
许成军把信放下，沉默了很久。
窗外的雨渐渐小了，天边露出一线淡淡的亮光。
许成军站起身，走到书桌前，拉开抽屉，拿出一个信封。
他往里装了些钱，又抽出一张信纸，提起笔。
笔尖悬在纸上，停了很久。
最后，他只写了几行：
“赵刚：
信收到了。钱寄回去，一部分给杏花，一部分给王奎老汉的孙子，算是我的礼，别说是我的。王奎老汉的事，我知道了。他是个好人。
替我上炷香。
成军”
写完，他把信纸折好，装进信封，封了口。
苏曼舒看着他做完这一切，轻声问：“寄回去？”
许成军点点头。
他站在窗前，望着窗外渐渐亮起来的天。
雨后的清晨，空气里有一股清新的泥土味。
远处的梧桐树光秃秃的，枝丫上挂满了水珠，在微光里闪着细碎的光。
他想的不是杏花，这姑娘命不好，他帮。
他现在想的是王奎。
想起王奎老汉那双粗糙的手，想起他蹲在仓库里翻晒麦粒的背影。
他想起那年离开许家屯时，王奎老汉站在村口，远远地看着他，没有走近，只是看着。
那些画面，像电影一样，在他脑子里一遍一遍地放。
11月份，小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爆火。
一时间全中国洛阳纸贵，小说再次引起风潮。
书里写的人，和许家屯的人一样，
《男人》火因为他写的，是人。
是人的欲望、挣扎、尊严。
王奎老汉也是这样一个人。
他多收了一百二十斤麦子，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那三户最穷的人家。
他从没有辩解，没有求饶，只是低着头，任由那些话砸在他身上。
他死的时候赵刚说脸上带着笑，像是终于可以歇一歇了。
他没有留下一句话，没有留下一张照片。
王奎老汉，是在地里长出来的。
是在麦田里、在风雨里、在人情冷暖里，一点一点长出来的。
许成军站了很久。
久到雨声渐渐小了，久到窗外的夜色一点点变淡，久到苏曼舒轻轻走过来，把手搭在他肩上。
“成军？”她轻声问。
“没事。”他说，“就是想起了一些人，一些事。”
窗外，雨终于停了。
天边露出一线淡淡的亮光，像是黎明前的预兆。
许成军站在窗前，望着那一点点亮起来的天。
他忽然想起一句诗：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王奎老汉走了，像那只飞鸿一样，在雪地上留下几个浅浅的爪印，然后就飞走了，飞远了，飞到谁也看不见的地方。
但他留下的那些东西，那些许成军亲眼看见、亲耳听见、亲身感受到的东西，会一直留在他心里。
会一直在他写的东西里。
会一直，传下去。
———
十二月二十四日，许成军署名的文章《人是目的，不是工具——关于文学价值论的思考》，发表于《文学评论》1981年第六期。
“人是目的，不是工具。”
这八个字是康德的名言，却在1981年的冬天，成为中国思想界最隐秘也最强烈的共鸣点。
作为那个一直把伤痕文学当作靶子的理论家、作家，许成军这篇文章一出来，学界就炸了。
文章的核心观点直截了当：在过去某些文学作品里，人物是为了配合一些主题才存在的，是为了演绎观念才行动的，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变成了作者手里的傀儡，变成了某种“正确性”的注脚。
许成军说，文学的终极价值，不在于论证某种先验的真理，而在于展现人的丰富性、复杂性，以及对自由的向往。文学应该回归到“人”本身——把每一个人物当作一个活生生的、值得尊重的目的来对待。
当然，在文中许成军对人本身进行了更生动的诠释，文学追求的“人”不是无序的自由，
没有人想到，率先走出这一步的，竟然是许成军。
毕竟他是那个高喊“东大文学没有未来”的人，是那个强调“文学的民族性”的人。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他一直是站在高处俯瞰时代的那一个。
但这一回，他站到了“人”这一边。
———
其实仔细想想，文学的民族性与人的主体性之间，并不存在真正的矛盾。
民族性回答的是“谁在说话”——是中国人在说话，是用中国人的眼睛看世界，是用中国人的语言讲中国人的故事。
主体性回答的是“为什么说话”——是为了人本身说话，是为了让那些沉默的人开口，是为了让那些被当作工具的人重新成为目的。
两者一外一内，互为表里。
没有民族性的主体性，是飘的，是无根的浮萍；没有主体性的民族性，是空的，是架在半空的楼阁。
许成军一直强调前者，但从许家屯那封信之后，他开始真正理解后者。
1981年的理论界，正处在一个微妙的关口。
“朦胧诗”、“寻根文学”等创作潮流已远远走在理论前面。
这些作品不重在描写外在事件，而重在表达个体的感受与无意识。
面对这些新文本，原有理论显得力不从心。
其实，“人道主义与异化”的讨论已经持续了好几年。
学者们试图反思历史的教训，重新探讨“人”的价值、尊严，以及它们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位置。
朱广潜、如信、王弱水、周杨……一个接一个的名字加入这场讨论。
而在文学领域，钱古融1957年提出的“文学是人学”，正在被重新发现。
他在1980年发表的自我批判提纲中重申：文学既然以人为对象，就应该发扬人性、提高人性，就应该以合乎人道主义的精神为原则。
问题是，这些讨论大多停留在哲学层面。
真正落到文学创作上，该怎么写？怎么写才不是“工具”，而是“目的”？
许成军这篇文章，恰好填上了这个缺口。
他用最直接的方式告诉所有人：写一个人，就要把他当成一个人来写。
他有他的爱恨，有他的恐惧，有他的选择。
他不是为了证明什么才存在的，他本身就是目的。
对于许成军来说，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至少是对于他这个穿越者来说是的。
在历史上这些讨论在1984年初戛然而止。
直到1985年，刘在复发表《论文学的主体性》。
正式成了“主体性”元年。
这一路的争鸣可以想象。
而许成军带着更完善的文学主体性理念，就这么“愣愣”地扎在了1981的年底。
因为王奎么？
不止是王奎。
因为他是许成军。
不过，与刘在复不同的是，许成军对人的诠释不至于主体性。
他文章中明确提出文学所追求的“人”，不是无政府主义的狂欢，不是随心所欲的自由，更不是对一切秩序的否定。
恰恰相反，那些为了国家尊严挺立而死的英烈，那些为了民族复兴燃烧一生的先贤，那些为了人类文明薪火相传而默默耕耘的耕耘者，那些在至暗时刻依然选择点亮自己、照亮他人的普通人——他们同样是人，而且是更值得文学深情书写的人。
因为他们用生命证明了：人可以成为目的，也可以主动选择成为更伟大的存在。
他们的牺牲不是工具性的“被使用”，而是作为“人”的自觉选择——选择了担当，选择了奉献，选择了把个人的微光汇入民族的火炬。
这样的选择，恰恰是人之为主体最有力的证明。
许成军说，文学要写的，从来不是“应该怎样的人”，而是“人怎样选择成为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