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赵晚报》的标题就直白多了：《“天才作家”许成军遭质疑，高产秘诀何在？》。
还有几家南方的地方小报，直接把“代笔”两个字写进了标题，只不过在后面加了个问号，进可攻退可守。
一时间各种版本的流言在街头巷尾流传，最离谱的一个说法是——
许成军是某个高干子弟的笔名，背后有一个写作班子在运作，那些小说根本就不是同一个人写的。
这个“高干子弟”的猜测被套在了《红绸》上。
有人拿《高山下的花环》里的赵蒙生的将门背景暗示许成军。
他会不会就是现实中的赵蒙生？
虽然评论界基本已经达成共识，《高山下的花环》在文学性和思想深度上远不如《红绸》，但普通读者不管这些。
他们只看标题。
许志国在东风县的家里看到这篇转载的时候，气得差点把报纸撕了。
他这辈子没发过这么大的火！
那《红绸》的主角原型是他大儿子许建军，作者是他二儿子许成军，谁给谁代笔？
我许志国的大儿子在战场上拿命换来的故事，我二儿子在煤油灯下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书，你们说是“写作班子”？
还有那“高干子弟”——
许志国从牛p里回来才几年？
他在东风县当了半辈子校长，连个科长都没当过，怎么就成了高干？
这位老校长拿着报纸在院子里站了很久，最后只说了一句话：“这帮人，嘴皮子一翻，就把人往死里糟蹋。”
许建军的信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寄到的。
他告诉许成军，化肥厂基本解决了人事问题，整体情况按照许成军建议的“技术优先、推行盈亏包干、超额留用”等做法，已经度过了最艰难的时期，生产经营开始有了起色。
信的最后说他看到了外面的传言，“我可以出面，证明我是《红绸》的原型。我一个在法卡山上断了腿的人站出来说话，看谁还敢乱嚼舌头。”
苏连诚和沈玉茹也坐不住了。
沈玉茹在客厅里来回踱步，嘴里用魔都话念叨着“这帮人哪能介坏啦”，苏连诚则难得地拍了桌子，吓得沈玉茹一激灵。
别人不知道许成军这一路怎么走过来的，他们还不知道？
从许家屯田埂上那条三条腿的板凳，到法卡山猫耳洞里背下来的那个小战士，到冰天雪地的大兴安岭里差点被熊拍死——
哪一页稿纸是代表的？
代笔？
给他代笔的人在哪里？
许成军面对家人和同事的关切，表现出了他一贯的作风——
面上不显，手下狠辣。
他把刊有查墉评论的报纸叠好放在桌角，语调平淡：“香江媒体一贯这样。现在出去解释，等于给谣言添柴火。让事实证明就好了。”
明报和《星岛日报》这套捕风捉影的功夫，是南方系媒体的祖师爷，大陆后来那些小报跟他们比，连徒孙都算不上。
事实证明来得比所有人预想的都快。
1983年1月22日。
《人民日报》第三版“文学评论”栏目刊发长篇文章，标题是《一部展现民族精神的壮丽史诗——评长篇小说〈闯关东〉》。
文章开篇便以不容置疑的语调定下基调——
“长篇小说《闯关东》的出版，是我国当代文学界的一件大事。这部作品以宏大的历史视野、生动的人物形象和深厚的民族情感，艺术地再现了近代中国规模最大的人口迁徙浪潮，讴歌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坚韧不拔的伟大精神。”
“作品成功塑造了朱开山这一典型形象，在他身上集中体现了中国劳动人民的优秀品质：勤劳勇敢、善良正直、重情重义、不畏强暴。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我们尤其需要这种敢闯敢干、勇于开拓的闯关东精神。”
1月23日，《光明日报》第四版“读书周刊”紧随其后，以《在历史的深处寻找民族的根》为题，从文化融合的视角切入——
“当我们还在为过去的创伤而沉思的时候，《闯关东》将我们的目光引向了更遥远的历史深处。它告诉我们，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历经磨难而生生不息，靠的不是什么救世主，而是千千万万普通人的顽强生命力。”
“闯关东不仅是一次人口迁徙，更是一次文化交流。中原文化与东北土著文化相互碰撞、相互吸收，最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东北文化。”
1月24日，《文艺报》头版头条刊发中国作协召开《闯关东》座谈会的长篇报道，标题是《长篇小说创作的重大收获》——
“与会的作家、评论家一致认为，《闯关东》是近年来我国长篇小说创作的重大收获，它标志着我国现实主义文学创作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这部作品成功地实现了三个结合：宏大叙事与个人命运的结合，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结合，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结合。”
同日，《解放日报》朝花副刊刊发《也谈〈闯关东〉的得与失》，在高度肯定作品艺术成就的同时，也以建设性的态度指出了可商榷之处——
“不可否认，《闯关东》是一部非常成功的作品。它有引人入胜的故事，有鲜明生动的人物，有强烈的情感冲击力。”
“我们不能因为一部作品受欢迎就盲目吹捧，也不能因为它有缺点就全盘否定。只有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才能促进文学事业的健康发展。”
五大官媒，四天之内，全部发声。这不是约好的，这比约好的更有分量。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还没有哪个三十岁以下的作家，享受过这样的待遇。
舆论的热度、官媒的背书、评论界的持续讨论，再加上《闯关东》本身不可抵挡的故事魅力，再一次把这部小说推上了巅峰。
而随之而来的，是一场关于通俗与严肃文学的更大争议。
《闯关东》算是通俗还是严肃？
说它是严肃文学，它的故事性、可读性、对普通读者的亲和力，远远超出了一般严肃文学的范畴；
说它是通俗小说，它的史诗格局、人物深度、对民族精神的挖掘，又分明站在了严肃文学的制高点上。
许成军沉默了好些天，终于在这把火烧到最旺的时候，在《文艺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关于〈闯关东〉的几点思考》的创作谈。
他写道——
“《闯关东》应该是成功的。我不是说文学意义上的成功——那个留给评论家们去争——而是被大众接受意义上的成功。从故事性上来说，我的《闯关东》是开创性的。”
“近来很多人讨论通俗和严肃，但我始终认为，文学的划分，随着时代的发展，已经不适宜用严肃和通俗来二元讨论了。”
“文学更应该按品类来分：现实类作品、幻想类作品、历史类作品，再往下细分，还可以分为武侠、科幻、奇幻等等。”
“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也是我们社会进步过程中必须接受的观念更新。过去那套‘通俗’和‘严肃’的划分，显然是封建士大夫为了把自己和贩夫走卒区分开来而发明的文化等级制度。而今天，我们只有一个阶层——人民。那一套注定要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里。”
此文一出，争议再也压不住了。
赞同者说这是中国文学分类理论的一次思想解放，许成军把文学从士大夫的等级偏见里解放了出来，是继“人是目的，不是工具”之后最振聋发聩的宣言。
反对者说他这是为自己的“通俗化写作”找借口，把严肃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界限抹平，是在为文学品质的滑坡开绿灯。
两边从报纸吵到杂志，从杂志吵到作家协会的会议室，最后吵进了全国各大高校的中文系课堂。
而在这场波及整个文坛的论战之中，暂时没有人提代笔。
这特么这种思想深度谁给代笔？
所有关于《闯关东》的讨论，最终都回到了许成军自己的理论框架里——他直接重新定义了什么叫做文学。